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工程师成为年轻人向往的职业

近日，国内首个系统介绍“中国人自己的工程师史”、近66万字的图书《中国工程师史》正式发布。全书对中国工程师进行比较全面、客观的记载和评价，也记录古往今来百余项中国重大工程的建设故事，提升中国工程师的社会地位，探寻工程人才的培养之路。

该书主编吴启迪教授是一位教育专家，还曾是工程师，但她并不是历史学者，是什么“刺激”了她组织编写了这样一本书？在中国倡导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和“大国工匠”的当下如何看待工程师的培养？今天，怎样让年轻人爱上当工程师？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这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主任、同济大学教授。

我国部分工程技术已居世界前列

记者：中国工程技术呈怎样的发展脉络？

吴启迪：2007年我为德国人写的《工程师史：一种延续六千年的职业》一书的中文版写序，发现中国虽有众多蜚声世界的工程奇迹，但是书中鲜有提及，对于中国工程师几乎无记载。我查了资料，发现中国也没有专门的对工程师的记录，所以才有了这个念头。编写工作得到很多人的支持，30多位院士都是我们的顾问。

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工程技术发展中，脉络有共同之处，不同的可能是节奏的快慢、技术发展时间点的先后。今天，中国在核能、桥路、钢铁、石油等领域的工程技术，已经站在世界的前列。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人不需要任何自卑感。

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工程能力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些差距。培养各类工程科技专业优秀后备人才，对于推动我国迈向世界制造业强国，具有重大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工程师的作用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工程师这一职业对广大青少年的吸引力在下降。这需要我们加强宣传，让工程师的价值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同，让工程师成为千千万万优秀年轻人向往的职业。

每个年代都有值得记录的大工程

记者：在您心中，中国古往今来那么多重大工程，哪几个排在前三？

吴启迪：每一个年代，都有很值得记录的重大工程，及其不为人知的一面。

古代，以知名的赵州桥为例，自李春主导建桥到现在，桥基仅下沉了5厘米，说明这里的地层非常适合建桥。1979年5月，由中国科学院等4个研究组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赵州桥的桥基进行了调查，自重为2800吨的赵州桥，其根基只是由5层石条砌成高1.56米的桥台，直接建在自然砂石上。这么浅的桥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英国李约瑟博士曾说：“李春的敞肩拱桥的建造是许多钢筋混凝土桥的祖先。李春显然建成了一个学派和风格，并延续了数世纪之久。这些桥使我认为在全世界没有比中国人更好的工匠了。”

在现当代，中国工程师创造的奇迹更多。我心中的“前三”，两弹一星、航空航天、高铁建设，等等……真的数不过来。比如青藏铁路，很少有人知道，“青藏铁路的奠基人”是一位上海工程师。他就是第一任总体设计师庄心丹，奉贤庄行镇人，保护冻土原则就是他提出来的。他第一次上青藏时的条件很艰苦，所谓的踏勘全靠双耳听、双眼看、双脚走。20世纪70年代、90年代的后两次大规模勘测因此少走了许多弯路。庄心丹的初测报告有300页、数十万字，全是他亲笔写出来的。报告非常完整，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有据可查，记录细致。如全线需架设的15米以上桥梁全都归纳在一个统计表里，每座桥在什么里程、用什么结构、设几个孔洞都一一标注。

新工科发展应与“一带一路”结合

记者：大力发展新工科教育已成为新的呼声。工科教育与工程师培养之间是否能画等号？

吴启迪：工程教育和工程师之间，不能画等号。前者是工程师培养的前提、教育的产物，还只是一个“毛坯”。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需要不断学习理解新技术、解决生产新需求，因此，工程师的培养过程中，执业资格认证和继续教育等不可少，特别如土木建筑等需强制性认证的专业。注册工程师制度在我国目前还不够健全。应该有专门的通道，如工程师协会，对此进行管理。

最近对“新工科”的讨论很热烈。前段时间我去法国参加全球工学院院长大会，大家都在讨论“面向未来的工程教育”。我认为，核心点是“学科交叉”，即给予学生复合型专业培养。现在当工程师，可能要考虑创新创业，经济和创业课程可以跟上；做大工程，越来越多考虑环境成本，那么相关课程是否应纳入系统性的教学；工程技术在改善生活的同时，也可能有所破坏，那么是否在人文伦理教育领域，尝试更好的结合……

记者：在当前“一带一路”大背景下，对工程教育您有何建言？

吴启迪：“一带一路”主要是围绕沿线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使之与中国共同繁荣发展。在此过程中需要大量工程技术人员的交流，这对我国工程教育是一次机遇和挑战，要求我们的工程教育能经过双边或多边的工程教育认证，能保证我们的工程师能出得去。同时我国的工程技术输出，也需要培训他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为此，我们会扩大来华留学生和培训人员。“新工科”发展应该与“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紧密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