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的理想与爱

只要提到清代不缠小脚的女人，以及参加革命的女子，大家一定都会想到“秋瑾”。这位勇敢杰出的新女性，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秋瑾自幼喜欢读书，她很仰慕古代行侠仗义的游侠，十六、七岁曾拜表兄为师，学习武术，还会骑马。不久由父母作主，嫁给一个暴发户的儿子为妻。然后随夫赴北京。　
　　当时的北京，刚刚经历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等重要历史事件，不论是知识分子或社会各阶层人士，皆关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这些问题成了关心议论的焦点。秋瑾在北京，目睹帝国主义烧杀劫掠的遗迹，阅读了大量宣传新思潮的书刊，接触了不少思想先进的有识之士。这一切，激发了她忧国忧民的意识，她决心向恶势力抗争。从此以后，她便自称“鉴湖女侠”。　
　　为了向传统歧视妇女的习俗宣战，她脱下女装，换著男装，后来又改名“竞雄”，要在民族革命的大业中与男子争雄，并且决定出国留学。　
　　当时的日本，可算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海外策源地，许多革命者在那儿进行革命活动，出版革命报刊书籍，还经常举行集会，结成革命团体。秋瑾来到东京，便广交中国爱国志士，参加各种集会，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刊。　
　　后来，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清廷对同盟会的成立异常惧怕，便要求日本政府严格限制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当时，富有民族气节的陈天华，为了抗议日本报纸对中国留学生的侮辱，在写完绝命书后，愤然蹈海自尽，以示抗议。陈天华的行动，使秋瑾激动不已。这时，国内不断传来革命党人进行武装抗争的消息，秋瑾决定中止留学，回到祖国参加革命。　
　　回国后，她在一所女校任教，又著手创办“中国女报”，鼓吹男女平等，号召妇女自立。在发刊词中，秋瑾以妇女的痛苦遭遇，控诉了封建礼教的罪恶。早年在夫家曾深受封建礼教给予妇女的凌辱，后来在接触社会中，加深了对妇女遭受迫害的认知，她深感有责任为女性站出来说话。　
　　当她筹办“中国女报”工作就绪时，徐锡麟邀她去绍兴主持师范学堂。并和徐锡麟共同制订了将来在安徽、浙江两省同时发动起义的计画。后两人即著手进行起义事宜。在安徽方面，由于叛徒出卖，起义未能成功，徐锡麟惨遭剖腹剜心的酷刑；正在此时，秋瑾的留日同学向当局密报了秋瑾策动起义的消息，清军把大通学堂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劝秋瑾赶紧离开，还有人为她安排了住所，但都被她谢绝了。她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并写了一首绝命词道：“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　
　　秋瑾被捕，绍兴知府连夜提审秋瑾，对于知府的问话，秋瑾一概答以“不知道”。后来，敌人要她在事先写好的“供词”上签字，她愤然提笔，先写了个“秋”字就停笔思索起来，然后挥笔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临刑前，她厉声喝道：“你们可以砍我的头，不能夺我的志！”　
　　秋瑾牺牲后四年，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孙中山先生亲临秋瑾墓祭奠，并且亲笔题赠了“巾帼英雄”的匾额。　
　　在秋瑾那样的时代，女子要读书、参与社会，都是极困难的事。当时要求妇女要“三从四德”，也普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在那样封建礼教吃人的时代，一个女人要经过多少的努力才能做她想做的事。秋瑾如何能如此？是因他坚定的理想，化不可能为可能。　
　　其实，秋瑾也可以选择一般女子的一生：在家相夫教子，没事和邻人闲话家常，说东道西，一生就在街头到街尾中逝去。这样的生活很安逸，不怕被抓，不必受严刑拷打，不会在年纪轻轻时即告别人生舞台。这样的生活看似很平淡，但其实你、我，以及大部分的人都过著这种生活。只是习以为常使我们不知不觉，而对生命的热情也因此渐渐被消磨了，不论天大的事，只要是不关乎自己的，都只是茶馀饭后尽付笑谈中的话题。　
　　而秋瑾，因为一份理想与爱，使她的心一直是火热的，对生命的热情与对家国的热爱，使她不忍在“遍地腥膻，满街狼犬”的时代中安逸独活。于是她走出了一个女人生命的框框，在别人的需要上，她看到了自己的责任。她明白这样的选择必须付上极高的代价，但她仍然如此做了。结果是生命的馨香之气，至今仍播扬不绝。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史上的英烈及圣贤们，一一用他们的生命来教育后世。物换星移，时代更迭，我们该学的或许不是他们的行为，而是那颗火热的心，那份舍己爱人的高贵情操。无论是行吟泽畔的屈原，或是奔走列国的孔子，舍我其谁的孟子，乃至这些化小爱为大爱的革命志士，都点燃心中的一把火，传与后世。这把用爱点燃的薪传之火如今传到我们手中，真希望它能烧得更旺，而不是被冷硬的心及现实的功利主义给浇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