“杨家匠”造桥记

 

 

出发去上海的当天，杨善仁一大早就起了床。他没有收拾行囊，而是像往常一样，背着手在村里踱来踱去。看到他的乡亲都会打声招呼：“老杨，你要去上海造桥了啊。”

杨善仁摆摆手：“去做老师，几天就回来。”

学生，是他最小的孙子杨全景。不远处，杨全景已经着急地把车发动了起来。“爷爷，抓紧时间，快出发了！”

杨全景已经等不及开始自己的造桥生涯了。他把这座将落户上海奉贤海湾旅游区的侗族风雨桥，当做自己的“处女作”。

而这，也将是92岁的、和造桥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杨善仁的“封笔作”。

 

与桥结缘

 

在广西省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杨善仁算得上是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说传奇，是因为他的出生，就与当地最有名的一座桥结下了不解之缘。

程阳桥就在程阳八寨的村口，横跨林溪河。许许多多从桂林出发，花4、5个小时赶200多公里路程，来三江县旅游的人，几乎都是慕桥而来。

这是一座典型的侗族风雨桥。长77.76米，宽3.75米。远远看去，5个多角塔形桥亭建于5个青石垒砌的大墩之上。亭阁瓦檐层叠，飞檐高挑，犹如舒展的羽翼，逶迤交错，气势恢宏；19间桥廊全靠凿榫衔接，不用一根钉子，浑然天成；古老的木质结构上雕刻着各种飞禽走兽，飞檐上悬挂着铜铃，护栏上的彩绘诉说着侗家历史故事。在当地的官方说明中，程阳桥与中国的赵州石拱桥、泸定铁索桥以及罗马尼亚的诺娃沃钢架桥一起被誉为“世界四大历史名桥”。

出售当地特色饰品的村民和游客把桥上挤得满满当当。当看到杨善仁走过，村民会自豪地向游人介绍：看，这桥就是他家造的。

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杨善仁都会连连摆手，显得有些生气地解释：哪能这么说！不过造桥时我父亲出力最多罢了。

对于父亲杨唐富，除了母亲和乡亲的讲述，杨善仁并没有任何印象。

1911年春末夏初的一个阴雨天，杨唐富和同寨的梁昌宗赶集回家，却遇上了大雨，过林溪河时水位暴涨，两个人勉强相扶趟水而过，差一点被山洪卷走。心有余悸的两人回到村子，就提出在林溪河上造一座桥。

“母亲后来说，父亲当时提出造桥，还有着‘私心’。”杨善仁说，杨家到他父亲这一代，已经是三代单传。当时已经50岁的父亲深恐无后，焦虑万分，希望修桥带来的“功德”能让自己添个儿子。

造桥的想法得到了程阳八寨中众多人士的拥戴，大家成立了一个建桥的班子，把有责任心和肯吃苦带头的人推举为“首士”，即带头人。造桥的经费则向各寨筹款。杨唐富带头捐款捐料，并提议每位首士拿出自家田地作抵押，若不当首士，身退田不退，表明破釜沉舟的决心。于是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经过两年的筹集，终于开工。施工中经费遇到困难，就向过路商家甚至外省的侗寨募捐。

为了修桥，杨唐富把家财悉数捐出，最后把田也抵押了出去。他捐钱的数量排在所有“首士”的第二位。村里人都说，加上投工所费，杨唐富的贡献超过了第一位；因为第一位是位财主，只出钱不投工。正因为这样，程阳桥五亭中最重要的中间那个亭，就划归杨唐富――亭子所用的木料，由他一人捐献，这在侗族村寨里，是至高的荣耀。

不知道是心诚所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1922年，程阳桥主体已经基本完工，盼星星盼月亮的杨唐富也终于有了一个儿子，他把儿子取名叫杨银桥，以纪念耗尽银子修桥带出来的好运。可当3年后，桥身装饰全面竣工之时，杨唐富却因积劳成疾撒手人寰，只留下了孤儿寡母。

 

代代相传

 

杨银桥被母亲送进私塾，先生给他改名为杨善仁。

虽然母亲更希望杨善仁读书成才，可他却显然继承了父亲身上的木工基因。从小，他就喜欢和刀刨斧锯打交道，父亲的老伙伴们在工地上干活时，他就在一旁看着，有不懂的地方就随时请教。1937年，程阳桥遭到山洪冲击。当时只有15岁的杨善仁就加入了抢修的队伍。

风雨桥和鼓楼，是侗族的两大标志。在广西三江侗族地区，逢寨必有鼓楼，遇河必有风雨桥。长大的杨善仁造得最多的，也是这两种建筑。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不少外地的村寨、景点，纷纷请杨善仁去当地造桥。迄今为止，他在全国各地造的桥，已经超过了一百座。

侗族的传说里：在阳间和阴间的交界处有一条阴阳河，阴阳两端的人就是以河上的桥为媒介生死转换的。因此造桥也是在为自己和家人积福。巧合的是，随着造的桥越来越多，杨家的人丁也兴旺了起来。杨善仁有五子三女，其中5个儿子全部继承了父亲的事业。8个孙子里，也有6个选择“孙承祖业”。

最优秀的是今年59岁的老四杨似玉。1983年，一场特大洪水将程阳桥冲毁大半，一支由桥梁专家组成的工程队很快来到这里准备重修。他们将廊桥的部件标记后逐个拆下，但想把这些梁柱组装上去时却遇到了麻烦。程阳桥大小部件有万余个，拆下的木头堆成了小山，专家个个挠头发愁，最后只得慕名到杨家求援。杨似玉与父亲二话没说，仅凭一把曲尺、一个墨斗等传统木工行业中极为常见的简单工具，全凭心算，就将成百上千的梁、枋、柱等构件斜穿直套，纵横交错，安装得分毫不差。从此，“杨家匠”一战成名。

遇到重大“战役”时，平时分散在各地造桥的“杨家匠”就会一起出马。1997年香港回归，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决定制作以程阳风雨桥为模型的“连心桥”当贺礼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接到制作风雨桥任务时，离交工只有短短的20多天时间。在杨善仁带领下，“杨家匠”全家老少14口人一起上阵。全家人起早贪黑，用手工一刀一刀刻出了珍贵的贺礼。

孙辈里最小的杨全景当年只有10岁，在大人身边负责递工具。长大后，他先后去了福建和广东打工，直到2012年，选择回到家乡，向爷爷学习造风雨桥的技术。“现在青年人都外出打工了，每月能赚好几千，很多人都不想再做这辛苦费神的木工。可我知道自己是侗家人，应该回家做自己民族的事情。”

 

上海造桥

 

劝杨善仁到上海造桥的，是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秘书长张安蒙。

今年64岁的她当过知青，写过小说，做过电视编导。20年前一个偶然机会，她到访国内一处已存在500多年的“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江南民居古建筑群落”，被美丽而濒于消亡的古村落“惊呆”了。她把自己的发现，通过媒体宣传了出去。可是几年后重回村落，张安蒙却发现在旅游开发的浪潮下，曾经的古村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违章搭建、盲目建设破坏了村落景观和人文内涵，大量的村民被迁了出来，大屋里常年居住的村民越来越少，溪水断流，垃圾成患。

眼前的一幕，让张安蒙下决心，开始为保护和传承中国古村落而奔走。

从2007年起，张安蒙推动了中国景观村落的评选，希望通过这一方式，让社会、政府和更多的村民从文化景观的层面理解古村落，尽可能多地抢救一批优秀古村落。

早在1998年，张安蒙便结识了杨善仁。当时正在桂林考察的她，遇到当地的民居研究专家、桂林规划设计院原院长李长杰。李长杰劝她一定要到三江，看看那里的侗族民居。在程阳八寨，张安蒙第一次见到了雄伟的程阳桥，也第一次走进了杨善仁的家。

当时，76岁的杨善仁还活跃在造桥的一线。他房间的墙壁上，挂满了各式各样叫不出名字的传统工具。两个对古村落建筑文化深感兴趣的人一见如故。

第二次见面，时间已经拨到2007年。再次来到杨善仁家的张安蒙发现，85岁的老人已经正式退居二线了。他的儿子们都已经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名师”，在外地忙着自己的事业。老人一个人在家。屋里除了当年的工具没有变换位置外，剩余的空间，几乎被各种各样的模型填满。

老人没有闲着，虽然他的子孙已经继承了他的事业，可他还是担心，自己的心血、侗族的文化会逐渐消失。他在小楼里开始了自己宏伟的工程，想要将矗立在中国各地的侗族风雨桥和鼓楼的经典之作一一制作成模型，留给后人，也留给这个世界。

别看模型小，但建造难度不比建一座真桥小多少。一件模型的构件动则几千上万，最小的构件直径只有几毫米，全凭杨善仁手工一刀一刀刻出来。对于一位老人，工作量超乎想象。

杨善仁对传承的渴望和执着，让张安蒙联想到，此前有国外媒体来上海拍摄中国传统建筑，想制作成纪录片回国播放。那何不在上海建起一座侗族风雨桥？这对希望看到侗族文化发扬的杨善仁是一种慰藉；对于渴望了解中国优秀古典建筑的外国友人，或许同样是一种慰藉。她萌生了邀请杨善仁到上海造一座桥的想法。

 

文化永存

 

杨善仁的“精气神”，让每一个见到他的人吃惊。

在上海，他听不懂周围的吴侬软语，自己的一口方言也很难让对方理解。于是只好一个人抽烟。可是只要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92岁的杨善仁总是腰背挺直，脸上看不到任何疲态。哪怕前两天刚连续奔波了上千公里。

只要有人向他请教造风雨桥的技术，杨善仁就会立即眉飞色舞起来。他喜欢用两根筷子，来比喻建桥时测量的过程。在身边担任“翻译”的杨全景解释说，自古以来，侗族建筑师最主要的测量工具就是被称作“香竿”的毛竹竿。“香竿”有长有短，通常与建筑中柱的长度相当，上面画着外人看起来十分古怪的符号，记录着这座建筑所需柱子、方条的大小短长以及各自的位置所在。

要熟练使用“香竿”可不是易事，需要建造者把所有的设计完全记在脑子里，而且还要依据建筑物的地理位置，结合周围的环境，在心中勾画出“图纸”，计算出各种数据，用符号记在竹竿上，工匠们就可以依照这根“香竿”修建起楼桥。两年前，杨全景回家开始向爷爷学习造桥技术时，“香竿”上的符号也曾经让他一头雾水。现在，用杨善仁的话来说，孙子已经基本“出师”了，可就是“审美”能力还有待提高。“风雨桥造得是不是好，要看整体是不是协调，桥身有多长，亭子有多高。比例如果不对，就算桥上能走人了，可看上去就总会有哪里不对劲。这些方面，全景还要再磨练磨练。”

从不喊累的杨善仁，最担心的还是自己身后，侗族风雨桥和侗族建筑还能不能原汁原味地传承下去。依靠口传心授的文化，发生断裂的可能性很大。上世纪80年代，杨善仁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学会了绘制建筑图纸，而在此之前，几百年来的侗族建筑，是从来没有使用过图纸的。有了图纸，文化的保留就有了一种新的可能。他还不断制作模型，要求儿孙以后造的桥，和之前的桥不能有任何重样。除此之外，就是尽可能地，在国土上留下更多的风雨桥。正因为此，当张安蒙提出邀请他到上海造桥的想法时，他一口答应了下来。

“侗族风雨桥的保护状态并不容乐观。”张安蒙说，像程阳桥这样的名桥，作为文物和当地知名景点，被保留得很好。可是更多的没有被列为文物的古桥，却陷入无人问津的局面，逐渐腐朽破败。这也是古村落保护现状的一个缩影。“在侗族传统中，风雨桥和村寨应该是一体的。有村必有桥。可现在有的村修了新的水泥桥，老桥没有人走，渐渐就会消亡。就像村民纷纷搬进钢筋水泥的新房子后，真正的传统民居也越来越少了。可与此同时，各地又修建了许多不伦不类的仿古建筑，既浪费资源，也让真正珍贵的东西得不到保护。”

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刘托是张安蒙的支持者：“保护古村落有很多方式，最常见的是原地修复、复建，还有就是由民族文化、非物质遗产的传承人，在别的地方新建。这样既可以留下更多原汁原味的建筑，也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些传统文化的美丽和珍贵，把文化永远传承下来。”

还记得从程阳八寨出发的路上，每当看到车窗外的“现代”风雨桥，杨善仁总会不断摇头：“粗制滥造，不伦不类。”然后叹口气喃喃自语：“求老天让我活到100岁，我多希望造桥造到100岁。”他的身边，杨全景正聚精会神地开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