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我就像核潜艇，潜在水下，不希望出名

   

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黄旭华等8人“共和国勋章”。

央视《面对面》栏目记者此前对95岁的黄旭华进行了专访。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曾经30年未能回家的“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

 

 

 

参加这项工作，就要当一辈子无名英雄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下水试航，因核潜艇在现代战争中战略地位重要，国际上一些军事大国纷纷加强了这一新型武器的研制工作。

为了能够强有力应对西方大国的核讹诈，1958年，作为国家最高机密的中国核潜艇工程正式立项。当时34岁的黄旭华参加了“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工作，是最早研制核潜艇的29人之一。

黄旭华说：“第一，进入这个领域就不能出去，干一辈子，犯了错误也不能出去。你一出去就把国家机密带出去了，犯了错误留在这打扫卫生。第二，绝对不能泄露单位的名称、地点、任务、工作的性质。第三，当一辈子无名英雄，不出名。人家问我你能够承受得了吗？我说能够承受得了。参加核潜艇工作，我就像核潜艇一样，潜在水底下，我不希望出名。”

 

 

一穷二白起步，土办法解决尖端技术难题

 

核潜艇是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其研制难度远非常规潜艇可比拟。包括黄旭华在内的科研人员没有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中国的核潜艇事业从零开始。

我国的核潜艇研究工作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陈毅讲了一句话，你们把事情搞出来，我这外交部长就好做了。没这个实力，我们国家在国际上是没有地位的。

在当时的条件下，黄旭华和其他科研人员想了很多土办法，来解决尖端的技术难题。没有计算机计算核心数据，他们就用算盘、计算尺，甚至用磅秤来解决核潜艇的重心问题。

黄旭华说：“核潜艇牵涉到五万多个台件、几千米长度的管道电缆、一千多吨的钢材，这么多东西组合在一艘潜艇上，要保证重量重心在最好的位置上非常困难。我们的同事没有怨言，咬紧牙关把它搞出来。我们在船台的入口处放了一个磅秤，凡是拿进船台的都要过秤，所有的重量要跟我计算的一样，重心如果不一样马上要调整。”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鱼雷攻击核潜艇“401”艇神秘下水。1974年八一建军节这天，“401”艇正式交付海军，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这是世界核潜艇史上罕见的速度：上马三年后开工，开工两年后下水，下水四年后正式入列。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我必须下去，我要为这条艇负责到底！”

 

1988年年初，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迎来了一个关键的日子，按设计极限在南海进行深潜试验。试验前，参试人员心情忐忑，有人甚至给家人写下了遗书。这种氛围，与美国的一次核潜艇极限深潜航试验有关：1963年，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在进行极限深潜航试验时，因事故沉没，艇上129人无一生还。

当得知舰上操作人员承受着超常的心理压力时，黄旭华亲自与他们对话，让他们对试验成功树立信心：这次做试验绝不是让你们去“光荣”，而是要大家把试验数据完整拿回来。座谈会上，他宣布要上艇与大家一起参与深潜试验。

黄旭华说：“他们说总设计师的任务是坐镇在水面的指挥船上，您下去干啥？我说我下去，万一试验过程当中发生了哪些不正常现象，我会及时协助艇上的援救，采取措施及时避免事故扩大。作为总设计师我要为这条艇负责到底，我必须下去。”

64岁的黄旭华是全世界第一位参与深潜试验的核潜艇总设计师。最终，“404”艇抵达水下极限深度，成功完成预定的深潜试验。黄旭华现场写下“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黄旭华说：“这几个字是我从事核潜艇事业的写照。一个是‘痴’字，一个是‘乐’字。痴，痴迷于核潜艇，献身核潜艇的事业我无怨无悔。乐，乐在其中，对待任何事物都是乐观对待。”

 

 

隐姓埋名30年，父亲去世也不知他在干什么

 

由于核潜艇研制是国家最高机密，从1958年到1988年，求索的这30年，也是黄旭华隐姓埋名的30年。

1957年元旦，黄旭华回乡探望家人，他向母亲承诺要“常常回家看看”。可是，包括他自己在内，全家人谁也想不到，自此一别，竟要30年后才能再次相见。1958年工作调动后，他与父母的联系只能通过信箱，父母多次写信问他在哪个单位、做什么工作，他总是避而不答。父亲去世时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也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对于黄旭华的多年不归，亲人们多有怨言。弟弟妹妹们说：三哥大学毕业了，就忘了家，忘了养育他的父母。黄旭华的母亲再三说：三哥不是这样子的人！但是，30年没回家，母亲难免也有不理解。

1987年，《文汇月刊》发表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讲述了他为中国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30年的事迹。文中虽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写了“他妻子李世英”。黄旭华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母亲，老母亲知道这是她的三儿媳。文章尚未读完，老人已经泪流满面。

黄旭华回忆说：“当我母亲知道我搞核潜艇，她感觉到自豪。她把子孙们叫来，说了一句，‘三哥做事大家要理解要谅解’。‘理解’和‘谅解’传到了我的耳朵，我真的哭了。我说儿子对不起他们，我没有当好儿子，也没有当好丈夫，也没有当好父亲，核潜艇就是我的一切。不能说我对家没有感情，我欠了我的父亲母亲，欠了我的爱人女儿，欠了一辈子还不了的情债。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能够这么坚持？我讲了一句话：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这个一直在我心里面。”

1988年，黄旭华借着到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出差的机会，终于回到阔别30年的广东海丰的老家。93岁的母亲终于等到了自己的三儿子。

黄旭华含泪说：“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把母亲的一条旧围巾拿来。每年冬天，我一定会戴母亲的围巾。我感觉围了这条围巾母亲就一直跟我在一道，我真的想念我的母亲。”

 

 

95岁高龄仍坚持工作，给新一代核潜艇设计者当啦啦队长

 

如今，为核潜艇奉献了一生的黄旭华已经95岁高龄，一只耳朵已听不太清，但腿脚还算利索。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黄旭华仍然每天坚持来到他的办公室，继续他的工作。

黄旭华如是说：“虽然我现在年龄大了，已经退出一线，但我感觉我的责任并没有完。世界上的技术竞争非常激烈，其中最严峻的竞争表现在国防科技领域。竞争当中，你落后了就要挨打，所以我们任重而道远。我95岁了，人家说您不要去上班。我还是有责任的，我现在的责任是给新的这一代当啦啦队长，给他们鼓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