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匡迪院士:基础理论不弄清楚 搞山寨版是走不长远的

2018年5月30日，中国工程院颁发中国工程界的最高奖――光华工程科技奖，我国杰出的钢铁冶金专家和战略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获得第十二届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

徐匡迪的故事，还要从40年前的春天讲起。

打开眼界、了解前沿，才知道该在哪些方面努力

“上海工业大学的徐匡迪老师，请你到厂部办公区来一趟！”1978年3月的一天，正在上海第五钢铁厂车间带学生炼钢的徐匡迪接到厂办通知，“有重要的事情，我们给你准备车。”接到通知是上午11点，徐匡迪没顾得上换衣服，下午就赶到市里报到，然后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了北京，住进房间才知道要召开的是全国科学大会。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后来被称作“科学的春天”的大会，将科学求真的精神吹向中国大地，也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先声。

“中国有千百万像我一样的知识分子，在‘科学的春天’里，个人和家庭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在随后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努力学习和工作。”年逾八旬的徐匡迪回忆。1982年，他被派往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开始了两年的留学生涯。“全国科学大会以后，科技工作得以恢复，过去封起来的实验室都开放了，各地、社会各界都开始重视科学技术，经费也有所提高，开始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大家也开始积极投入到科学研究当中，争取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徐匡迪说。

作为第三批公派到欧洲的留学人员，当时的徐匡迪对知识可谓如饥似渴。为了节约时间，他索性搭了一张折叠床住在实验室，白天上课，晚上做实验，没有实验员，也没有助手，导师给了课题，只能自己动手做。

当时，导师问他：“我们这里做这样的论文需要3到5年，两年的时间对你来说是不是太紧张了？”徐匡迪却坚持要在两年内完成，“留学期间，周末实验楼要关门，我才回到住宿的地方。”徐匡迪认为，打开眼界、了解前沿，他才终于知道应该在哪些方面努力。

“我国的科学技术能有今天这么快的发展，当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徐匡迪说，“全国科学大会解放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同时极大释放了我国的生产力。”上世纪80年代初，徐匡迪提出用真空循环脱气加喷粉处理大型转炉钢水，冶炼超低硫、氧钢，获得英国、瑞典专利，并用于制造英国北海油田的石油管线钢和新日本制铁公司生产的西伯利亚输油、气管线钢。此外，他还在不锈钢精炼、熔融还原动力学以及焦炉煤气制氢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成为中国喷射冶金技术的开拓者之一。

科学家要善于交流，合作研究跨领域问题

2002年，徐匡迪出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他把战略咨询工作摆到了重要位置。

“美国的‘曼哈顿计划’，请物理学家、工程学家、军事学家一起研究，后来的‘阿波罗’计划也聚集了各方面的专家。”徐匡迪说，“因此我体会到，科学家不但要集中精力于自己的专业，而且要善于同其他领域的专家交流，合作研究跨领域问题。”作为战略科学家，徐匡迪最为人所熟知的，是担任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由徐匡迪牵头组成专家咨询委员会，对总体规划、京津冀三地的功能定位、发展目标等进行论证。同时，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和形成京津冀地区新的增长极，论证在河北省建立雄安新区的可行性，徐匡迪组织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国内外专家对雄安新区的总体规划进行了数十次论证，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要求，完成了总体规划。目前雄安新区的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当时就提出，不要盲目建设大都市，不要所有的中心城市都追求建成国际化大城市。”徐匡迪说，全世界发展最快的不是超级大城市，而是城市带或者城市群。“交通上很方便，一小时能通达的城市群，是最适合发展的。”徐匡迪指出，建立一个“轨道上的京津冀”，用高速铁路连接起来，这样既可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又能促进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瞄准的是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这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徐匡迪说。

多年来，徐匡迪还先后组织了先进制造业、城镇化、人工智能等咨询项目，为国家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实现并跑、领跑，科研评价体系要有足够的韧性

“40年前的全国科学大会播下了创新的种子，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成果丰硕。”徐匡迪认为，比如在土木、冶金、采矿、地质、水利等一些工程科技领域，我国已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建造了世界最长、技术难度最大的跨海大桥，在海底取出了可燃冰，在大科学工程方面也有可喜的进展。”

“在传统的工程科技领域，我们已经具有相当的优势，但是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天科技等新兴科技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突破。”徐匡迪说，从引进、购买到实现自主研发，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现在有了大国重器，但还没有‘精器’。也就是说，肌肉强壮了、骨骼长大了，但是心脏和脑子还要靠别人，这是不行的。”

创新的一端是应用，另一端则是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现在一些领域的创新还是‘热’在了应用。”徐匡迪指出，要为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必须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攻关。他认为，“基础理论不弄清楚，照着人家搞山寨版，靠抄近路、找窍门是走不长远的，也不要寄希望于到国外购买，花钱抱个金娃娃回来。”

“比如，现在的科研评价体系，要看产值、利润，一些不出产值和利润，甚至赔钱的东西不太有人愿意做，单位也不太愿意投入，社会也不是特别关注。”徐匡迪认为，解决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的问题非一日之功，科研评价体系需要相应做出一些调整，“实现并跑、领跑，我们的科研评价体系也要有足够的韧性。”

“另一方面，系统创新也很重要。”徐匡迪认为，高铁就是一个系统创新的综合技术体系――不仅车要跑得快，而且还要与轨道、桥梁无缝衔接；车跑得快了，要保证零部件不出问题，还需要很多稳定可靠的传感器，“所以，高铁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把机械化、信息化、自动化连在了一起。”

40年前，徐匡迪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而现在乘坐“复兴号”高铁列车只需4个多小时。列车在提速，科技创新也正在神州大地加速驶向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