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关麟征将军

我作为关将军的下属，长达14年之久，由于卑职小，看关将军犹如仰视巍峨的高山，虽能见其外貌，但对其中的林泉幽胜，并不尽悉。关将军参与军国大计活动，我不清楚，只能就我耳闻目睹的部分情况，叙述我个人的感触和认识。根据唯物辩证的观点，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应用在对人的观察上，也必须研究他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处于甚么地位。我觉得关将军的一生，随着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他的思想认识也是不断前进的，因此就不应把他某个时期的一言一行，用作总结他一生的定评。例如有人加给他以“反共将领”的头衔，我觉得是不公正的，他一生实际是为国家为人民，不断奋斗的一生，这可以用他自己的历史事实加以验证。

我是1936年2月到国民党陆军第二十五师的，那时关是师长，杜聿明是副师长，梁恺、张耀明分任旅长。他们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至于中下级干部，据闻也都是军校各期毕业的，单从这一点就可明白这是不折不扣的嫡系正牌的中央军，无论从军容、军纪、装备、员额各方面窥察，都使你感到这和一般杂牌队伍是不同的。在和旧同事们的闻谈中，得知师长在1933年，曾在长城古北口抗日，身负数伤，并闻在《何梅协议》前，日方提出必须关、黄（第二师师长黄杰）两师调离华北，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结果部队奉命南调时，关和有些部下因国家蒙受屈辱，爱国志向不能伸张，在战场上没有失掉的东西，却在谈判桌上失掉了，而痛哭流涕。我听了之后，深感这个部队非同一般，不仅主将忠勇爱国，而部队在主将的精神感召下，亦能同仇敌气，深感个人能在这个部队工作与有荣焉。

就在1936年的春天，陕北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阎锡山电蒋告急，蒋介石调派大批所谓中央军进入山西，关的第二十五师也是其中的一部份。他的部队是扼守同蒲路上的洪洞、越城、霍县、灵石一带。大批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堵截下，红军不得东进，不久就退回陕北。第二十五师也因“两广事变”调出山西。

1936年秋红军贺龙、徐向前两部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甘地带，蒋介石又调派大军进剿，关将军奉令后，集合全师下命令，他以磅礴的气慨，斩钉截铁般的语言，要求部下严守纪律，奋勇作战，一定要完成任务。那态势给人们的感觉，好像红军是不堪一击的。这时候关将军还不过三十岁左右，少年得志，未免勇于自信，蔑视一切，况又身受蒋介石的培育拔擢，深得信任，知遇的恩德，更使他无条件对蒋介石效忠，以蒋的意志为意志。蒋在那时被尊奉为全国唯一领袖，曾打倒军阀，统一全国，俨然是“民族英雄”。他也把蒋看成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故对蒋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也尊奉不疑，以为剿共就是为抗日创造条件，在这种思想古配下，他既受命剿共，主观上是恨不能把红军一口吃掉，当然是全力以赴，不留余地。这时他是认真对付共产党，毫不动摇的。

军行至宝鸡以后，立即侦杳红军情况，探得哪里有红军，就往里进军，一路经过凤县、两当、徽县、天水、秦安等地，翻山越岭，每日行军近百里，劲鼓得十足。可是闻风赶去时，总是扑空，却看不到红军的影子。过了秦安，在通渭、会宁境内，不但见不到红军，连老百姓也见不到了，每到一处，都是只有村庄没有人，可是屋里的东西是完好的，门不落锁，房屋也不像久无人住的样子。

关将军是注意军民关系的，他想到老百姓所以躲避国军，不会没有原因。当时国共两军像捉迷藏一样，此去彼来，经过的部队又多，难保没有骚扰，而且在当时行军无定，粮草是就地采购的，便怀疑问题是出在这里。于是下令全师，每天取用老百姓的物品，若没有物主，也要按值估价，照价封金（封包当时通用的货币），放在所用物品中，留给物主，在封皮上要写明番号、部别。并责令政工人员于各部每日由宿营地开拨后，进行检查，形成制度，查得不按规定封金的，即予严惩，这在西北曾留下很好声誉。

在陕甘进剿期间，时间不短，际上只打过一次仗。那是在一天的傍晚时分，军行至孙家河滩，中了红军的埋伏，双方混战了一个多小时，天黑了，红军自己撤走了，我们就在河滩上露营。此后再没遇军，只见红军留下的文告和标语。文告的署名是刘伯承、聂荣臻、邓小平，标语的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日，其中有“欢迎国军二十五师和我们一同抗日”，“二十五师要发扬当年长城抗日精神”……可是在当时一般人，连关将军自己，并不理解这是共产党在政治上对他的真诚号召，反以为红军自己，并不理解这是好的手段进行拉拢，当作笑谈。更不懂共产党经过反盲动主义、反左倾冒险主义，总结出了经验教训，是照他们认定的正确道路走，共非畏怯。

关将军就这样率部在陕甘转了两三个月，总是行军，找不到仗打，经过固原、海原直到黄河边上的靖远，剿共算告一段落，另执行一项新任务�C到定远营，去驱逐日水特务机关。于是由靖远到中宁，渡过黄河，从中卫沿黄河以西，贺兰山以东的狭长地区北进。这里盛产水稻，也算是鱼米之乡，有塞北江南之称。定远营在贺兰山西面的阿拉善旗，原以为要翻越贺兰山，奇怪的是并没有翻山，就到了山西，原来是顺着贺兰山缺口处大道过去的，令人想到岳满江红记，“驾长车踏码贺兰山阙”之句，但岳武穆只是抒发他要扫荡金虏的愿望，并未得身临此地，我们今天却随关将军实实在在地从贺兰山阙踏过，去驱逐日寇，不禁有一种自豪感，关将军的感触当然更加深切些。部队达定远营时，日本持务机关早已闻讯，把电台和重要物品搬上飞机逃跑了。我军把他们的一切设施和飞机场予以破坏，把所遗物资加以检查和没收。在留驻期间，关将军向阿拉善王和宁夏主席马鸿逵做一些联谊和团结工作，关系甚为融洽。

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我师奉命东调，由叶升堡踏冰过黄河，经灵武到泾川，得悉和谈经过，事变已结束，国共合作抗日，遂留驻泾川，后移咸阳，直至抗战。

从1937年7月7月卢构桥事变爆发，抗战开始至1939年湘北大捷，这两年多时间里，关将军转战在河北、河南、鲁南、苏北、江西、湖南等地，屡着战功，他知兵善战，有卓越的统驭和指挥才能，被誉为抗日名将之一，人所尽知，兹不赘述。

湘北大捷后，日寇有假道越南进兵的企图，直接威胁后方的广西、云南，影响抗日全局。关将军在这种情势下，奉命率第九集团军的五十二军、五十四军，赶赴云南，担任滇越铁路以东云南国境备任务。他知道责任重大，积极备战，一面令所属构筑国防工事，一面加紧部队作战训练，准备等敌人来时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可是日寇并没有从这里武装进攻，只是作了一些鬼鬼崇崇的间活动。我知道有这样一件事：边防部队查获一个偷越国境的姓钱的青年人，送到部，经审讯，他供出是替一个名叫韦炎培的人送信给关总司令，说韦炎培是中国人，现在替日本人当特务，但他愿意利用机会报效祖国，把敌情供给我方，才派他前来代为输诚云云。及将供词呈核，总司令指示：“要姓钱的写信给韦炎培，看韦是否前来以验真伪。”结果韦来了，表示他对祖国无限的忠诚，并不是甘心当汉奸。关将军听了他的表示，委他为谍报队少校副队长，由他掩护我方报人员，进入越南活动。在那里他不时把谍报员们转移地点，以谋安全，谍报队长孙俊伯更带领一连人夜袭猛康，捕捉逃兵（因当时在坏人勾引下，曾有极少的逃兵在猛康活动），不料未获成功反负伤被俘，一连人损伤过半。数月后韦又出现在猛康，见孙俊伯为阶下囚，深表遗憾。说他数月来，系在第一集团军防区活动，不知孙在此蒙难，现在当然要营救，但为掩蔽敌人耳目，要孙先装病，继装死，把他放在棺材里名为抬出掩埋，及抬到国境遂开棺放回。对此孙自然感恩戴德，幸未客死异国。及将经过报告总座，并述在越南所见，说亲眼见到韦在越南很吃很开，连法国的三花官（约相当于我国的上校级）对他也显得卑躬折节。不料关将军听了不由分说，竟命将孙队长关押，实令人不解。原来关将军痛恨孙俊伯愚蠢无能被敌玩弄利用，身受其害，仍不自觉，反以敌为友为之宣传。孙知被押原因后，又表示能将韦补来，求我代向总座请命。我我也觉得事属可能，就和总座的秘书李昌琪去见他，说明孙俊伯想去立功赎罪，特为转达。总座听了说：“你不要管他，他想跑，他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我说：“这个汉奸确实有些段和胆量，但他并未逃过总座的眼睛，若留着他终归是个祸害，不如把他除掉，可去一隐患。即而捕不到，也不过花点路费、工夫，绝不会像孙队长那样受到损兵被俘的遭遇。再从汉奸这次放回孙队长的经过看，并非有爱于孙队长，显然是摆设圈套，有更大的企图，他现在还不知道他的阴谋打算被识破，正可将计就，诱他上网。”总司令听了说：“要去就是你去。”我说：“总司令要我去，我能不去吗？”他说：“当着李秘书，军中无戏言，你要甚么东西，要哪处的人只管说。”我说：“甚么都不要，只要特务营派一班人跟去就行。”次日老早特务营就派了一班人去我那里，原来是个排长临时派任的班长，说是奉总座谕，连这个班都是经过挑选新编成的。从这件小事可见关将军英明过人，孙俊伯亲与其事，被利用，受残害，而不觉察，总座综所前后经过情况，即能洞烛其奸，而为所惑。要特务营派一班人的小事，也亲加指示，可见他处理问题的审慎态度。

我化装一个副官，让孙队长充作谢韦专使，领着一班人向中越边境进发，到了边境守卫连部，得番那里又来一个姓李的越南人住在附近老乡家，自称他是参与营救孙队长，被敌人察觉，将要逮捕他，他得悉情况，自己用手枪将帽子打一个洞，杀一只鸭子将血洒在帽子上，丢在地下以迷惑敌人，乘空偷跑国来避难，不能回去云云。我听了，暗示孙队长，要连长立刻派人将他请来，倍加厚待，并由孙队长转达关将军对韦的爱国热情极力称赞，对救出队长更为感激，并微露有借重之意。李也深信不，然后由孙李分别给韦炎培写信（李用越南文字，我们不识），促其前来，虽然经过很多周折，终归把韦炎培诱来就捕了。他供出他和日本驻越南领事馆和日本军方都有关系，他是云南猪棚寨人，云南大学学生，《云南革命论》，主张挑拨云南地方势力脱离国民党中央政府，另成音傀儡攻权，依附日本，效满洲国故事。这才是他活动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收集我军情报。在关将军的指挥下，终于将这批汉奸诱捕镇压，消灭隐患于无形。

关将军不但勇于作战，更严以治军，他的正规部队军纪是良好的，但那时成音的后勤单位，运输部队，没有受过严格训练，又是流动执勤，不在一处工作，监督不到，犯罪机会就比较多。他常以“施无政之令，行无法之赏”教育部下，明示他的赏罚并不是尽按常规施行，有时小错亦或受重惩，只有认真守法，才免于受罚，以期无人犯罪。但事与原违，有一个姓万的运输队长，为拿老百姓的一条毛毡子，被处以极刑。又有一天总座从电话中要我到分监部去监斩，我问斩哪个？他说：“你去就晓得了。”到了分监部，分监葛林蔚笑问：“你是来讲情的吧？”我说：“讲啥情，总座要我来监斩，到底是啥事？斩哪个？”他说了经过，原来有一个运输队长，以曾给总司令当随随从副官，近因在队长任内克扣运扶工资，贪污肥己，被撤职交监护连看管，监护连长觉得他是跟过总座的人，未免循情，看管不严，现在要将该犯送军法处惩办，却找不到犯人了。总座闻听大怒，说该监护连长违背命令，循情失职，定斩不赦。尊令执行后他又令给死者家属寄去恤金两千元。为了严肃军纪，杀一儆百，也可见他无可奈何的心境。

随着时间的流逝，关将军对共产党的态度，亦有所变化。在1936年时，他是以蒋介石的意志志剿共不遗余力，及在云南文山时，对执行蒋的指示就表现有些差距了。1941年，国民党恢复军队党务工作，各部队普遍举行集团入党，成立特别党部，部队主官就是同级党部的特派员。关将军就任第九集团军特别党部特派员后，奉国民党中央电令：“兹授权第九集团军特别党部，代表中央，指挥所有入滇、入缅军队党务”。“防止异党活动”是军队党部的四项中心工作之一。但在关将军代表中央指挥滇缅军队党务期间，对反共工作，除了承上启下照转一些官样文章外，并未作过甚么特殊的指示和要求。当时总部方面也奉有处理异党分子办法，其中规定有“对真正的共产分子，不便公开处决（因为表面上国共还在合作）可秘密处决”。这时驻防在麻栗坡的第一九八师（隶属黄维的第五十四军，师长郑挺锋）发现麻栗坡中学教员宣传共产主义，即予?捕送总部。计有黄禹臣（河北人，云南大学学生），刘清林（女，安徽人，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程先培（云南西畴人，昆明昆华师范学生）。他们在证据面前都承认了，关将军不但没有将他们秘密处决，连一个判刑的也没有，只要他们写了一份悔过书，都释放了。关将军驻文山四五年中，就只发现过这一件共产党案件，他并未照上级的规定办理。

常听见人们闲谈说关将军在人事关系上“对杂牌谦让，对正牌顶撞。”因为人们都知道他和他的顶头上司陈诚关系很坏，或不尽悉坏的原因。有一次在开远校阅熊绶春的103师，在吃饭时，我听见他亲口让：在昆明某次军事会议上大陈诚，骂陈以军阀的行径把国家的军队把持着，和个人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借以自重，不准改造，骂他是新军阀。说毕气的说：“恐怕他老子都没有他这样狠过。”足见顶撞的程度。但在宁夏时曾和马鸿逵结拜兄弟；在云南几年，对龙云主任非常尊敬；对卢汉总司令也很客气。我知有一件客气得不太恰当的，就在国民党中央授权他指挥滇缅军队党务工作时，对其他军师特别党部直接以“等因奉此，特电遵照”完事；对第一集团军特别党部，却于录原电之后，客气一番，说卢的资深望重，个人能疏浅，请卢出任领导。试想上级命令，也能私相转让吗。卢自然也客气一番，不会接受。

他对杂牌谦让，并非怀有野心，为个人拉拢势力，只是为顾全大局，泯灭派系的界限，不使地方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产生被歧视的心理，想借以加强国家的统一团结。顶撞也不是无原则的骄横跋扈，只是为使国民党军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军队，摆脱个人关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关将军被发表为东北九省保安可说，现在八年抗战八路军和我们共同打败日军，人民都希望过安定生活，再去发动内战，怎样向人民交代呢？他主观不愿去东北，适逢龙云不甘心杜聿明留在云南，推荐关将军，他遂得和杜聿明对调，改任云南备总司令。可是这时的昆明却是非常混乱的，龙云的地方残余武装，军统的大批特务，加上抗战胜利后，裁撤了一些部队，政府把编余军官在昆明成立了第十六军官总队，这个总队辖五个大队，队员约两千人，无法无天，无事生事，闲逛街头，治安很坏。“一二．一”惨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有些不明真相的人，说关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还说关曾公开宣称“学生有在校开会的自己，我也有在校外开枪的自由”，这句话显然与事实不符合。第一、惨案是11月30日夜在云南大学校内发生的，学生开会时被暴徒袭击，并非在校外遇害，说“在校外有开枪自由”，口气不合事实。第二、我虽不知暴徒的来历和行凶经过情况，但“一二．一”那天昆明学生举着头天晚上被害学生的血衣，在街上游行，我是亲眼看见的，游行队伍并没有遭到阻止和镇压。关这时掌握着全省的军警武装力量，他若真说过他在校外有开枪的自由，何以没有在这时自由开枪？第三、这和关将军一向的作风，及当时的职责要求不符合。因此我相信关将军不会说这样的话。当然他是云南警备总司令，在他身边发生惨案他有责任，但事实应当弄清，不应当以想当然，不查事实，妄加罪名，何况抗战胜利以后，关将军本人也是不愿参加内战的，那会去残害反内战的学生呢？

1946年秋，他调往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初任教育长，继任校长，从摆脱了带兵的职务。1948年6月我去南京，住在军校驻京办事处，在和周处长景康闲谈中，他告诉我，前不久陈诚曾向蒋介石推荐关将军代替汤恩伯出任第一兵团总司令，蒋征询他的意见时，幸他借故婉辞了。周表示他辞的好，并说这明明“是陈诚想借刀杀人，若不辞掉，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要准备坐陆军监狱，我只好天天给他送饭了（听说周处长是关将军童年的老师）。”这事外面很少人知，但从这里又一次看出，关是不愿参加内战的。

1949年秋，国民党政府发表他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关将军根本就没去就任新职，而退居香港了。对此各人的看法不一样，有的人说：他看战己近尾声，腐败的蒋政权将归瓦解，以后，“事业”、“官途”都没有甚么前途，所以不愿再干。也有人责他“不支撑危局，官做够了，撒手享福去了。”其实这些说法都未免有点片面性，不了解关将军的苦衷，他不是认事不清的人，从民心向背看，他知道老百姓久经战乱，都希望过和平安定生活。共产党顺应民心，为人民所拥护是必然胜利，也知道国民党腐败乖谬，自绝于人民，必然失败。但蒋介石毕竟和他有师生之谊，又是他的老长官，他冲不破传统的封建道德的束缚，不能从政治上和蒋划清界限，归向人民。但也不能去支持蒋政权与人民。过去在东征、北伐、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虽是蒋政权的有力支持者，而那时的敌人是军阀和帝国主义。现所以不能再替蒋介石卖命，并非全为蒋王朝即将崩溃，而是因为今天蒋介石的枪口是在指向人民。他的处境在他觉得是左右为茌的，他不愿作洪承畴，怕在历史上背上不忠的恶名，更不能作史可法，尽忠到底，因为他不能去屠杀人民。所以只有另寻出路，弃官不就，去海外当他的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