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呼唤中国智慧

    看了书名，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香港高官有大智慧吗？然后，我的第二个反应是：在香港，要完全讲官话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两个反应虽然直白、感性，但合在一起，大概就可以构成我想说的话。

    文化、视野、制度与人

    “香港高官有大智慧吗？”虽然只是一个问题，但谁都可以明白我对此并不那么具有信心。我从大陆到欧洲，又从欧洲到香港，居港近十三年，曾无数次发出过这个疑问。由于香港回归前特殊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教育氛围，香港形成了与中国大陆和欧美都不同的独特文化。十年前，我曾在一篇散文中这样写道：“一个完善的社会必须具备三个标准：富裕的经济水平、自由的政治氛围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由于特殊的原因，中国大陆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经济水平也在急起直追，但自由氛围仍稍显不足；而香港的经济和自由都无问题，唯文化底蕴的缺失，令这座城市略显失色。”

    文化底蕴的缺失导致香港有雄厚财力买到世界一流的艺术，但却无法在本土创造出世界一流的文化；香港拥有世界一流的学者薪酬，但却无法贡献世界一流的思想，或至少使思想蔓延到这个商业社会的主要角落。这些都是香港面临的困惑或“深层次问题”。香港的高官系统自然也无法摆脱这一困惑。十三年来香港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其深层次的根源。

    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十三年，在中国大陆飞速发展的同时，香港由于定位和方向的迷失而明显地落伍了。与中国大陆的官员相比，香港官员国际化程度较高，但在思维的高度、广度和深度方面，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但谁也无法否认，香港的行政系统的规范、效率和廉洁，至今仍为至少地区间所侧目。与中国大陆的官员相比，香港官员虽然在思维的高度、广度和深度方面呈现落差，但在做事的规范方面却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当中国大陆的特殊利益集团已成为一个难以割除的毒瘤时，特殊利益集团在香港要成型，至少还会遇到重重机制的阻力和各方的监督。

    这大概就是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亦即人治与法治之间的差别。再优秀的人若没有机制的监督，也将出现问题。若将这一点扩展到制度层面，拥有制衡和监督的制度也许无法创造最好的结果，但却能避免最坏的结果。

    另外，由于香港的监督不但来自机制的保障，而且也来自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社会外界力量，香港的高官要完全讲官话甚至假话，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记得香港高铁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曾在节目中这样评论，无论在今天的香港还是未来的大陆，现在做官都越来越难了，因为有太多的制约和牵制，尤其是来自民意反弹的制约；也许有人会说，高铁这样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还会有人反对，但我要说，即便是好事也不必、不应和不可能全民赞同。

    对全球中国人智慧的期待

    香港回归中国主权近十三年了。一百五十年前，英国人将一个渔村从中国人手中夺去；一百五十年后，英国人将一颗东方明珠归还到中国人手中。“强盗还是老师”，这是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中处理东西方关系时的一个长久困惑。

    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当中国重新崛起时，中国人需要从更高的高度，以更广的胸怀和更深邃的思想，面对本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面对同为人类精神财富的西方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在这方面，香港作为过去一百五十年里中西交锋和交融的经典个案，能否对中国崛起，尤其是中国崛起过程中制度建设和民族集体精神世界的成熟有所贡献？这既是我的期待，也是我的问题或困惑。

    中国拥有香港，乃中国之福。这句评价包含了须仔细品位才能解读到位的多重涵义。香港如何珍惜自己，准确定位和把握自己？中国大陆如何珍惜香港，善用香港，善待香港？这些期待显然都不仅局限于香港高官的智慧范畴，而是对崛起期全体中国人智慧的期待，同时当然也绝非官话。

     （本文为即将由「南方都市报」编辑出版的「并非官话：香港官员的大智慧」一书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