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维：超以像外，得其寰中

我这辈子，半生书生，半生行伍，要谈军事学，尚可（不过，我从来不谈）：谈到文学，老实说，我是个门外汉。我的弟弟俞大纲就曾跟朋友说：“千万别和我哥哥谈文学，他只有中学生程度，文星杂志都看不懂的。”

这又让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件趣事。有位喜爱中国文化的美国太太问我：“琼瑶的小说你看过没有？”我摇摇头，她又问：“那么，凌波的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你应该看过吧！”我依然摇头。这下，换她摇头兴叹了。她说：“俞先生，我看你受的教育还不够完备吧！”

我对文学的认知，主要是来自我母亲的启蒙。

我母亲是曾文正公的孙女，自幼浸润于书香经泽之中，养成了她淹贯文史、博闻强记的才学。在我的记忆里，她几乎是手不释卷的，无论经、史，子、集哪一类书，均能深髓而得其味。尤其，母亲更有惊人的记忆力，对于历史、诗、词及古今中外的说部小说，亦能精确地诵出它们的来龙去脉。我们兄弟姊妹在她慈祥而好学的熏陶中成长，很多诗词在我们幼年时，便由母亲口授而能背诵，这些文史知识的传习，经由母亲亲授，有如母乳一般的滋补，其影响也最为深厚弥远。

另外，私塾的教育也有纲举目张之功。在经学方面，我是从“公羊传”开始念起的，至今虽能随口背诵，但对于经义还是完全不懂。接...是谷梁传、左传、四书、礼记・・・・・・・等。可能是由于从经学入始，所以，影响我长大之后离文学的路子愈远。尤其，经部中最有文学风采的“诗经”，我是到六十岁以后才读的，并且是先读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英译本，读出兴趣，再回头看原典，愈读愈感觉香。这真是宝贵的遗产，先民智慧的结晶，人人都应该读的。易经的情形亦然，过了耳顺之年，参照德译本慢慢才念完。

史部方面，选读史记、汉书、通鉴的文章，另外要圈点通鉴辑览。

子部以老、庄为主，另外选读荀子的文章。

集部从楚辞开卷，一直念到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文选是先严亲自教我的。至于汉魏六朝文、韩柳文、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也要咀之嚼之，得其全味。诗词方面，则以母亲教的为多，我至今仍偏好盛唐诗，比较起来，宋诗的味道便不够，明清的更居其末。

当然，小时候我也会瞒着大人偷看闲书。像三国演义、说唐、水游传、西游记、红楼梦，都是年纪很小就看过了。那时，最让我着迷的是隋唐演义，里头的英雄豪杰，个个勇猛精壮。我心里最崇拜那天下第一条好汉李元霸，真希望能够跟他把酒共论今古事；慨然有澄清天下志。好多年以后，我的表姊曾宝荪告诉我一件往事，她说，有天傍晚，不知打那儿飞来一群乌鸦，栖在后院子的大树上，嘎嘎嘎叫嚷个不停，表姊说我大约被这群乌鸦吵烦了，跑到大树下，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枝桠上的乌鸦们，说了一段狠话：“我如果是天下第一英雄，你再叫三声看看！”后来乌鸦再叫了没有，我已经忘了，不过，我可以确定，我不是天下第一英雄。

我的小学教育，可以说是沿习曾文正公所传下的这一脉庭训家学，逐渐完成的。另外，五舅父曾广铨先生为伯祖父曾公纪泽之侄儿，他从德国出使回来之后，住长沙我的家里，替我请了两位英文教师，教我英文，我在向至圣先师孔子行拜师礼时，这两位先生便站在旁边。我也分别向他们二位叩头拜师，开始研习英文。

我开始进中学，是在十六岁那年，念的是上海复旦中学，后来因为生病在家休养，上海家附近住的都是英国人，平日，我常跟英国小孩玩耍，对语言的进益很有帮助。所以，我从复旦中学跳班两年毕业之时，除了几何学拿第二名，英文便拿了第一名。

十八岁，我进入复旦大学预科，跟王宠惠先生念名学，并随薛仙祖先生念经济学及德文。

十九岁时，我以第一名考上南洋公学(即后来的交通大学)电机科。半年之后因为肺病而休学，待在家里度过病中岁月，除了继续跟着薛先生念德文外，正巧那时候，我的表哥曾昭权先生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返国，我便跟着他念数学、微积分。后来，我们两人一起把Granville微积分里的习题都做完了。

在念复旦预科时，我曾与同学们共同出钱买化学仪器。毕业后，他们把这一套仪器全部送给我，所以，在学习数学、德文之余，做化学实验就成为重点了。大致说来，这个阶段主要学习的是科学方面的知识，与文学的关系趋于淡泊。直到我插班考进圣约翰大学三年级时，才出现扭转之势。

圣约翰大学对课程的排订乃是采美式的：三年级的学生必须修逻辑学、社会学、历史、心理学、英国文学等人文课程；四年级必须念国际法、政治学。我另外修了一门东亚历史。

这时期最重要的是，我随着校长Dr．Pott念哲学史，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是使我从电机科系转向人文学科的关键。所以，一九一八年我负笈至哈佛大学，攻的便是哲学。三年十二门课，统统拿A，一九一九攻读博士学位，并获得Sheldon Traveling Fellowship（谢尔顿旅行奖学金)，一九二一年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仍继续攻读德国哲学及数学，一方面随Dr.Riehl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并听爱因斯坦讲“相对论”。

这段期间，与我的表哥陈寅恪先生同窗共处，我与他除了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外，更是七年的同学，两人说诗谈词兼论经史，亦师亦友。他的国学底子非常丰厚扎实，时有精辟之论，我得他的润泽特多。

在长达十余年的游学生涯中，除了哲学本行之外，对于英美文学及欧洲文学的涉猎也甚为广泛，我对浪漫时期的英诗较为偏爱。

有一年，我听说罗素到中国访问，伦敦中国同学会开会欢迎他，有个人站起来问他：“和英国文学比较起来，中国学生似乎比较喜欢俄国文学，为什么？”

罗素也回答得干脆利落，他说：“因为，俄国文学的确是高明一些！”

对于俄国文学，我非常喜欢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他的另一部钜着《战争与和平》，写战争写得十分深刻。同样是描写战争的小说里，我也欣赏德国作家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他是反战的，反战的笔调较容易讨好。另外，我常读圣奥古斯汀的《忏悔录》。当年，“八二三炮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每回我到金门前线时，身边总是带着这本书。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莎士比亚和歌德的作品，一直被认为是西洋文学的经典之作，但是我个人不太喜爱。

我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都很广泛，养成了好读的习惯，尤其受母亲的影响，至今仍每天念书；只是愈读愈觉得无书可读。我记得一九一二年，陈寅恪回国时，曾去拜访一位世伯夏曾佑先生，夏伯伯告诉他：“你是故人之子，能从国外学了那么好的学问回来，很值得庆贺。我自己则只能读中国书，外国书看不懂。不过，近来已觉得没有书可读了。”陈寅恪就问他：“中国书浩如烟海，何以没有书可读了？”夏伯伯说：“都看完了嘛！”后来，我在广州岭南大学碰到陈寅恪，听他提起这段往事，他表示自己也到了无书可读的地步。他说，其实中国真正的原籍经典也只不过一百多本，其余的均是互为引述参照而已。可惜，我当时未问他是哪一百多本?

书，除了要看得多，也要看透，看书要超越书来看，才能有迥异于常人的看法。同样地，从事文学创作，最要紧的在更上一层楼，别人是就世中论世事，作家要就世外论世事。唯有超以象外，才能得其寰中，所写下的智慧之作，方是持之非强、来之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