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院士：不怕输在起跑线上

   

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天资聪颖的人，有时他甚至觉得自己悟性不够，是个“笨人”。在一次中学同学聚会上，他当着恩师和在座同学的面，对另一位同学表达了钦佩之意，“我当年最服你，脑子好使！”

那是多年前的一次作文课，语文老师检查作文，点到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戚发轫，他老老实实地拿起作文本念着头晚满纸的心血，另一个就是这位老同学，尽管作文本上一个字没有，但这位同学竟“一点磕巴不打”地把作文“现编”了出来，当然最后还是被老师识破了。戚发轫说：“我可做不到这一点。”

在近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戚发轫已被外界诸多的光环所围绕：曾参加中国第一发导弹、第一枚运载火箭、第一颗卫星、第一艘试验飞船和第一艘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历任“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负责人，“东方红二号”、“东方红三号”卫星总设计师，直至执掌设计神舟载人飞船的帅印，丰富的经历使他被称为共和国航天事业发展史的缩影。

但就是这样一位老院士，对当年作文课上的故事仍记忆犹新。他说：“我不想造成一个印象，即所谓成功者在小时候就是优秀生，那时的我不是优秀生，是不是以后就不行啦？也不是，只要你努力也是可以的!我就是这样的。”

 

小时候努力写作业，成绩总比不上那些常看小说又爱玩的人

 

戚发轫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所接受的中小学教育掺杂了多种“血统”：自小生长在被日本占领的大连，小学学制按照日本；解放后参照苏联。课本也变来变去，那时，初中已是“很高”的学历，而所谓的高中就是“初中里头挑几个班，再找个好点的老师来讲课”。

在这种“十分不正规”的教育环境下，戚发轫时常感到学习“吃力”。

中学时，班上分为两拨儿人，一拨儿经常看小说又爱玩，还有一拨儿总是看书、努力完成作业，戚发轫属于后者。然而，每逢考试，戚发轫总是比不过前一拨儿人。

他至今记得，班里有“三驾马车”：班长、团支书和总干事。班长是学习最好的，团支书是“进步人士”，总干事是服务的。戚发轫既当过团支书也做过总干事，唯独没有当过班长，原因就是“学习不是最好的”。

戚发轫说，同样的人，有的人既学习了又玩得不错，有的人则“守规矩，不迟到，不早退，不偏科，不调皮，也不打架，一心扑在学习上”,结果却是“既没学好，也没玩好”。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以“笨人”自居，“学习不是很好，但是很努力。”戚发轫暗下决心，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精力。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大学。戚发轫的高中只上了两年半。当时大连的学制是春季毕业，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后是秋季招生。要么提前毕业，要么再念半年，他最终选择了提前毕业。

其结果是，一方面他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提前上了大学，另一方面，他很快就尝到了“苦果”：跟不上。当课堂讲到抛物面时，戚发轫连抛物线还没学过，这一度让他感觉自己和人家“差一大截”。

如今，大家都说“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在戚发轫看来，“有些人生来天赋就好，但是成功的人也各有各的样。我只能后天再努力，用句老话激励自己，笨鸟先飞。”

直到现在，他还自嘲是80后，尽管没有年轻人的爱好，“不会唱歌，不会下棋，不爱好摄影，书画也不行”，但他会在周末出现在办公室里，整理稿件或是看看书“学点历史”，“不是最聪明的，但是最努力的。”他说。

 

不要在意起跑时的位置和一时的排名

 

不过，老实归老实，却不等于死学。

在课堂上，“不爱出风头”的戚发轫像变了个人――发起言来如连珠炮又似机关枪，嗵嗵嗵地让你喘不过气，提起问题也一个比一个尖锐刁钻。

地动仪的原理是什么？徐霞客游历名山大川后有何发现？华佗的药是什么成分？一系列的问题常常让老师也措手不及。就连体育课上，他也经常会问，“老师，做这样的动作对身体究竟有什么好处？”

尽管只教了戚发轫两三年，但初中班主任、历史老师刘永礼对这个“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对任何问题都刨根问底的钻研劲头儿”的小孩念念不忘。

刘永礼总记得，戚发轫常常会为一个问题不断查找资料，学校的图书馆、书店、同学家一个都不放过。曾经，戚发轫为搞清楚一个历史小问题，从别人那里借到一套《中国通史》，如获至宝在家读了起来，而后，戚发轫还特意转借给了刘永礼。

后来，初中校长田宜恭给他写下了如此评语：不善言谈不等于两耳不闻窗外事，讷于言的人往往敏于行。

1992年，59岁的戚发轫被任命为神舟系列载人飞船总设计师。起初,这一消息让不少圈内人诧异。对一个几近花甲之年的老技术人员来说，第一步就要组建一个研制团队，由于工程大、专业面广，这些团队的成员并非一个行政单位编制，作为总设计师，既不能给人家发工资，也不能给人家发奖金，如何统一指挥对总设计师的“德行”要求甚高，就是靠人格的魅力来统领这个队伍。

戚发轫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大学寝室，8张床，7个人，毕业后各奔东西。多年后，其中一个人燃起创业梦，号召昔日兄弟加入进来，一呼百应。因为整整大学4年，宿舍热水都是他打，风雨无阻。而与之相对的则是集体对另一个人的“排挤”，这个人每星期从家带6个苹果回来，按计划一天一个，4年来从未与人分享，在创业的道路上，“此人不可交”。

而他，就是那种怀揣着创业梦的人，一个老头儿领着袁家军等一批年轻人，做了一件中国人从未做过的事。

如今人生已过半，戚发轫回想中学时代那些天赋与勤奋的“博弈”，感觉很难说哪种孩子的人生发展更好。

虽然曾经学习成绩没那么突出，但较早进入单位坚守岗位，也机缘巧合地“占”了位置，让他有了更多进步的机会。赶上国家建设新契机，与所里的老同志共同聆听钱学森讲《导弹概论》，作为年轻人常常被老同志提携、锻炼，有幸进入研究院总体设计部，研发中国第一颗卫星，这些都让这位现已80岁高龄的老人感慨，人生犹如一次长跑，成功的原因很多，不要在意起跑时的位置和一时的排名。

 

所有头衔里面我最喜欢的还是工程师

 

关于国家的“位置”，倒是戚发轫常常思考的问题。在近日中国科协夏季科学展上，他还不忘拿出一组数据来说明中国在太空领域发展的“位置”――“天上有1000多颗卫星在工作，中国有100多颗，占十分之一”。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说过，中国航天之所以有如此成就，很大程度上因为有年轻且有奉献精神的科学团队。根据戚发轫的统计，美国在1969年登月时，其研究团队的平均年龄是28岁，如今这个数字变成了42岁，而俄罗斯60岁以上的航天研究人员占到40%，反观中国，我们平均年龄35岁，非常有潜力。

但戚发轫担心：等这一拨儿年轻人成长起来后，会不会出现断层，换言之，将来会不会没有人愿意当工程师了？

60多年过去，戚发轫仍记得刚上大学时迎接新生的横幅上写的话：“欢迎未来的红色航空工程师。”那时的他作为一名工程师，“感到光荣”是发自内心的话。至今，在所有头衔里，戚发轫最喜欢的还是工程师。

科学家的责任在于发现没有发现的东西，进行“原始创新”，而工程师的工作是将科学家的发现与技术家的发明集合成一个工程，进行“集成创新”。戚发轫说，很难想象，一个社会没有工程师就像“没有临床医生”，搞了那么多研究，写了那么多论文，面对病人却束手无策。

然而，如今谈起工程师，多少感觉有点“低人一等”，比如，高级工程师只有加上教授级或研究员级才能算正高职称，而越来越多的孩子从事经济、法律、金融，学习理工科的人越来越“稀缺”。

时代已变，在戚发轫成长的年代，“国家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儿孙这代人完全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志愿。

但孩子们选择的真的是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吗？戚发轫以为不尽然，就像很多人不了解工程师是干什么的一样，不少年轻人对于选择也是在随波逐流。

他感慨“现在小学生太累”，围着考试、升学率团团转，却单单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点，“你如果问他喜欢什么，他说不出来就直接问他妈”。应试教育下疲于奔命的结果，只是终于盼到大学的“解放”,然后进入另一轮“被选择”。

戚发轫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载人登月，他也相信，总会有一些年轻人像他一样，能够实现航天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