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重构精神，不如再建社会
因此，我们难以笼统言之，中国人没有精神、中国人信仰危机。信仰可以分成几种，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文化信仰、传统信仰，我们缺乏的是哪一种信仰？何处发生危机呢？精神也可分为几种，政治精神、宗教精神、文化精神、道德精神、职业精神、公民精神，我们缺乏的是哪一种精神？急需重构的又是哪种精神呢？此类问题之中，哪一种信仰或者精神才是最基本的信仰和精神？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一种所谓的基本精神和信仰？
就在前些日子，孔子的生日庆典，地方政府举行孔子官祭，如法如仪，似宗教非宗教，传统再现，好不热闹。实际上则是政府导演，孔子搭台，经济唱戏。二十四年前反映了一代中国青年思想初恋的“潘晓”于今已不知何处，但传统文化信条乃至宗教信仰只能在官方思想逻辑中得以再现。也许，在此行动逻辑之中，当年“潘晓”的人生困惑早已消失了。一以贯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公有价值理念及其精神，早已构成权力表达的总体形式。团体社会格局的缺失，古来如此。当揭示河南艾滋病血祸的高耀洁老太太总结自我：“我是一个儒教徒，不会害人”的时候，一句家常道来，却人心撼动，在一种儒教公有的行动逻辑之中凸现了现代社会形式的私人信仰。此种行动逻辑，本应属于公民、社会，不属于权力的公有形式。
我们忙于经济的建设、忙于国家的富强，忘记了我们生存的社会依然还在国家权力的关怀之中没有自立自治。国家正在退出社会？然而，在迄今为止的中国现象中，还是难以看到真正的社会，总是那种国家在社会之中的国家和社会体现国家的社会，至多是一种国家与社会重叠的“第三领域”或者是国家―社会的合作主义。我们总是在身体忙碌得忘乎所以的时候，方才想起大脑的问题，仿佛精神的提醒总可以挽救身体的堕落。此类社会格局，惟能塑造以自我为同心圆或蜂窝煤透气孔、仅能反射自我的精神信仰逻辑。
传统的社会行动逻辑，体现在权力控制的空间。人们的精神领域难以自立自理，缺乏应有的制度依托。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经济领域…，分化已显端倪，但功能界限不清。传统的精神教化功能，始终未能转型，还是国家伦理负担及其运作成本，个人精神依然还以国家教化的要求呈现。权力关系趋变，价值方法陈旧。最为要紧的是，厘清这些关系，分清它们的界限。
健全的社会，领域分割，界限清晰，精神独立自治方才有本有木，枝叶茂盛。国家社会总体演进，借助精神信仰一锅乱炖，岂能有道德重建、公益精神、公民精神、理性精神、文化自信、职业伦理、宗教信仰的制度分途？！在这点上，我们常常言说的精神重构，往往是说明了我们的精神缺失、信仰的空白。人们不断地抚躬自问：我们还能够相信什么？我们还将会害怕什么？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皆为否定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已经无可救药、病入膏肓了，无论何种精神之重构亦无济于事。
二十世纪，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东西文化的分水岭在于宗教，无人注意；八十年代中晚期译介有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误读为“儒家资本主义”，忽略了个中应有的社会学基础。按照现代社会理论，文化、精神、宗教、信仰、道德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不应该再对整个社会发生总体性价值引导作用，其功能只能发挥在社会生活领域，或直接作用在各个社会团体的行动方式之中，难以直接成为整个社会生活、人间行为乃至政治形式的意识形态引导。
所以，要有自己的社会，才有自己的精神。否则，还是一种精神乌托邦，空洞的努力。我们应当关注精神信仰，但是，更要关注社会、民间。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文化、精神、信仰也是一种制度，这个制度就是社会。精神问题不在于精神，这是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问题。文化、精神、信仰是一种社会交往结构，至于公民精神更是一种社会结构。没有这个交往结构的“皮”，精神的“毛”只能生长如方外之野草，仅有自然意义而无社会特性。当代中国社会，所谓的“消费主义”泛滥，不仅是“文化消费”，而且也是“国家消费”，在消费活动及其仪式之中呈现出国家伦理及其教化要求，实质上是“总体主义”借助于经济发展而再度膨胀。因此，问题的答案不在乎精神的重建，更在于社会的再度构建；至于中国精神本身的诸种问题，也可在此过程中得到梳解和演进。因此，将精神、信仰还给民间，将民间、传统还原到社会。国家宪政的建设，公民社会及其制度构建，新社会精神的养成，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1976年，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作系列演讲，主题深远，听者甚众，然其主旨就是一句话：必须保卫社会。
中国人不是没有精神，而是精神被扭曲了；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而是信仰已变质了。只有社会、真正的公民社会、民间社会，才是这种精神、信仰的矫正器。由此看来，将中国人精神失落的原因简单地归罪于亦官亦商的中国知识分子，未免有点难为，有点枉顾左右而言他。
100年前，梁启超预言中国当以有信仰而获进，振聋发聩；100年后，重复这句老话，易落俗套，精神“内卷”，重新沦陷为整体公有的信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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