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精神”――中国学术的非理性气质（之二）

　　对于发展现代学术而言，学者们的“职业精神”是十分重要的。“职业精神”和“业余精神”相对照，它不仅要求学者“以学术为业”，还要求学者以学术为“天职”。一个学者，他以学术探索为自己的天职，倾注全部精力与热情去追求学术造诣与学术成就，这就是作为一个学者的“职业精神”；而一个国家，只有当大多数学者具备这样的精神时，它才可能有现代学术的进步。然而，渗透在目前中国学术界的却是根深蒂固的与此相反的“业余精神”。它构成中国学术的“非理性气质”的一部分，严重阻碍着中国学术的进步与发展。

　　中国文人学士的“业余精神”早已引起许多西方学者的注意。李约瑟、斯威夫特、列文森等对此都有论述。并且，他们都把这种“业余精神”的产生，归咎于官本位的体制。

　　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指出，由于传统教育和政治体制的限制，中国的文人、艺术家都不是专家，而是渗透了“业余精神”。“明代的风格即是一种非职业的风格，明代的文化即是非职业化的崇拜。”明清时中国的文人学士，“在他们从事人文科学的研究时，其职业寓属于他们那没有任何专业化的职业之中。他们是全体意义上的‘业余爱好者’，和人文文化的闲暇的继承者。他们对进步没有兴趣，对科学没有嗜好，对商业没有同情，也缺乏对功利主义的偏爱。他们之所以能参政，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学问，但他们对学问本身则有一种‘非职业’的偏见，因为他们的职责是统治。” 中国明清学人缺乏专业精神的根本原因是“官”的吸引。由于制度上的原因，“知识的审美标准实际上是官位”。① 只要官本位价值观不打破，这种以“官”为学问的标准的取向是不会改变的。

　　明清时代都早已经过去了。明朝是中国由兴盛走向衰落而西方由落后走向强盛的历史大转折时期。明清祖先的“业余精神”对于中国的落伍所负的责任是不言而喻的。但无论怎样，我们没有必要再去责备古人了。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在经历了数百年历史沧桑的中国学术知识界，目前是否具有“职业精神”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在21世纪的今天，学者以“官”为取向，学术水平以“官”来评判，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十分流行。1990年代后期，一些大学得到中央或地方政府的特殊扶植要创建“世界一流”或争取进“211工程”，在这些大学里，由于实行“岗位津贴”制度，教师的工职收入有一定的提高，所以，抱着离开校园去从政作官的想法的教师比以往少了。但是，作为一种文化本能的“官”的驱动力在大学校园里并没有减弱，它的巨大能量集中在校园内部释放。

　　中国历史路径是，旧事物总是跟着时代潮流而改头换面地存在并不断发展。大学实行“岗位津贴”制度的目的是拉开工资档次，以便激励人才成长。它的确给大学教师们带来一些压力：要多出成果，出精品，要搞好教学，总之，要职业化，否则便难以在大学生存。但改革方案中的目标很难真正落实。在缺乏理性化的社会大环境下，大学的“管理”也常常是走形式。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制定还是推行，改革方案难免去适应既存的结构和迎合旧有的价值观念。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离开“官”是不行的，农民离开“官”就不能脱贫致富，大学离开“干部”就难以发展。“官本位”是中国人的拜物教，同资本主义的金钱拜物教一样。在这种拜物教的影响下，官僚的队伍、权力与利益总是不断地扩大，而“改革”也好象是在为这个趋势推波助澜。在目前的大学里，从校长、院长（系主任）、学术委员到教研室主任、学生班主任，有许许多多的官职。基本能够保证一半以上的人有“社会工作”的岗位。按照有的大学的“量化管理”的标准，一个院、系主任副主任及党委书记、副书记的职务，一学期相当于讲授1.5门“专业基础课”和2.5门“一般课”；一个教研室主任、副主任的职务，一学期相当于1门“专业基础课”和1.5门“一般课”。① 有了这些“工作量”（“贡献”），再加上几篇报屁股文章，足以保证一个不学无术者得到并维持住高津贴的岗位了。

　　列文森谈到的中国文人学士以“官”作为“知识的审美标准”，只是指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这只涉及在评项目、评各种奖励、评职称头衔、评级定岗等官方行为中“官本位”对“职业精神”伤害。其实，官本位拜物教对职业精神的伤害是多方面的、整体性的。

　　中国的传统管理习惯是，政府控制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分配利用；官僚阶层垄断权力、金钱、社会声望三者于一身；由于官僚体制是流动的，所以每个人都有希望。这个体制经过几千年的锤炼，不仅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而且内化到每个人的意识中。其膨胀的力量不但来自于官僚的不断扩大权力范围的愿望，而且来自于群众急于挤进官场的压力。不断官僚化所带来的最大问题，是使现代化的“分化”十分困难。中国人没有“身份“（“职业”）观念，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话就是没有“天职观念”，不守本分。总体取向是向“官”看齐，以“官”为本，什么光都要沾：官僚羡慕钱与名，文人羡慕官与钱，商人羡慕官与名，农民阶级要造反，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如此等等。这种社会身份与价值观的不分化状况，既是集权官僚制的结果，又是官僚化进程在中国不断推进的原因，导致中国现代化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折腾到计划经济――彻底的官僚制经济，它把以往积累的一点点可怜的“分化”全部铲除掉了。而在1980年以后的市场经济转轨中，“官本位”经过短暂的头痛脑热之后，便很快地适应了市场经济，仍然是维持一种混合的、不分化的社会结构的核心因素。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一种“适应性”的文化，他还预言中国人可能比日本人更能适应现代资本主义。韦伯的这个判断显得有点乐观主义。因为，中国人的适应性是“飞蛾趋光”式的适应性。飞蛾是哪里有光源就向那里扑，而中国人是哪里有利益就往那里钻，不管它是不是属于自己“份内”的利益。这种由于价值观的不分化而导致的“飞蛾趋光”效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在这个背景下，很难分清眉毛与胡须了。社会组织蕴藏着“大而全”、“小而全”的欲望冲动，所以，工厂并不专事生产，它还要办学校、商店、医院、旅馆，等；而个人则蕴藏着巨大的“客串”的本能冲动，所以，戏剧演员还要唱歌、拍电影，唱歌的还要唱戏、拍电视剧，而节目主持人还要写书，如此等等。在今日中国大学的教室里，不能说没有学术气息。但是，“行政职务”或“社会工作”给许多教师乃至学生的言谈举止打上了深深的官僚气息，而不时地从教师、学生的口袋里发出的手机的呼叫声则使我们嗅到浓郁的商人气息。在这样的环境下，每个人作为生活的个人都是“理性化的”，而作为一个学者则是“非理性的”，学术的目标与标准受到严重的削弱。别说对教师的评价，即便在招收研究学生上、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上、学生的评奖上，学术标准也成了次要的东西。

　　以官为本的官、学、商混合一体的人文环境，使“职业精神”不可能成为主流，而“业余精神”则得到广泛认可。1980年代后期，教师开辟“第二职业”成了至少被新闻媒体赞赏的大学发展思路。许多教师在这方面很快便是硕果累累。有的热门学科，一般的教授也有十几个、几十个头衔（兼职），著名教授或许有上百个头衔。在这样的头衔的“菜单”中，他们的“职业”（本职工作）只能占十分之一，几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比例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人不会按照头衔而平均地分配时间。但无论怎样，这样的“菜单”无可争辩地说明他们被“业余化”了。

　　当然，时间上的业余化仅仅是一个方面。一个学者，即使没有任何头衔，他也不一定具有“职业精神”。因为整个环境不产生这种精神，它只能像岩石缝隙里或干旱沙漠中的树苗，苦苦挣扎而难以成材，只留下瘦削的身影：

　　1. 学者所需要特殊的品格被扼杀

　　学者所需要的特殊的品格（包括持久不懈的毅力，忘我的激情，正直的人格，学术勇气，等），与官僚、政客、商人的所需要的品格大不相同。然而，混沌的、不分化的环境下形成的审美趣味，使一个学者所必须有的品格被看作“怪异”而不被容忍。由于氛围气息的高度混合化，说话圆滑、做人低调、讳莫如深、面带微笑、不断地琢磨人事关系、善于奉承，等，已经成为当今大学校园的主流风尚。这种风尚使那些要保持自己纯真品格的人很难生存。你要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你要按照导师的希望在论文答辩会上给他的研究生说好话，你不要在学术讨论会上说出独到见解以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你要善于表扬周围的一切哪怕是极其愚蠢的事物，如此等等。当你不能这样做而遇到麻烦或者不顺利时，你必须首先检讨自己，从心灵上认识到做这些事情是不花费力气的，仅仅是你的“个性”使你对它们不屑一顾而已。总之，你必须变得没有棱角和轮廓不清，让大家觉得你不陌生。换句话说，你的“职业精神”必须被中和掉一部分，你才能融合到这个混沌的系统中。这个系统具有超人的力量：天才与智慧体现为一个“混”字，即使你在学术上一无所成，它也可以把你标榜成“人才”、“名师大家”，并发给你证书甚至登报表扬、记入档案。

　　2．学术领域的“他者”

　　在此，回顾一下米歇尔・福柯的“他者”的理论是很有趣的。福柯通过对精神病医疗史的研究指出：启蒙以来的“理性化”管理把精神病患者关在医院里治疗，把他们与通常人分开、隔离，变成一个“他者”；这是不人道的，是启蒙“理性”的发展的结果。①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许多大学里，“职业精神”及其鼓励下而成长起来的数量极其有限的人才就是这样的“他者”。如果一个学者比较突出而没有被官方及时保护起来（委以官职、授以称号）的话，他就会受到周围教师的排斥，即，“嫉妒”的力量的摧残。

　　中国人的“嫉妒”以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观念为支撑。因此，它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更加泛化：没有权力嫉妒别人的权力，没有金钱嫉妒别人的金钱，没有道德嫉妒别人的道德，没有学问嫉妒别人的学问，没有职业精神嫉妒别人的职业精神……在有的时候甚至“走运”嫉妒“倒霉”（因为“倒霉”得到了周围的同情）；第二个特征是，对依靠个人努力取得的成功的嫉妒要胜过对靠其他手段取得的成功的嫉妒，对真才实学的嫉妒要胜过对虚名的嫉妒。在一个充分理性化的社会，情况是颠倒的，嫉妒主要集中于那些名实不符、所得大于贡献的现象，而对真实能力与实际贡献则给予认可。然而，由于计划经济进一步巩固、加强了古老的平均主义观念，中国学者之间的嫉妒主要是针对他人的真才实学。我们很容易看到这样的例子：一个没有什么成就者若被评上“跨世纪”、“千百万”之类的“人才”，大家并不很嫉妒他，而是在背后嘀咕：“他没有什么水平！”“靠关系上去的！”等等，这样地贬低几句，依靠阿Q精神的帮助，心里就平衡了，平均主义的价值观通过曲折迂回的路径得以实现了；反之，假如换上一个有真才实学者，大家就骂不成了，阿Q精神在此作用有限，使平均主义的心理压力就找不到疏通渠道，自然地转换成强烈的妒恨。在这样的的文化氛围里，许多单位的学术尖子常常像是具有一种“富农”的身份，被大家嫉妒、疏远，或者被“均贫富”――遇到机会便整一整他，直到把他整走，以便使平均主义的系统达到新的均衡。于是，大学的评职称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水平差者难以评上，突出人才难以评上，而中不溜者最顺利。

　　传统的平均主义嫉妒，为“业余精神”提供了另一个有力的支撑，使那些优秀者变成“他者”。这种情况说明，虽然我们承认福柯的理论是“有趣的”，但也不能不指出它的极端片面性。因为，福柯认为“他者”是理性化管理带来的。而中国的大学的例子却说明，“他者”恰恰是在“非理性”的环境中产生的。非理性主义的因素同样把一部分人变成为“他者”，而是把一部分常常是最优秀的人变成“他者”，使大学的“逆向淘汰”不可遏止。职业精神、资本主义精神、私人企业、专业人才（而不是沾满业余精神的教授）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事物，在未充分理性化的环境中均处于“他者”或“边缘化”的位置。

　　3．学术小农的业余性质

　　要深入认识“业余精神”在大学的渗透，我们的视线还要越过“学术小农”的身影。在今日大学里，有一些值得尊敬的“坐冷板凳”的学者，尤其是在那些基础性学科。但应当看到，也有许多人“坐冷板凳”只是意味着没有机会、不愿意或者讨厌当官、与人相争、出外讲课、开辟第二职业与经商等等，并不等于说他们就具有“职业精神”。 就像行政机关的干部的情况：坐在办公室里并不一定是在“办公”，而是在喝茶、看报、聊天，同样是一种“业余精神”。

　　实际上，有些“坐冷板凳”的学者，其“职业精神”也仅仅是停留于“稻粱谋”的水平。“稻粱谋”是一种“饭碗意识”，即，把钻研学问当作谋生手段。用一些学者喜欢说的话就是：“种自己的二亩地”。有了这种“学术小农”的意识，自然就难以迸发出学术创新所需要的激情、灵感与气魄了。许多学科的学术园地被“学术小农”们分割，每个人自给自足，采取“武大郎开店”的方式，守住自己的“二亩地”别让他人侵入便当下心安了。剩下来的便是闲暇与游惰，像小农民似地从事季节性的劳动――为评职、定岗凑“成果”，而对自己的“事业”没有什么计划与目标。还有一些学者靠一本充满了理论漏洞的“经典著作”吃饭，在“冷板凳”上对之反复诵读，依据对其中的某一段话、某个思想的“准确理解”而自诩为“专家”。在许多单位，同一学科的教师之间很少有学术上的交流与交锋。如果说有，那也是为“饭碗意识”所推动，所以，人与人的关系十分微妙，要么相互吹捧，要么相互贬低，表面是在谈学问，实际上是在“与人奋斗”，而学问则从来没有激动过他们的血液……各种刻板的、狭隘的学术小农意识，与现代学术所需要的“职业精神”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它只是说明了一些本来不适合搞学术研究的人错误地选择了职业。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职业精神”在今日的大学里是很微弱的。才能与勤奋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也没有合理的评价机制来肯定（尤其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而熬年头、混关系则是腾达之光明大道。这就像不发达国家的企业界里的情况一样，那些完全依靠自己精打细算的经营而成长起来的企业总是凤毛麟角。马克斯・韦伯说：“在科学领域，只有把全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才会有‘人格’。而且不仅对科学领域是这样；我们知道，任何伟大的艺术家，除了致力于他的工作、他的唯一的工作外，他将一事无成。”① 而在我们今天的大学里，能够作到全身心投入自己的研究领域的学者不知道还有多少？那些经过官僚化、半官僚化或第二职业化而在时间上就被“业余化”了的教师，占去了一大半的比例。剩下的一小部分“坐冷板凳”的学者，其中许多是目光短浅的“学术小农”，与整个大环境是适应的。这种状况揭示了我们学术落后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当然，我们不能悲观。作者不是在这里断定中国学术没有振兴的希望，而是要说明：如果不看到中国学术界的痼疾并采取措施根治，其前景就十分暗淡。现代学术只能在现代社会的环境里成长。它需要学者把全部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他的科研事业，不断追求学术造诣和创新。这就是学术上的理性的气质。只有在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总体环境才得到改变，才形成能够产出伟大成果的土壤。然而，由于体制上的问题，“业余精神”渗透在大学校园和学者生活的每个角落，而“职业精神”则受到多重压抑、窒息。这种局面不彻底改变，我们只能继续依靠评选“优秀”、“人才”、推举“大师”之类的老办法来制造虚假的学术“繁荣”了。 而真正的学术创新永远只能是微小的、局部的，“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天才不可能产生，即使有苗头，也会被扼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