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教授和校长是如何产生的

   

内地大学的官僚化倾向要严重得多。因为他们是上级部门任命的，体制决定了校长不是对下负责而是对上负责的。这是制度造成的不好现象。制度应该有一些限制，使得这类问题不出现。现在这个制度里面理性化的东西不是没有，但是这种制度下，可能会产生很多相当不好的效果。

 

作者：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

 

教授要升迁是非常难的

 

经济观察报：你是哪一年就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

金耀基：我1970年到香港，1977年成为中文大学新亚学院的院长，是中文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院长，然后又做了十几年的副校长。到了2002年，因为李国章校长要到政府做教育局长，要我考虑做校长，后来校董会聘请我做校长。我一辈子教书，没有和行政完全分开，但是我没有放弃本业。我在中大35年，唯有这两年没有教书、没有做研究。

经济观察报：成为了专职校长。

金耀基：原来做院长、副校长还上课的，还做研究，等于是兼职院长、兼职副校长。当了校长就没有办法了，哪里有时间教书、做研究？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条例，最高治理机构是校董会。校董会主要是两部分人士构成，部分是大学的教职人员，部分是社会贤达之士，包括好多大企业家，因为他们也支持学校。社会贤达完全是义务的。校董会不管学术，只负责与学校行政有关的重要事务，对大学有最后的权力，每一个校长、每一个教授聘任都要经过校董会通过。

经济观察报：教授人选也要报校董会？

金耀基：对，校长准备材料之后报给校董会。材料包括近几年来发表的论文、教学成就。对论文，我们一定要送给全世界本行的权威进行评价。这些人我们都不认识，有英国的，有美国的，偶尔也请国内的权威，但是至少有四个教授，有一个教授说不行的话就通不过。学术界里面同行相忌的情况是有的，假如我们发现三个人都说多么好，只有一个人说多么差，怎么办？大学决定再送给一个这方面的世界级的学者，看他怎么说，假如这个人说不行的话，那就通过不了。假如这个人说很好，就会顺利晋升。总而言之，教授要升迁是非常难的。

经济观察报：这套机制和大陆完全不一样。

金耀基：不一样。

经济观察报：但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校董会对学术了解吗？

金耀基：很简单，他们对校长上报的材料都很尊重，他们依据外面审查的结果来决定。我们还是相信一些已经有成就的人不会乱讲，因为他要保持自己的声誉。为什么要在世界范围找权威教授？道理很简单，今天的许多学术研究不只是中国人在做，全世界都在做。现在大学里面做的东西，很多是相同的，有共同的标准。是不是有一些东西的确有民族性呢？历史文化元素越多的就越有民族性，这没关系，你不要以为中国的东西只有中国人做研究，外国人也很多，他们也可以看，也有很好的研究工作。所以，一定要客观地审查，这样才能决定教授能不能升迁。

经济观察报：那么聘请教师呢？

金耀基：基本上也是一样，也是送到外面审查资格，最后由校董会决定。如果外面的审查说这个人很优秀，假如他到我们学校来，我们一样会欢迎的。

经济观察报：这样就保证了教师的质量？

金耀基：我们不能说是一点小错误都没有，但是基本上保证了99%。学校要请教授，首先是看全世界这行里很好的教授有没有可能来，我们在全世界的相关学术刊物上刊登消息，让他们知道信息。有的已经在国外一流大学里面任教了，挖不过来，但是也有看到消息愿意来的。比如说有一个统计学的教授，年纪那么轻，却申请做最高的讲座教授。最妙的是他的论文不算多，但是一看他的学生，都是哈佛等一流大学的教授。我很奇怪，马上打电话到芝加哥大学去问，我说你们系里这位先生怎么申请到中大来？对方说，因为他太太不喜欢芝加哥，他自己早年在香港生活过，所以他才愿意到你们中文大学去。

经济观察报：在中大里教授发挥什么作用？

金耀基：第一，校董会里有教授参与，有几个位置是为他们保留的。第二，学术事务上最高的是教务会，有些案子校长提出来希望教务会审查。校长是开会主席，他要酝酿很久，要提出非常服人的理由。

经济观察报：如果学生反对呢？

金耀基：学生反对，也有的。香港其他大学都是英文教学，中文大学是唯一双语教育的，如果不是双语的话，就没办法真正的国际化，没办法请哈佛、牛津的一流教授到这儿教书，学生听不懂，没有意义。所以中文大学里教授不一定能够双语，但是学生必须双语。可是教务会通过之后，学生跟校董会反对，质疑中文大学是不是不应该那么强调国际化。问题闹得不得了，刘遵义校长请我做主席，成立了一个20人委员会，其中有老师代表、校委会代表、董事会代表、学生代表，进行公开的辩论。这样搞了两年，有的人还不同意，认为中文大学就应该中文，到法院去告。

经济观察报：还有人把这事告到法院去？

金耀基：法院审查不是小事情啊。对方请了大律师，上百万呢。中文大学也请了英国人权方面很有声望的人才，最后判我们大学赢了。诸如此类，不是那么简单的。

 

如何遴选校长？

 

经济观察报：校长是怎么确定的？

金耀基：也是在全世界范围里面找。校董会成立一个遴选小组，里边有校董会的董事、两名大学教员，有时还听取学生一些意见。遴选小组在确定校长的条件后，委托一个国际性的猎头公司――哈佛找校长也是雇用这家公司――到全世界去找，初步选定十个人。遴选小组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七个，专机邀请他们过来。只说请他来做个演讲，跟师生见见面，大家问一些问题，看他（她）是不是有校长之才，有没有做校长的胸量。这个过程要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遴选小组最后确定一个人选报董事会。董事会一般都会批准，因为这样遴选出来的人选，董事会要反对很难的，所以基本上不会反对。

经济观察报：这和内地完全不一样。现在内地还是任命制，是上级部门委派来的。有人写文章，题目就叫《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这导致人们对校长不大尊重，甚至很严厉的批评。

金耀基：我发现，大陆很重理工的，许多大学校长都是理工专家，有些还是院士。大陆跟台湾都把院士看得太高，什么都要找院士，太偏向于院士，一定要在院士里找。院士可能是很好的学者，但未必是好的校长。我这话不是贬义，我自己也是院士。学术能力和行政能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是不是有一些校长的确不好？

经济观察报：有些是把校长当作官来做的。大学校长都是有级别的，有厅级校长，有副部长级校长。现在对于内地高校的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衙门化，一个是官僚化。很多学校的教授愿意去竞争学校的一个处长职位，因为这个职位掌握了很多的资源。

金耀基：现在的大学真的是非常复杂。美国加州总校校长克尔是我非常佩服的，他说过，大学变得跟城市一样，不像以前很简单，弄几个系，教教书，现在非常复杂。用你的话说 “大学的行政化”，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大学找校长不是要求学问最好――当然学问要到某个水准，而是要求管理才能高，尤其对于美国大学很重要的是捐款。中国大概没有这个需要，因为是国家的，但是也要跟外面沟通关系。

经济观察报：你是说，大学的行政化是和大学规模的空前增大是有关系的？

金耀基：规模大之后，行政化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官僚化，看你怎么翻译了，我们把它叫做“bureaucracy”，翻译为“科层组织”。科层制是一种建立在理性行动基础上的组织管理体制,最大的特征就是“技术最优性”，但是它也会导致官僚主义的滋生、人性的压抑以及创新精神的窒息等。

经济观察报：一些人可能会把大学作为跳板，比如说从校长当了副省长。

金耀基：大学是国家培植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大学管理得好，可以转到别的上面去，这不一定是坏事。问题是，制度必须保证大学校长懂教育，要有一种专业精神。像美国一般是从这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大学去，基本上是在教育系统里。校长任部长的不是没有，比较少。

经济观察报：内地大学的官僚化倾向要严重得多。例如，对于教育部搞的教学评估，各大学都非常有意见，但是没有一个校长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因为他们是上级部门任命的，体制决定了校长不是对下负责而是对上负责的。

金耀基：这是制度造成的不好现象。制度应该有一些限制，使得这类问题不出现。现在这个制度里面理性化的东西不是没有，但是这种制度下，可能会产生很多相当不好的效果。在这个情形下，我认为未尝没有一些可以改善的空间，比如说是不是在教育部决定任命之前，要有一些独立的委员会，委员基本上来自不同的大学，让教授也有机会参与。另外就是大学本身有一些委员会，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建议权？

不管是聘任教授还是校长，香港中文大学的做法跟我们重视国际化有关系，成本很高的，花很多时间，花很多钱。大陆的情形当然不同，这么多大学，完全要走这条路的话恐怕并不太现实。再说大陆那么大，人才也够了，审查的话不一定要到外国去，尽量使审查有一种客观性，公信力更强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