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日周真相调查：民意与仕途之间

人治与法治之争

毫无疑问，吕日周在长治进行的这一系列实验，有着浓厚的“人治”色彩。对此，吕日周认为，“这个道理谁都懂。上世纪80年代我去美国访问，碰到一个认识的中国人，我知道他在国内非常懒，但是他却在那里的街道上认真地扫雪。我问他为什么要扫，他说我不扫就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可我们呢？我们能幻想着有一天眼一睁，便是完善的法治社会吗？法治也是要靠人来推动的。”

应该说，“人治”在长治短暂的实验，便已经在某些方面面临瓶颈。就拿公开曝光来说，以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久而久之，一些人便麻木了。”市督察室主任丁文松说。

法治化的尝试应该说已经开始。从今年起，长治市已经开始将单纯的舆论监督扩展成为“五大监督”，即以纪检委牵头的党政监督、以人大牵头的法律监督、以政协牵头的民主监督、以统战部牵头的民主党派监督和以新闻媒体牵头的舆论监督。

与此同时，“威权政治”的实施方式，在长治已经开始试图从领导的批示转向制度化和程序化。吕日周对此的概括是：实施寻找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公开问题、追究责任（撤、免、停、调、罚）“五步曲”和让干部过“三关”（寻找问题关、追究责任关、在党内民主测评基础上增加群众民主测评关）。

民意和仕途

与10多年前“敢为天下先”相比，现在的吕日周其实已经“成熟”了许多。比如，他面对记者时多次强调，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自己的东西，只不过是扎扎实实地落实了中央的精神。比如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缓解干群矛盾、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要发展民营经济等等，都是中央提出来的”，他只不过是“落实”了，也要求他的下属认真“落实”。

与此同时，大刀阔斧的实验，已经在短短2年多时间内收到明显成效。经济发展速度、社会安定程度和城市面貌，都有了极大改变。

但威胁依然存在。因为触及了比较广泛的利益，吕日周向不少人承认，在长治，他“一度非常危险”。即使是现在，在太原也有多位官员向记者透露，吕日周依然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是一个“异类”，不少人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明显是为了升迁。

的确，应该说吕日周的所作所为，在“官场”和在世俗化的社会两方面看来，都是明显“违反了游戏规则”的。两方面都感到困惑的是，吕日周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此，吕日周跟记者谈到他的家庭。他说，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因为父亲被诬陷为“叛徒”而长期入不了党，在问题即将解决时，又查出他妻子的大舅和舅妈均为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在当时，有了这种关系的人，很难再有政治上的进步。领导为此连续找他谈话说：你很能干，很有前途，但要想入党，必须离婚。否则，不仅影响你，还会影响你的儿子和孙子。

吕日周说，“那我就学学雷锋吧，她嫁给谁谁也要受影响，干脆让她影响我算了。”

吕日周说，你要相信，对有些人而言，他就是愿意坚持一些东西的。

而对于“官场”中的所谓游戏规则，吕日周感到的是无奈和愤慨。

“就因为你与他们一些人不同，你没有遵守某些实际规则，你就被称为‘异类’，被称为‘有争议’，而在现实中，有争议往往就是一种否定。‘太平官’什么事都不干，反而往往能够升迁，这岂非咄咄怪事？”

吕日周认为，“如果少数人就能决定一个官员的命运，那么，官员自然都会选择以一种较小的成本，来获取较大的回报。所以，某些地方官员根本不用考虑做事，不用考虑政绩，而是一心向上跑官要官。”

吕日周甚至说，“我也不是没有送过礼，没有说过好话，但我有自己的底线。而一个不驯服那些所谓的规则的人，不管怎么装也总会暴露出来，并会受到规则的惩罚。”

吕日周说，他因此时常会感到“灵魂被撕裂的痛苦”。

因此，对于权力，吕日周显得颇为矛盾。一方面，他坦承自己在长治的所作所为之所以能够强力推行，就是因为拥有上面所赋予的权力，拥有决定下属官员“乌纱帽”的权力。而另一方面，他又从本能上希望，这种权力在来源上更多一点下面的因素。他甚至提出，“谁能决定干部的命运，干部就对谁负责。”在他提出的干部过“三关”中，他显然最看重第三关，即“在党内民主测评基础上增加群众民主测评关”。惟有这样，干部才能在“对上负责的同时，也对下负责”，作风才能真正转变。

10月7日，《长治日报》公布了《中共长治市委组织部关于吕日周、张兵生实践“三个代表”群众民主测评情况的通报》，通报非常明晰地列出了民主测评的“组织单位”、“测评时间”、“测评地点”、“参与范围”、“发出及收回测评票”以及“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和“弃权”的详尽票数。

结果显示，在先后10次总共14961人的测评中，吕日周的满意票为13912票，基本满意932票，不满意63票和弃权54票。

对这一测评结果，吕日周无疑颇为得意。

但对于自己的前途，吕日周依然表示出一种矛盾的心态。他说，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够被上面认同，但是，也做好了万一不被认同的准备。“我曾在大连的棒槌岛上观海潮，那迎面扑来的浪头，排山倒海般轰地扑向海岸，似乎力量惊人。可浪退后一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一两个人的一两次冲击，不能期望过高，但是，成千上万这样的人的持续不断的冲击，就能改变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