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中国现代出版第一人”

张元济（1867―1959年），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爱国实业家。先后任清廷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维新运动时，在京创办通艺学堂，传授新学。戊戌变法失败后，到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1903年正式入职商务印书馆，曾任经理、监理、董事长，参与、主持、督导商务印书馆近60年，为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和教育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出版第一人”。

（一）

189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立。初创时，以承印名片、广告、簿记等为主。这时它还只是一家印刷作坊，其蜕变和繁荣是张元济进馆开始的。1901年，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1903年，商务印书馆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第一任总经理夏瑞芳正式邀请张元济入职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所，两人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张元济的加入，带动蔡元培、高梦旦、蒋维乔、庄俞、杜亚泉、邝富灼等兼通新学旧学的知识分子相继加入，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人员。

1902年，清廷颁布壬寅学制，废除科举制、兴办新式学堂已是大势所趋。全国各地纷纷兴办新式学堂，但其所需教科书却极度缺乏。张元济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后，开始筹划编印中小学教科书。1904年，由壬寅学制修订而来的癸卯学制正式颁布并实施，商务印书馆旋即出版由庄俞、蒋维乔等编纂，高凤谦、张元济等校订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一经发行，三日售罄。此后，商务印书馆扩大“最新教科书”的编纂，分级分科编写，陆续出版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包括国文、修身、格致、笔算、中国历史、中外地理、理科、农业、商业等科的教科书及其教授法，共16种78册，体系完备。此后十余年间，“最新教科书”扩至375种801册，占据全国教科书市场的半壁江山。“最新教科书”在国内首次按课程分门别类分级分册编写，并配套出版“教授法”。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套成功的新式教科书，为晚清乃至之后一段时期的出版编制树立了典范。这些承载着新知识新观念的教科书，起到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作用，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新国民，对近代中国教育事业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二）

晚清以降，近代中国频遭列强入侵，民族存亡之际，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整理国故运动逐渐兴起。张元济也加入这一潮流之中，以商务印书馆为依托，他主持整理出版了《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致力于古籍的保存、整理和流传。

20世纪初叶，张元济因感慨“求书之难，国学之微”，于是着手整理出版古籍，名曰《四部丛刊》。《四部丛刊》的整理，既注重系统性，也注重版本，以“书贵初刻”为原则，大力搜求古籍。张元济不仅亲赴日本寻访古籍，还亲自撰写校勘记42篇、跋文109篇。从1919年至1923年，《四部丛刊》共出版323种8548卷2100册。1934年、1936年又相继出版“续编”“三编”，共计145种1000册。

官修“二十四史”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础文献。有感于清末时流行的乾隆朝官刻武英殿本脱漏错讹之处颇多，张元济开始主持整理“二十四史”。为此，他制定了科学严谨的工作程序和制度，一是广搜善本，校勘整理时，底本、校本均为善本；二是成立校史处，进行校勘、描润等；三是制定《修润古书程》《制版须知》《修润要则》等规定，并亲自监督整理出版工作。因采用不同版本互校补配而成，好似僧人的百衲衣，故名《百衲本二十四史》。1930年《百衲本二十四史》开始出版，至1937年共计820册3301卷。

此外，为方便编译图书，也为保存善本古籍，张元济主张建立在当时享有“亚洲第一图书馆”美誉的东方图书馆。1904年，图书馆初设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09年定名为涵芬楼，1926年扩充为东方图书馆并对外开放。东方图书馆藏善本古籍共7万余册，其中，宋、元、明、清善本和孤本3.5万余册，包括存世极少的《永乐大典》25册。另有稿本71种，抄本460种，名家批校本288种。后来，东方图书馆不断增加藏书种类，藏书达到46万余册，规模为当时亚洲之最。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犯淞沪，东方图书馆被炸焚毁。张元济多年心血付之一炬。痛心之余，他编著了一本小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希望借由此书告诉国人，只要坚守中华民族的人格，民族精神就在，国家就不会亡。这也展示了他于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坚持出版救国、传承中华文脉的决心。

（三）

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掌舵人，张元济积极完善财务、版权、人事制度等，建立较为完备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实现自己“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的宏愿。

1920年，张元济邀请刚从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成回国的杨端六入馆，任会计主任，对会计制度进行改革，使原先混乱的财务工作走上正轨。自此，商务印书馆成为中国近代最早采用新式簿记法记账的出版企业之一。1903年，张元济代表商务印书馆与严复就译书《社会通诠》签订了我国出版史上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出版合同。1905年，张元济还积极参与到版权立法工作中，为清政府商部所拟的版权律、出版条例草案撰写了修改意见书。

在选聘员工时，张元济要求采取严格的回避制度。他在日记中写道：“满清之亡，亡于亲贵；公司之衰，亦必由于亲贵。”因此，他反对商务印书馆高级职员的子女到公司任职。他认为，商务印书馆子弟应该“在外办事，多受磨练”，待具备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后，再由公司聘用。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32年，他的儿子张树年取得纽约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谈及就业问题时，表示不愿进政界和洋商企业工作。他支持儿子的决定，但接着说道：“你不能进商务，我的事业不传代。”张元济以身作则，使商务印书馆在人事制度上符合现代企业的需要。

1949年9月，因为在中国文化出版界的重要影响力，82岁高龄的张元济作为特邀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接见。新中国成立后，张元济曾任上海市文史馆首任馆长，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在上海逝世。著名作家茅盾这样评价张元济：“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个开辟草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