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怎么治成盛世的?

      2007年下半年，我到韩国大邱的庆北大学讲学半年。虽美其名曰讲学，其实无事可做。每周两小时课程，另参加他们的一个译事小组，翻译中国的《名公书判清明集》。这是一种判牍汇编。辑录南宋时期朱熹、真德秀等28人担任官吏期间所作的一些判词。此书国内除法律史学界有所专研外，一般学者鲜有涉猎。但韩国人却将译介此书，当成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逐字逐句翻译，历七年之久，行将功成。

　　浮桴海外，行囊自然越轻越好。除了几本专业书，就是为数不多的《史记》、《聊斋志异》和《贞观政要》。想读《贞观政要》，是受了丹宁的启发。八十岁以后，他写了一本《法律的界碑》，介绍英国历史上的重大案件和法律人物。他以为，学历史和法律的学生，应当更多地了解这些。可惜大多数法科学生，只知道皮毛。他又说，这些法律史上的界碑，是祖先用以辨明方向的灯塔，为后代确定了法律的进程。

　　我们的祖先，是否树立过这样的法律界碑，照亮今人的行程？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在韩国寂静地、反复地翻阅这本《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唐吴兢撰，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裴汝诚等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全书记载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君臣之间讨论政事的对话和文献。唐代皇室将其列为必读经典，元明清三代对其推崇备至。对于我等国学功底肤浅者，此书一大便利是，左右文白对照，另有必要的注释。一旦阅读原文受阻，目光稍稍左偏，就可以看到译文――真是功德无量。

　　著者以为，帝王事业的核心是“皇上如何做人”。缘此，他将《君道》作为全书第一篇。文章开首说：“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

　　这是皇上与大臣们讨论做领导和做官员的道理，类似于今天的民主生活会。皇上说，损害百姓来满足自己，就像割大腿上的肉，满足口欲。将百姓比作大腿上的肉，实在有伤大雅，但“话糙理不糙”。大臣是如何应对皇上的呢？魏徵说：“陛下所明，实同古义。”意思是，皇上，您的所言，实在符合古人的意思。

　　法律人因为相信制度的重要性，对于德行修养，漠然视之。其实，再完备的法律，官员也有回旋的空间。如果官员德行不备，正义依然无从存身。一代圣主又是如何修身养性的呢？除了自身节欲外，另一个方法是求谏和纳谏。唐太宗因为长相威严，百官进见时，往往害怕得手足无措。太宗知道大家怕他，每当有人前来奏事，总是努力做到和颜悦色，希望听到臣下的真话。

　　贞观八年，陕县县官皇甫德上书批评国政。因为言词太激烈，触怒了太宗。太宗非常恼火，认为这简直是故意毁谤！魏徵劝解说：“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惟陛下详其可否。”太宗曰：“非公无能道此者。”随后，太宗命令赏给皇甫德二十段绸缎。  

　　魏徵真是会劝人。他说自古以来，上书言事的人，往往言辞激切动人，否则不能打动皇上的心。言辞激切，看上去就像是讪谤。陛下只要考虑他的建议是否可行就罢了。太宗说：“如果不是你，就讲不出这个道理。”这其实涉及到言论自由的保护。评论者为了引人注目，总是言词激进。官员对于批评者，法官审理名誉权，如果标准过于苛刻，言论者动辄得咎，就没人胆敢抨击时弊了。

　　关于太宗纳谏，最好看的是这一段：黄门侍郎（侍从皇帝，传达诏命）刘泊对皇上说：近来有人上书言事，遇到言辞不当的人，您往往当面责问不休，使得上书言事的人羞愧而退。这样恐怕不是奖励进言者吧？太宗说：这话有道理，我要听你的话，改正过来。

　　这段描述，最是形神兼备。大臣批评皇上说：人家好心好意和你说事，你不要动不动责问不休，让人下不来台，这样谁还敢和你说事啊？话外之音是：皇上您应当大智若愚，不要动不动就和臣下犯急。听到不对的话，您心中有数就行了，不要和臣下比聪明。

　　贞观之治，史称盛世，当然不是因为皇上和大臣都是好人，背后一定有好的制度。那么，太宗的法律观又复如何？

　　贞观十年，太宗对大臣说：“国家的法令，一定要制定得简单明确，不可以把一种罪规定成几种轻重不同的条款。格式一多，官人不能都记住，容易生出奸诈。假如想出罪，就引用轻判的条文；假如想入罪，就引用重判的条文。一再变更法令，实在无益于刑理，应当下令审慎仔细制订条文，使得不再出现一罪数条的互文。”

　　法网太密，等于无法。太宗千年之前，说出了法学上的至理明言。反思近些年来，法令规章密如蛛网，社会纠纷多如牛毛。事端一起，辄思立法。其实法律之外，尚有法理；法理之外，尚有风俗人情，这些都可供法官备考。法网太密，必然互相交叉。不法之徒，上下其手，玩法令于股掌之间。

　　对于刑法，太宗的原则是：“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为了使这一政策落在实处，太宗向大臣们征求意见。谏议大夫王��说：“只要选拔公正良善的人才，凡是断狱公平允当的，就给予增加俸禄和赏赐金帛，那么断狱中的奸伪情节自然会停止。”太宗下令照办。此处涉及法官的选任和考评。选任法官不能仅凭考试，必须辅之以德行的考察，而德行是需要时间并由社会来检验的。法官提拔和加薪，应当以办案的公允为标准。对于死刑，太宗下令说：“要让中书省、门下省的四品以上高官以及尚书省的九卿共同议决。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冤狱滥刑。”其结果是，到了贞观四年，断为死刑的，天下只有二十九人。几乎没有人犯法，刑法都快搁置不用了。

　　适用死刑，唐朝要征求司法以外部门的意见，这与现代司法理念不合。但死刑应当慎用，并广泛征求意见，则是今天也应当借鉴的。此论与王胜俊院长所言的，法院是否适用死刑，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感受，几乎不谋而合。这是巧合，还是法意如此？问题是，法院适用死刑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感受，如何通过健全的民意沟通表达机制来保证。

　　贞观之治，令人神往。是什么样的理念和制度，造就了这一民族的神话？又是什么原因，使得胜地不常，盛筵难再？每个法律人可以从中细味。我以为，这是一本法律必读书，是先人为我们树立的丰碑，法律人应当在此徘徊不已。



    二OO九年二月一日于回龙观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