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学从政的顾孟余

顾孟余能凭借“北大教务长”的声势，得以跻身于其时的“政治人物”之列，是得或是失呢?以他那样的理性过于热情，那样的过于谨言慎行……缺少勇往直前的泼辣冲劲，如此一个十足的书生本色，强之以担当时势动荡中拨乱反正的革命家行径，似乎难相称应。书生悲剧，古今同轨，为之浩叹。

顾孟余(1888-1972)，原名兆熊，后改孟余，浙江上虞县人。自幼聪颖，1905年入北京译学馆就读，翌年出洋留学，入德国莱比锡大学习电机工程，因兴趣不合，复转学柏林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留欧期间，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委蔡元培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力邀顾孟余为司长，未就。袁世凯当政后，蔡元培辞教育总长职，旋再度赴德，顾孟余随行。二次革命爆发，顾孟余与蔡氏回国参加讨袁。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聘顾孟余为北大教务长，其后并兼任文科德文系主任及法科经济系主任等职。顾孟余因是译学馆出身，因此英、法、德文造诣极深。在北大期间，曾以教务长的身份先后主持了美国哲学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授博士学位的典礼。在典礼发表演讲词时，顾孟余先讲一遍中文，再讲一遍英文，接着又讲一遍法文和德文。其措辞、发音，隽雅而准确，听者无不钦佩。他的学生梅恕曾回忆说：“顾先生的教学方法，纯属德国大学的教授方式，没有固定的课本，但参考书却非常多。他上经济学原理这门课，不仅国语标准、声音宏亮，而且材料之丰富，尤非一般人所能想象。所以每逢顾老师上课，都是座无虚席，一定要安排在北河沿北大第三院的大教室才容纳得下。来听讲的，除本系选课学生外，其它系的学生都有，甚至还有许多校外人士也来‘揩油’旁听。”

顾孟余协助蔡元培大力兴革北大，极力延聘人才，不问思想派别，只问有无实学，于是有保皇党之辜鸿铭，也有革新派的陈独秀和胡适，可谓兼容并蓄。顾孟余曾数次被选为北大教务长(其他名教授如胡适、陶孟和、王世杰，均曾任教务长，但只一任而止)，他专心致志于院系课程之规划，风气之革新，教职员师生权益之争取，对北大之贡献可谓厥功甚伟。蔡元培离校时，每请顾孟余代理校长，但顾孟余知蒋梦麟与蔡元培关系甚深，力辞以让蒋，故教授及学生多佩仰顾之风度。

1926年3月18日，顾孟余因抨击段政府在“三.一八”惨案的枪杀学生之举，兼以先前的反政府游行之举，终遭北洋政府通缉，乃绕道库伦，循海道南下广州，先任广东大学校长，后辞广东大学校长职，十月，改就中山大学副委员长。

对于顾孟余后来弃学从政，据周德伟回忆录说：“当时顾孟余尚未入党，蔡元培等观察形势，知汪精卫将来不论居何名义，总是孙先生最适宜的继任人选，但汪太感情化，容易冲动，考虑事理欠周密，想觅一位深沉冷静的人物辅佐他……蔡李介绍顾于汪，态度极为严肃，请汪遇事与顾商酌，故顾一入汪幕，即犹诸葛亮之于刘备，比拟虽不伦，但实情确是如此，故顾始终为汪之台柱。”又说：“汪亦感情冲动人物，不能自制，对顾虽礼貌有加，实则不能尽用其策。顾之不能制汪、陈(璧君)，犹诸葛亮之不能制刘备及关羽也，刘关失败、诸葛亮当权时已为残局，汪历次军事冒险失败，亦已为残局。牝鸡司晨，惟家之索，信矣古人之言也。”

1932年2月9日，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特任顾孟余为铁道部部长，对内清除铁路建筑及管理积弊，奖掖专才鼓励后进;对外与英、法、比等铁路债权国谈判，整理旧债树立债信，举贷新债，并运用庚子赔款购料兴工。在此期间，粤汉铁路之完成、陇海路之延伸、以及正太铁路的伸展，绩效卓著，皆系顾孟余之功。1935年12月，行政院长汪精卫辞职，由蒋介石兼任，张嘉�H出任铁道部长，顾孟余改任交通部长，迄1937年3月辞职。

抗战军兴，顾孟余以其学者敏锐的观察，早已知道中日之战无可避免，其一生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秉持民族气节，大德不亏。世人恒知顾孟余是汪精卫“改组派”之中坚，其自己亦不讳言他与周佛海、陈公博是汪之人马，长期随汪反蒋与中央对抗。但当汪于1938年12月潜离重庆，到越南河内发表“艳电”通敌求和，并计划赴南京组织伪政府时，顾孟余在香港苦劝多日无效，乃与汪精卫分道扬镳。其明辨忠奸善恶，审大是大非之原则，令人敬佩。为感念顾孟余的凛然操守，蒋介石亦捐弃前嫌，1941年7月，邀顾孟余由香港至重庆，就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1949年以后，顾孟余并未随蒋介石去台湾，而是来到香港定居。到香港以后，以顾孟余与张发奎为首，包括张君劢、张国焘、李微尘等人在内的各色人等组成了所谓的“第三势力”，以《中国之声》杂志为阵地，开展一场介于国共两种势力中间的新政治运动。众所皆知，在1950年代的冷战氛围之下，这样的政治主张是很难有生存空间的。最终，因种种原因，这一组织首先在内部出现分裂，而顾本人又遭到港英政府的告诫。不久，在港的“第三势力”土崩瓦解。顾本人也不得不离港赴美。

顾孟余在港期间，还曾创办《大道》杂志，复参与筹设“新亚书院”及“友联出版社”工作，接济赴港知识分子，贡献可谓不小。第三势力运动失败后，他绝意政治，离港赴美，居加州柏克莱，担任美国国务院设立之“中国研究中心”顾问，继任加州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顾问。1969年7月，在张研田赴美迎接礼遇邀请下，顾孟余偕夫人韦增瑛由美返台定居。1972年6月25日，病逝台北，享年84岁。

顾孟余能凭借“北大教务长”的声势，得以跻身于其时的“政治人物”之列，是得或是失呢?以他那样的理性过于热情，那样的过于谨言慎行，他不能作耸人听闻的煽惑性的演讲，也未尝拾人唾余的写语录式的文章，更没有乱肆挥霍的大批金钱，复缺少勇往直前的泼辣冲劲，如此一个十足的书生本色，强之以担当时势动荡中拨乱反正的革命家行径，似乎难相称应。书生悲剧，古今同轨，为之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