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朱总理，我有话对您说

　　第一次见到李昌平，他是作为嘉宾参加广州的一次活动。当主持人介绍他时，他恰好出去了。机灵的主持人幽默地说：“李先生给总理打电话去了。” 
　　李昌平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正是因为他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结果“一举成名”，在当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然后仕途“一败涂地”――由于各种压力，他不得不“自愿”辞职，成为一名南下的打工者。 
　　李昌平给人的印象一点也不酷，在荡漾着平和谦逊的笑容里，不容易感觉到他内心的激昂。而我觉得正是这种质朴与某些张狂的不切实际的思想家相比，显得更令人信服，那是缘于生活的一种真实心态。 
　　那是一段郁闷的日子
　　1999年月12月，李昌平任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 
　　有几件事让这位新上任的书记不得安宁。侯王村的侯大爷和他老伴儿都70出头了，他们步行10多里找到了李昌平：“李书记，我们都快要入土了，还要交‘人头税’。望着步履蹒跚的老人，想到他们全年交了900元“人头税”，李昌平说不出话来，他无法给老人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所谓的“人头税”，就是所有的税费按拥有的田亩缴纳后，不足部分按人头分摊下去，哪怕老人孩子也不例外。 
　　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1999年，全乡农民实际负担1382万元，而全乡农民的农业收入不足1000万元，农民种田的全部所得，用来上交还不够。 
　　种田能手李开明，1999年种18.3亩，收粮18000斤，但是由于粮食市场封闭运行，粮食只能以每市斤0.35元出售（国家保护价0.55元），粮食部门仍以没有仓容为由拒绝收购。李开明说，明年打死我也不种田了。 
　　要过年了，李昌平到处求人借钱，全乡360个干部包括老师已经半年没发工资了，好歹要让他们对老婆孩子父母有一个交代啊。1999年，全乡新增债务1100多万元（高利贷），全乡三级（村、区、乡）债务总额高达4700万元，其中年息30％以上的占60％。 
　　但是，李昌平每次到县里开会时，会上说的与实际情况相差极大。比如，1999年上报全县农民负担比去年减少4000多万元，实际上增加负担2亿元。会上说监利农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实际上全县80％的农民种田亏本，难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 
　　为什么我们的干部不说真话，对农民疾苦、对农村存在的问题熟视无睹呢？李昌平有话要说，要说实话，说真话。 
　　说出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
　　2000年3月2日夜晚，思忖着上任两个多月来碰到的种种窘境，李昌平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这盘残局该怎么下？李昌平拿起了笔，想给县领导写封信，写了很久却写不下去。他想，自己知道的，当地领导也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但心里的话如鲠在喉。对，给朱�F基总理写信，一定会有效的。找到了合适的倾诉对象，李昌平直抒胸臆，一吐为快，为他笔下的农村农民，为自己的真诚表达，为倾吐所带来的快感，他一边写一边流泪。 
　　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总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作为经济学硕士，李昌平引用了很多很简单，又是触目惊心的数据，综合起来就是很简单的结论：农民负担太重，种粮税高价低，农业劳动力大批外流，最后自然是农业生产的凋敝和农村基层组织在经济上的困顿。……然后，他建议：“坚决刹住浮夸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强化群众监督，严治腐败，确保政令畅通，取信于民”，“鼓励改革创新，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策路线，制定结合实际的农村政策”。 
　　这封4000多字的信，凝聚了他多少感情与思考！但他写完后并没有立即发出，他设想着这封信发出去以后的种种可能性：或者国务院会把信批示到湖北省，然后层层下批，到了县里，这样就可能不了了之；或者中央会直接派调查组下来，把真实的情况反映上去。后者是李昌平所希望的，但无论如何，只要这封信引起了关注，他自己就可能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促使李昌平义无反顾地把信发出去的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县委作出决定，2000年的农民负担与上年基本持平，个别项目比上年略有增长，李昌平估算了一下，棋盘乡的农民人均又要多负担200元；第二件事是县委要棋盘乡在县农村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畅谈棋盘乡2000年农村经济发展的宏伟构想，讲稿早就写好 采访后记 
　　我问李昌平，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呢？ 
　　李昌平说：我很随和，与领导、与同事、与朋友都很容易相处，有极大的同情心，同情弱者。而另一方面，做事很认真、很有原则、很严谨。 
　　性格就是命运，这些性格的因素使李昌平或者埋头干，要讲就讲真话。 
　　李昌平不是一介莽夫，多年的官场生涯使他很清楚说真话所要付出的代价，知道要被认为“政治上不成熟，靠不住”。当结果如他所料时，他坦然相对。他说自己是带着松了一口气的心情离开家乡的。至今，他无悔走过的路，轰轰烈烈地做了一件正义的事情。 
　　身在繁华的都市，李昌平用一口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诉说着关于农村的故事，丝毫掩盖不住他对农村的焦灼与牵挂。不过，他的思考重点也开始向实用型经济倾斜。他举了一个例子，监利盛产螃蟹，但销路很不好，大闸蟹1公斤才卖30元，又不能放在塘里留着，这些螃蟹一旦交配就会死去。那是无序、过度生产的恶果。所以他在棋盘乡时，就大力推行养黄鳝，因为黄鳝现阶段不能人工孵化，资源有限，是湖区的优势。结果，现在黄鳝的销路与价格都很好。李昌平说自己现在最希望找到一家有实力的企业，开发家乡丰富的水产资源。“这才是农民的富裕之路。” 
　　作为一个经济学硕士，李昌平这个乡党委书记无疑有了一个制高点，有助他宏观地看问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对失误提出质疑，同时在管理上可以减少盲目性。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村，更需要有高素质的领导和干部，一旦他们“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有能力带领农民脱贫致富。 
　　可惜，象李昌平这样的农村干部只是沧海一粟！而这“一粟”也不得不飘泊江湖，唏嘘中让人感到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