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思想是陈独秀一生的追求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一个转折，由普遍人权说转向平民主义。他写道："这回欧洲和会，只讲强权不讲公理，英、法、意、日各国硬用强权拥护他们的伦敦密约，硬把中国的青岛交给日本交换他们的利益，另外还有种种不讲公理的举动，……我们因为山东问题，应该发生对内对外两种彻底的觉悟。由这彻底的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要之，此等觉悟之进程，以系由外交而及内政，由内政而至社会组织者。" 陈独秀走上社会革命之路，用苏俄式的民主取代法兰西式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当时访问中国的两位西方思想家杜威和罗素的影响。陈独秀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说："杜威博士分民治主义（民主主义的异译，二者在意义上并无不同--引者注）的原素为四种：（一）政治的民治主义就是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二）民权的民治主义就是注重人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三）社会的民治主义就是平等主义：如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四）生计的民治主义就是铲平不平等的生机，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前两种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民治主义，后两种是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民治主义。……因此我们所主张的民治，是照着杜威博士所举的四种原素，把政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的民治主义，当作达到我们目的--社会生活向上--的两大工具。在这两种工具当中，又是应该着重经济社会方面的；我以为关于社会经济的设施，应当占政治的大部分；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这样，他就通过杜威摸索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再向前走一步，陈独秀就写道："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要事。""现在有许多人拿德谟克拉西和自由等口头禅来反对无产的劳动阶级专政，我要问问他们的是：（一）经济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于德谟克拉西？（二）经济制度革命以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为什么不合乎德谟克拉西？那班得不着自由底财产家，为什么不去劳动？到了没有了不劳动的财产家，社会上都是无产的劳动者，还有什么专政不专政？"他引用罗素在《中国人到自由之路》里的话说："中国政治改革，决非几年之后就能形成西方的德谟克拉西。……要到这个程度，最好经过俄国共产党专政的阶段。因为求国民底智识快点普及，发达实业不染资本主义的色彩，俄国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了。""罗素这……话，或者是中国政党改造底一个大大的暗示。"由此看来，在陈独秀的心目中，以俄为师并不是抛弃自由人权，而是通向"西方的德谟克拉西"的一个过渡阶梯，也是达到更广泛、更高程度的民主的必由之路。
陈独秀先是以法兰西的普遍人权来对抗君主贵族的封建特权，这时他主要关注的是民主的抽象理念；继而他又以苏俄的大多数无产劳动者的专政来对抗少数不劳动的财产家的自由，这时他侧重的是民主的经济社会层面；在目睹斯大林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旗号残酷迫害党内外人士的暴行后，他开始集中考虑民主的具体内容和实施范围问题，因而又把目光转向英美式的民主。 在三十年代，陈独秀先是被共产党开除出党，又被国民党逮捕入狱，这使得他有时间潜心研究民主问题，并得出全新的认识。在一九四○年九月《给西流的信》中，他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一）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二）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三）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四）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借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五）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六）近代民主制其实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如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会无意的在客观上帮助这三大反动堡垒巩固及扩大势力。这封信和其他内容相似的书信和文章被结集为《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该书的另一版本有胡适的序言，他还把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下面尝试对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作一系统的编排和阐释。 一、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
根据王文元的回忆，早在一九三六年，陈独秀在郑重地研究了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后达到了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的历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而非进步（类似的说法在八十年代又由胡耀邦再次阐明）。"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及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特权之旗帜。"在《给连根的信》中，陈独秀说："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之真实价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它的意思是说，大众民主不能取消"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内容，只能扩大它的实施范围。事实上，本世纪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向前发展的：选举权从资产者扩大到普通纳税人再到所有男性公民，从男性公民到不分性别的所有公民，选民年龄不断放宽；从给代议士发薪水到给所有合格的政党和竞选者发补贴，使穷人弱者及其组织能够享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国家控制的新闻媒体公平地向各政党和竞选者提供同等宣传机会，限制有钱人的政治性捐款，防止他们享有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扩大各级选民公决的适用范围和使用频率；等等。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显然正孕育着民主制度新一轮的发展。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是"大众民主"，都不会终结民主，只要存在人类社会，就会有政治，也就需要有民主。
二、民主与社会主义是相成的，抛弃民主就是糟蹋社会主义
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在另文中说，自苏俄领导者"中途变节"，"代之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各国头脑清醒的人，乃日渐由怀疑而失望，直到现在，人民对于苏联虽然内心还怀有若干希望，而在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而已，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了！"陈独秀对苏联政府所作所为及其性质的认识，比毛泽东超前了二十年，当时不仅ZG和中国的托洛茨基派不能接受，连国民党政府也认为有碍对苏邦交而禁其发表。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主任委员拟具第8432号公函，指责陈独秀的文章"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大公报》本来要刊载陈独秀的《再论世界大势》，即被禁止，开了一个天窗。 陈独秀尖锐地指出："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
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陈独秀对苏联制度的剖析，比同辈大家托洛茨基、纪德、罗曼・罗兰等更为透彻清晰，鞭辟入里；他对斯大林的历史评判，比下一辈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围绕所谓"个人迷信"的争论，更不知要深刻和高明多少倍。让后世之人感到，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许多事情都被他说中了。
三、英美民主制与俄德意法西斯制有进步与反动之别
当时有人认为，"在战争进行中之现在，民主与法西斯之显然限界已归消失，或将归消失。"也就是说，把英美的民主制和法西斯制度视为一丘之貉，共产主义者对它们应当不偏不倚，同等对待。陈独秀依据事实层层驳斥了这种论点，他说："这句话真莫名其妙！（一）在政制本身上，民主与法西斯绝对不同的限界永远不会消失；（二）若说其限界消失是指英、法、美等民主国日渐法西斯化，即令真是如此，也绝对不能据此以为我们应该欢迎独裁反对民主的理由；（三）英、法、美将来法西斯化，是要靠第三国际第四国际帮助希特勒完全胜利，希特勒军队打到甚么地方，当然法西斯化到什么地方，否则英、法、美的民主传统不是轻易可以推翻的，如果把战时的内阁权力加强当做是法西斯化，这便不懂得法西斯究竟是甚么；（四）若认为现在的民主国和法西斯之显然限界已归消失，请睁开眼睛看看下列对照表： （甲）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能任意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派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捕人杀人。 （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据这张表，两者的限界，在英、美是几时消失的呢？在法国是因何消失的呢？每个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的音译--引者注）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宗教式的迷信时代应当早点过去，大家醒醒罢！" 陈独秀指出："在政治上毁灭民主制，回复到中世纪的黑暗，即使不很长久，也是人类可怕的灾难和不可计算的损失。""现在德、俄两国的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意大利和日本是附从地位，是现代的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柏乌政治。因此，一切斗争（反帝斗争也包含在内）比起这个斗争都属于次要又次要地位，若是有害于这个斗争的斗争，更是反动的。……不但在英、法、美国内反对战争是反动的，即令印度独立运动也是反动的。民族斗争一脱离了世界斗争的利益，便不能不是反动的。""反国社主义及格伯乌政治的大斗争，不是由于民众，而是由英、法对德战争这一较好的形式，这是全世界革命者的耻辱，若是再空谈高调，使国社主义者获得胜利，那更是罪恶！""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
四、以民主自由为国人之中心思想，适应国际化新趋势才有前途
陈独秀在去世前最后撰写的文章中告诫国人："我们既然参加了民主国家兵工厂美国所领导之反纳粹战争，我们既然参加了为保护世界民主自由而战斗同盟国集团，自然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之中心思想，使全国人同其视线同其标的以集中战斗意志；即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又加以历史传统，而且在战争中，民主自由制度一时不易达到理想程度；这自然是事实，然而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自由民主，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腐调，指摘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对于国外斗争，无论是对于轴心国或非轴心国之斗争均应从民主主义出发，不应从民族主义出发。""被旧的民族观点蒙住了眼睛，看不出将来国际化的新趋势，落后民族自己的经济条件，当然谈不上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如何发展也谈不上。今天，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非依赖先进国家不行，只要不是民族夸大狂的人，便能够认识这种命运；近百年来，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已经打破了各落后民族的万里长城；此次大战后，各派帝国主义的统治形式，将由殖民政策，转化为更集中的更有机性的国际集团，所谓大西洋宪章，所谓太平洋宪章，如此等等，便是这一集团运动的开始。……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英雄能够阻止这一国际集团化的新趋势；而且被压迫的民族，也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新趋势，将来才有前途。"许多国人在九十年代说的话，包括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陈独秀在纵论世界大势时说："由民族化趋向国际集团化，这不独是今后势之所不免，而且是人类进步的要求，要求--我们应力争以民主集团代替法西斯蒂--走向世界联邦之过渡。至如尼赫鲁所主张之除开英、美的亚洲集团，说起来很漂亮，其实这样只有使亚洲落后延长，而且这和缅甸人宁可和认识的魔鬼结交的说法，同样是一种人种的偏见，同样会替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张目，我们必须排斥这一有害的幻想！""所以任何落后民族，若以民族政策自限，必至陷于孤立（民族政策实际上就是孤立政策）而没有前途，就是苏俄也不能例外。"果然，苏联搞一个单独的所谓"阵营"，自外于世界市场，自外于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国际潮流，结果被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终于不免土崩瓦解的下场。
重读陈独秀在近六十年前写下的文字，却觉得他仿佛是在参与眼下主张全球化的金大中和鼓吹亚洲价值观的李光耀之间的对话，这种奇妙的感觉告诉我们：即使是像陈独秀这样为国人所熟悉的人物，仍然有许多思想宝藏等待着有心人去发掘。
[ 本帖最后由 西城大官人 于 2006-12-13 13:55 编辑 ]沐月光兮浴荷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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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思想是陈独秀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甚至是贯穿其一生的主线。他的民主思想是不断发展演变的，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推崇资产阶级民主；第二阶段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无产阶级民主；第三阶段被开除党籍，民主观发生了某些量变；第四阶段是一生最后4年，民主观有了质的变化。分析、探讨陈独秀一生民主思想的发展演变，对我们今天仍有深刻的启示。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ZG历史上唯一连任五届的总书记，是研究ZG党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人物。学术界对陈独秀一生及其思想的评价，可说是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大家都不否认，即民主思想始终是陈独秀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至是贯穿其一生的主线。民主不仅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高举的大旗，也是他一生奋斗追求的目标之一。陈独秀的民主思想在其一生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有多次的转折与变化。笔者认为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5年秋至1920年春，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此时他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推崇资产阶级民主；第二阶段从1920年秋冬至1927年夏，他基本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批判资产阶级民主，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第三阶段从1927年秋到1938年夏，即从离开中央领导岗位、继而被开除党籍，到抗战出狱、回党失败为止，他对党内民主问题有了切肤之感，其无产阶级民主观有了明显的量变；第四阶段从1938年7月由汉至渝始,直至1942年5月逝世而终，其民主观有了质的变化：否定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回归西方民主制度。本文将重点分析其后两个阶段的民主思想。
一、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是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异常推崇英、美、法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以此作为反对中国封建主义的利器。他的民主观主要有：1、批判封建主义破坏民主的罪恶。他说:“近世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者为公仆者也。”他指出中国封建宗法主义的根本罪恶:一是“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二是“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三是“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四是“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这种分析和批判是十分切中要害的。2、阐述由专制到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指出：“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此所谓立宪制之潮流，此所谓世界系之轨道也。吾国既不克闭关自守，即万无越此轨道逆此潮流之理。”3、分析民主与民本之差异。陈独秀对民主的本质有深刻的了解,他清晰地区分了西方近代民主主义与中国古代民本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别。他说:“夫西洋之民主主义（Democracy）乃以人民为主体，林肯所谓‘由民（By People）而非为民（for people）’者,是也。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民主与民本的这种本质差异，不仅当时一般中国人认识不清，甚至今天还有人混为一谈。陈独秀早期的民主思想，是批判封建专制的锐利武器，他也因此而被誉为当时“思想界的明星”。
二、1920年5月创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进而于8月组建中国共产党，是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直至1927年7月中旬被共产国际停职，陈独秀基本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其民主观主要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
突出表现有：1、批判资产阶段民主共和制。他宣称:“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哪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他进一步剖析说:“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是大错特错。…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党底意，一方面更不能够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陈独秀得出与先前完全不同的结论:“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2、发展社会前进趋势的观点，选择新的政治进步途径。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但是,“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以改变方向。……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他还援引罗素的话说:“中国政治改革,决非几年之后就能形成西方的德谟克拉西。…要到这个程度，最好经过俄国共产党专政的阶级。因为求国民底智识快点普及，发达实业不染资本主义的色彩，俄国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了”。
由此可见：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早先曾倍受陈青睐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现在被视为是只需半年，甚至是可以逾越、无足轻重的历史阶段了；陈独秀选择了先社会主义、后民主主义的道路，即先争取革命胜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然后再提高民族文化，发展经济，为实行民主制度提供物质条件。这与他早期认为“举凡国家社会之组织，无不为经济所转移所支配”的思想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三、1927年7月国共合作破裂，陈独秀离开了ZG中央总书记的岗位。此后近两年，基本处于半闲居状态。他对党内民主、党际关系、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领导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逐渐产生了新的看法，民主又被提上议事日程，主要表现是呼吁党内民主。尤其1929年中东路事件以后，他在7月至10月先后4次写信给ZG中央，对ZG的中东路事件宣传策略提出不同意见，反驳ZG中央和共产国际对他的批评。他在8月5日写给ZG中央常委会的信中说:“德谟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 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他指出:“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现。争辩之结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会为大众所公认;错误的意见,一经公开的被大众批驳下去,以后才不至隐藏在党内,遇着机会便要发作出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就是长期在这样的争辩中生长出来的,……”如果压制党内民主,“便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阻住了党的进步。”陈独秀的上述意见，是在政治上受冷落、被共产国际当作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的情况下提出的，但意见本身应当说是有道理的。陈独秀终因对中东路问题提出和坚持不同意见于11月被开除党籍，他对中央的处置提出异议说:“每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都不应该害怕在群众面前公开的自我批评,党只有勇敢的实行自我批评,方能够获得群众,决不会因此失去群众。”他以与党对抗的姿态宣称:“由党员群众合法讨论以纠正中央错误这一方法,既已绝望,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同年底,他在《政治意见书》中，援引了列宁的话:“我们曾经屡次确定对于工人政党的队伍中纪律之重要与见解。行动统一,讨论和批评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定义。只有这样的一个纪律,才配称先进阶级的民主政党。所以无产阶级，若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即不承认有任何行动的统一”。他批评ZG实行“铁的纪律”,“恰恰和列宁的遗教相反”。
应当承认，无论陈独秀从什么个人动机出发，他对党内民主的基本意见本身并非全无道理，尤其是在ZG尚处于幼年时期，领导革命经验不足，而共产国际又是处于远距离指挥的情况下。而ZG当时对中东路事件的宣传策略和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处理方法，今天看确实存在不妥之处。虽然1929年后陈独秀在组织上及政治路线上与党分道扬镳，但他在政治上并未背叛革命，在民主观上也未像晚年那样根本否定苏联，这从1932年他被国民党逮捕后的言行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在1933年4月给法庭的《辩诉状》中，总结自己“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过程，宣布“共产党之终极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经济落后之俄国，已有初步试验，而获得初步成功。全世界所有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国家无不陷于经济恐慌的深渊，独苏俄日即繁荣。……中国推翻帝制的革命,先于苏俄者七年。今日二者之荣枯,几不可比拟,其故可深长思矣。或谓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是妄言也”。1937年抗战爆发，陈独秀作为政治犯被释放出狱，他很快表达了想回到共产党内的愿望，虽未成功，但进一步表明他并未从政治上与党彻底决裂。从民主思想考察，他在这一时期中的观点变化尚属于量变阶段。
四、可以说除了抗战宣传之外，民主是晚年陈独秀政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其代表作是1940年7月《给连根的信》，9月《给西流的信》和11月《我的根本意见》。陈独秀沉痛地提出了一些令人震惊的观点,他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一)……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时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二)我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三)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四)我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象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五)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级和资级是一样的。……如果以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六)近代民主制的内容, 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陈独秀的上述观点，虽然在当时不合时宜，但应作具体分析。
笔者认为，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其合理性:
第一,陈独秀以民主程度作为评价社会进步与否的尺度之一,是有道理的。邓小平同志也曾说过，“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三大目标之一,也是检验“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的标准之一。陈独秀正视、重视和珍视近代民主制的求实态度,是有进步意义的。笔者认为: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其民主制度的原则、精神乃至某些具体措施,都存在一定的合理之处，确系几百年反封建斗争的产物和结晶，不应简单否定。对我们这样一个民主传统十分薄弱、封建影响根深蒂固、法制建设缺乏经验的国家来说,更应当毫无成见地、实事求是地学习、借鉴，有选择地吸收世界各国民主制度中的经验和精华,以促进我们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在加入WTO后的今天，此点尤为重要。
第二,陈独秀对于苏联经验的总结,是发人深省的。首先,他是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中最早公开正视苏联错误的人。他说：“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对苏联无限向往、大唱赞歌的20世纪40年代初，陈独秀就敏锐地察觉到苏联20年代党内斗争和30年代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并追究其根源。他在半个世纪以前所说的话，在某些方面几乎预见了90年代初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不能不钦佩陈独秀冲决权威与传统观念羁绊的理论勇气、敏锐的洞察力和大无畏的求实精神。其次，陈独秀对苏联教训总结的态度和方法也有可取之处。他强调不能把错误仅仅归罪于斯大林个人，而应从制度上找原因。他正确分析了苏联错误与斯大林个人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思想逻辑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的有关论述，与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然，陈独秀的上述看法，也有偏颇之处。他将反对苏俄独裁置于反对蒋介石独裁、法西斯独裁之上，在中、美、英等国联合苏联正共同抗击法西斯的二战时期，自然不合时宜，难以得到人们的响应与共鸣。此时的陈独秀，已经远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指点江山、叱咤风云的陈独秀已经不复存在了。
综观陈独秀的一生，从总体上看，民主思想应是其政治思想中一颗闪光的宝珠。即便是在大为减色的晚年，其民主思想依然闪耀着不少真知灼见的光辉。他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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