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公允能张伯苓

 

档案索引

1948年6月24日，经蒋介石提名，国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对这一任职老大不情愿的张伯苓，心思依然在南开大学上。暑假来临的7月13日，张伯苓遥望南国杭州，提笔给之江大学校长李培恩写信。在一番文辞优美的客套话之后，直言自己不愿意让胡鲁声老师离开南开大学投奔之江大学。这封珍藏于浙江省档案馆的重要信函，见证了张伯苓校长对老师的关爱。

允公允能张伯苓，爱教爱师爱学生――历史，一定会铭记这位史上最有爱的校长。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蒋介石告别人世的这一天，除亲人外，他最后挂念的人就是张伯苓。

蒋经国这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父亲于夜十一时五十分，病逝于士林官邸。儿痛不欲生。忆晨向父亲请安之时，父亲已起身坐于轮椅，见儿至，父亲面带笑容，儿心甚安。因儿已久未见父亲笑容矣。父亲并问及清明节以及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当儿辞退时，父嘱曰：‘你应好好多休息。’谁知这就是对儿之最后叮咛……”

生于1876年4月5日的张伯苓，至1975年4月5日蒋介石辞世这天，恰好是百岁冥诞；而距离1951年他在天津家中病逝，亦有25年――四分之一世纪矣！

 

 

张伯苓・蒋介石

爱教育・不爱当官

1949年，蒋介石最后离开大陆去台湾前，他与儿子蒋经国三番五次去看望张伯苓，请他飞赴台湾，或者到美国也行。但张伯苓以“不愿离开南开”为由，留了下来。

此前的1948年初夏，张伯苓实在架不住众人之劝，最后勉强答应蒋介石的要求，到南京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老蒋“文胆”陈布雷的电请最为直接：“我公不出，将置介公于万难之地。”张伯苓最后无奈复电说：“介公为救国者，我为爱国者；救国者之命，爱国者不敢亦不忍不从。”但他提出若干条件：考试院长只担任3个月；南开大学校长一职继续兼任。

这就是爱教育不爱当官的张伯苓，那么真切。20世纪20年代，张学良曾请张伯苓出任天津市市长，被婉拒。对于这个“院长”的干活，他明确表示：“我不愿做此事。我是办教育的，还是办教育为好。”从级别看，“考试院院长”算是个大官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架构，是根据孙中山“五权分立”的构想而成，分为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考试院“为国求贤”，负责国家人才的考选与任用，差不多就是一个分管“公务员考试”的机构。

没想到，暑假刚过不久，南京政府一些人就动议把张伯苓的校长职务给拿掉，理由是公职一人不能二兼。到了10月13日，行政院就下了免职决定。

这一年已经72岁的张伯苓，他不爱做“高官”，反而把最喜欢做的校长一职给丢了。面对如此“本末倒置”，张伯苓也不客气，11月就离开了南京的考试院，赴重庆“养病”，住进重庆南开中学老寓所里。逃不掉是命运，逃得掉是责任。

张伯苓一生办了一系列的南开学校：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还有接办四川的自贡蜀光中学。南开大学始创于1919年，是典型的私立大学，后来因为抗战，南开与北大、清华西迁，合组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此向国立大学转型，办学经费也由私募变为公款提供。

张伯苓被胡适称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早在1904年，他就与严修一起，始创天津第一所现代教育机构――天津民立中学堂；1906年，在他三十而立之时，决定扩校迁址，找了一块名叫“南开洼”的地方建校，这才有了“南开”的美名。“北有南开、南有春晖”，一时成为美谈。春晖中学是教育家经亨颐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所创立的著名中学。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在张伯苓手上就已做到了。他“胸怀世界，放眼祖国”，胸中装着世界教育、西方文化，深感要“舍旧维新”，不能仅仅是念四书五经，而要努力学习西方，“中国教育必须取法欧美”。他想的是：以社会进步为教育之目的；造就新人才，改造旧中国。在周恩来所在年级的毕业式上，张伯苓请来北大的陈独秀教授颁奖，并请他为全校作《近代西洋教育》的演讲。

如果没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就不会有著名的南开。张伯苓给南开大学制定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八字校训，南开灵魂。“允公允能”的句式，源于《诗经》“允文允武”，“允”原为文言语首助词；“允”亦有“承诺”、“要求”之意。允公是做到大公，允能是做到最能；允公是爱国爱群之公德，允能是服务社会之能力。

张伯苓对教育既有兴趣，又有信仰，更有情怀。他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教育是我青年时期的志愿，是我中年的生命，是我老年的安慰。”

 

张伯苓・严复

爱教书・不爱当兵

 

张伯苓身高超过1米9，人高马大，他祖上来自山东，是山东大汉。父亲是塾师，琵琶弹得好，人称“琵琶张”；一度举家落户天津宜兴埠，与温家宝同乡同村，温张两家后来还有姻亲关系。

1889年秋，张伯苓入学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成了严复的学生。严复(1853-1921)，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1880年他到北洋水师学堂，先后担任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作为启蒙思想家，他被鲁迅称为“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他大声疾呼变法图存，直指挽救民族危机的根本在于教育，系统提出维新教育思想并付诸实践。

北洋水师学堂请的是洋教授，教的是新学，用的是洋文，念的是洋书，开洋船，使洋枪洋炮。学生时代的张伯苓，就受到了西洋文明教育的深刻洗礼。严复对教育的认知，直接影响张伯苓的“教育救国”“西学救国”“德育为本”等教育思想的形成。北洋水师学堂出来，张伯苓一度成为海军士兵，上了通济轮，驶向大海洋；敏锐的他很快就明白：海军救不了中国，只有教育才能救国，要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代新人。

张伯苓是“热眼向洋看世界”，早年就曾多次出

洋，去日本、美国考察。通过横向比较，张伯苓看到“内外”之差距：其一，世界文明国家的人开朗活泼，而国人死板木讷。其二，世界文明国家的人性好主动进取，而吾国人被动保守。其三，国人眼界狭隘闭塞，只知个人及家庭，而思想眼光多不知社会之必要。

他终结了三年的海军生涯，弃武从文，弃军从教；在学校这个更广阔的海洋里，开一代风气――

张伯苓破天荒把性教育带进课堂；他引进现代体育教学，成为中国奥运先驱；他也是中国话剧先行者，早在1909年就把西方话剧艺术引入校园，他自编自导自演。师生同台演出，学生周恩来就曾上台演过话剧，还曾女扮男装。话剧，变成了南开特有的文化教育的符号。

 

张伯苓・梅贻琦

爱老师・不爱权贵

 

张伯苓自己是教师出身，1898年就开讲新学；他对老师的酸甜苦辣清清楚楚，对教师的至重至要明明白白。后来做校长，依然很多时间站在讲台上。

梅贻琦为什么能成为杰出教育家？因为张伯苓。梅同学那时是南开中学第一期的，张伯苓可喜欢这位天津学子了。梅贻琦与韩咏华结婚时，张伯苓就亲往北京贺喜。年轻的梅贻琦开始执教清华大学，却对教书没多少兴趣，暑假回天津见张伯苓，跟老师说，自个没兴趣，就想换工作。张伯苓很不客气：“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好吧，硬着头皮继续上讲台。后来回忆恩师张伯苓，梅贻琦说：“这可倒好，这一忍耐，几十年一辈子下来了。”如果没有张伯苓，清华大学就不会有这位史上最杰出的校长。

南开初创时期是私立大学，规模不大，但庙小也要有好和尚。张伯苓说，“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但是时势弄人，抗战爆发之后，南开教师有过大流失。而平常也会有教师被别的大学挖了墙脚。胡鲁声是美国留学归来的良师，教授经济学，曾在燕京大学、中国大学任过教职；1948年，他想跳槽到之江大学任教，这把老校长张伯苓急的！浙江省档案馆所藏张伯苓给李培恩校长的信说，“胡鲁声先生学问德业为苓久所心钦”，而现在胡先生有去杭之意，经迫切挽留，终止南行，“仍旧蝉联主持本校下学年之讲席”，贵校另行敦聘老师，“不情之请，望祈鉴谅”。一边劝，一边阻，真是其心拳拳。

张伯苓生活简单，在天津住的也是3间普通民房，有一次张学良开车来找他，七拐八拐才找到这普通民房，十分惊讶。他并不喜欢权贵，也不想让自己成为权贵，但却不排斥权贵对办学的资助。私立学校要募捐经费，有人提出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伯苓校长却在大会上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张伯苓・周恩来

爱学生・也爱学习

 

张伯苓半个世纪醉心于教育，他的南开哺育了一大批人杰精英：政治家周恩来、教育家梅贻琦、数学家陈省身、物理学家吴大猷、气象学家叶笃正、剧作家曹禺……

人之相敬敬于人品。周恩来1913年暑假考入南开中学，因生活清贫，张伯苓免去了他的学费、书费、宿费，还安排周恩来勤工俭学；他时常邀请周恩来到他家里，师生不仅促膝谈心，还谈社会问题和国家大事。周恩来品学兼优，社会活动能力强。1917年6月中学毕业后，“大江歌罢掉头东”，他去日本留学一年多。

让人想不到的是，周恩来去日本留学这一年，四十不惑的张伯苓，在8月7日踏上赴美旅程，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校长变成了学生，老老实实向美国先进教育学习。当有人忙于“教而优则仕”的时候，张伯苓却是“教而优则学”。一个愿意让自己老老实实成为学生的人，没理由不爱学生。

归国后张伯苓创立南开大学，1919年9月开学。周恩来在五四运动前夕回到天津，张伯苓免试录取了他。到了年末，因为欣赏与信任，校长张伯苓委托学生周恩来在修身班上向全校师生宣布改革大纲。

周恩来正是南开大学“允公允能”的典范。张伯苓与周恩来，交往近40年，师生情谊，情深意切。

爱国爱民爱家庭，爱教爱师爱学生，这构成了张伯苓博爱大爱的一生。他是虔诚的基督徒，有爱，有信仰，有灵魂。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因中风告别了爱他和他爱的人。从此世上已无张伯苓。身为总理、更是学生的周恩来，一听到消息马上赶来天津吊唁，他同校友们说：很遗憾没有早点来，没能见到张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