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25年前，在个人迷信盛行、思想普遍僵化的条件下，胡耀邦顶着"两个凡是"的压力，大胆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

　　1988年8、9月间，胡耀邦在山东烟台休养。他在中央党校工作时的秘书、后来的副校长陈维仁正好也在山东。陈维仁去看望老首长，胡耀邦写了一首诗给他。陈回赋一首：

    戎马倥偬为大同，
    十年开拓振雄风。
    壮志难酬忧国运，
    神州功盖有三中。

　　这首诗概括了胡耀邦一生的功绩，也表达了他的遗憾。

　　"十年开拓"，指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从1977年3月复出，入主中央党校开始，干了整整十个春秋。这十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是拨乱反正，后一段是开拓创新。在拨乱反正过程中，胡耀邦有两大影响全局的突出贡献，一是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这两件事相互联系，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神州功盖有三中"，正是对胡耀邦这些贡献的准确概括。

    真理标准的最初提出

　　十年"文革"，也叫十年内乱，真是"天下大乱"。这个"乱"始于思想理论上的是非颠倒。"文革"后拨乱反正，要搞清什么是错误，什么是正确，就要从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开始。胡耀邦较早地意识到这一点，是拨乱反正的先觉者之一。

　　大约是在1977年4、5月间，胡耀邦就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以后才有了"拨乱反正"的提法。胡耀邦经过认真考虑，决定先办一个刊物来推动这件事。1977年7月15日，在中央党校复校开学之前，由他创办的《理论动态》问世，我从这个刊物筹办时即参与此事。

　　把被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怎么搞法？胡耀邦提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理论动态》每期一篇文章，提出一个问题，很受欢迎，效果很明显。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去耀邦的办公室，谈完事情后，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要想办法找到这样一个问题，讲清楚之后，能使许多问题都清楚。我意识到，他正从更深的层次上考虑问题。

　　回顾地看，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抓，到抓总的问题，从根本上分清是非，这是拨乱反正的一个必然的逻辑。而这个总的问题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拨乱反正还有另外一个必然的逻辑。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但这个提法并不涉及理论本身是否正确，而解决理论本身是否正确的问题，即检验真理的标准，正是当时最迫切的问题。从"准确完整"到实践标准，这又是一个必然的逻辑。
1977年12月2日，中央党校党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如何组织学员总结十年"文革"的经验。胡耀邦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还要看实践嘛。要用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

　　在当时个人迷信盛行、思想普遍僵化的条件下，胡耀邦顶着"两个凡是"的压力，敏锐找出拨乱反正的根本问题，大胆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

　　12月2日党委会后，在胡耀邦指导下，一份关于组织学员讨论总结十年"文革"的文件拟成，明确提出："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

　　1978年4月，在"党的学说"课程中，党校807名学员用10天时间展开讨论，实践标准是一个重要内容。这807名学员覆盖全党全国，影响面很广，组织这样的讨论，无疑要有很大的勇气和魄力。而这次讨论实际上就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

　　学员在讨论中提出了不少问题，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协助耀邦主持《理论动态》的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同研究组组长孙长江商定，撰写一篇进一步阐述实践标准问题的文章，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恰在此时，光明日报社送来《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孙长江根据吴江的意见，将两稿糅在一起，形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胡耀邦两次审阅此文，最后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定稿。文章在《理论动态》第60期（1978年5月10日）刊出，《光明日报》也于5月11日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与"两个凡是"派斗智斗勇

　　实践标准的提出，遭到坚持"两个凡是"者的强烈反对，包括胡耀邦的顶头上司。胡耀邦几次受到指名批评，被扣上"砍旗"的大帽子。但他坚信，历史潮流不可阻挡，顶着巨大压力，指导理论动态组和其他有关人员撰写了若干篇文章，如《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分二"是普遍现象》、《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实践标准和科学预见》等等。这些文章根据大讨论的发展情况，有针对性地阐述实践标准，将讨论逐步引向深入。

　　《理论动态》是内部刊物，开始时印数很少，只供领导干部阅读。但新闻界人士强烈要求将一些文章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胡耀邦同意后，又巧妙地采用了"特约评论员"的署名。按照当时的规矩，报纸发表社论要送审，《理论动态》的文章如果作为社论发表，就要送审，而主管者就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此外，如果用"本报评论员"的署名，又显得分量不够。而"特约评论员"文章既不需要送审，又能够引人注目。胡耀邦有意识地运用"特约评论员"文章冲锋陷阵，推进大讨论的深入发展。

　　真理标准讨论在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在有些地方局面难以打开。胡耀邦想方设法、调兵遣将，打开这些地方的僵化局面。据已故的前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沂对我讲，1979年6月，中央调他到上海担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启程前，耀邦找他谈话，说上海的讨论开展得不好，要他到上海后，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搞起来。陈沂不负重托，到上海后，同市委有关人员一起，很快打开了局面。陈沂后来在《十年历程》一书中记录了这件事。

    让历史来做结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标志着这场大讨论的胜利，但讨论远没有完全成功。三中全会后，中央做了两件事：一是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二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

　　三中全会前，几位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士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示，不同意以实践标准检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立场，受到与会者的严肃批评。但由于会议内容多，未能拿出更多时间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中央决定在三中全会后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将有关理论宣传人士集中起来，深入讨论，搞清是非。
　
　　理论务虚会从1979年1月18日开始，到4月初结束，分两段进行。第一段，召集中央理论宣传部门负责人和首都理论宣传方面人士160余人，开了20天会。休会一段时间后，开第二段会议，但由于某种原因，实际上只听了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

　　理论工作务虚会深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就一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拨乱反正的意见。这些话题有：否定"继续革命理论"和"文革"、反对个人迷信、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估计过高、党建纲领的错误，等等。现在看来，这些问题真是太平常了，但在当时还是大多数人不敢想、不敢讲的，有些思想僵化的人、很"左"的人，则认为提出这些问题是大逆不道。

　　当时有一种舆论，说理论工作务虚会出了问题，放出了不少"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这无疑是给理论务虚会泼了一盆冷水。胡耀邦在会议闭幕时说:"大家希望对这次会议做个评价，我想还是将来让历史来做结论吧。"这句话既反映出他的无奈，也表达了他的信心。迄今，时间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历史早已对理论工作务虚会做出公正的结论。胡耀邦主持的这次会议推进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拨乱反正做出了重大贡献。

    思想解放的路还长

　　真理标准讨论从1978年5月开始，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基本结束，历时三年多，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这次思想大解放还在继续，将会延续很长时间。

　　真理标准讨论首先是拨乱反正的需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在这个前提下，有几方面的因素形成合力，才冲破重重阻力，出现了大讨论的局面，并取得成功。在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时，我曾经说，回顾这场大讨论，要讲五句话：胡耀邦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邓小平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高领导者;罗瑞卿、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关键时刻给以坚决有效的支持；广大干部特别是省级和大军区主要领导干部的支持和参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这场大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胡耀邦破冰在前，功不可没。

　　过去都说，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其实，这场大讨论也为三中全会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纠正"左"和右的倾向，要解决的，既是一个思想认识和理论观点问题，又是一个政治主张问题，也是一个力量对比问题。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一大批党政官员抛弃了"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样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成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会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25个年头，但坚持实践标准、推进思想解放的任务仍艰巨，路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