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

　　蒋梦麟初到美国，就读于加州柏克莱大学。该校环境非常幽美，课余生活也很丰富。“离剧场不远是运动场，校际比赛和田径赛就在那里举行。青年运动员都竭其全力为他们母校争取荣誉……"健全的心寓于健全的身"这就是古希腊格言的实现。”另外，校园的一个大门上有许多栩栩如生的男性裸体雕像，图书馆阅览室里也有希腊女神的裸体塑像。他听到一位伦理学教授说，“让女学生们多看一些男人的裸体像，可以纠正她们忸怩作态的习惯”，“完美的思想寓于完美的身体”。在美国，他还逐渐认识到“美是希腊做人的中心点”，正因为这样，才产生了美学和许多伟大的美术作品，从而使古希腊文明成为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因此，把体育和美育结合起来，让它们齐头并进，使受教育者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才是教育的真谛。从这个角度来看，把体育和美育当作一种“素质教育”，仍然带有功利主义的印记。这也是蔡元培主张用美育代替宗教的主要原因。在加州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教授。 　　1917 年蒋梦麟学成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教育杂志》编辑和《新教育》杂志主编。在此期间，他发表过大量文章，集中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天赋与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尊重这种价值，让每个人的特性发展到极致。智育、体育和美育的作用，就是要使“我能思，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思力至其极。我身体能发育，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体力至其极。我能好美术，则极我之能而培养我之美感至其极。我能爱人，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爱情至其极”。他还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社会才有自由、平等、民权、共和、选举权、代议制和言论自由等制度设计。否则，统治者就会 “视万民若群羊，用牧民政策足矣。何所用其"言论自由"？何所用其"选举权"乎？”

　　蒋梦麟留美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此他对战争与和平有过深入的思考和体会。1917 年他学成回国后，曾撰写《和平与教育》，其中涉及教育的本质等问题，可以视为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文章开门见山说，所谓“和平”，是“正义”的同义词。有正义就有和平，倘若正义扫地，虽然没有战争，也不是和平，而是一种苟且偷安。从这个角度来看，统治者标榜的我国人民素以爱好和平著称，其实是为“所谓牧民政治”开脱。因为在专制制度下，老百姓仅仅是一群羊：羊肥了，牧人就会杀而食之，于是就出现暴政；暴政日久，必然会导致羊瘦，于是牧人就继续放牧，推行仁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蒋梦麟认为，要改变这种“羊肥而食”、“羊瘠而牧”的循环，就必须推行民主政治。他指出，牧民政治的反面是平民主义政治或曰民权主义政治。这种政治的目的是要增进平民的能力和知识，使每一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和平才有真正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和俄国，是因为中俄两国没有平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德国向世界宣战，最终归于失败，也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没有美国和其他协约国优越。因此他认为：“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所谓教育，就是为了“达此和平目的之方法也”。紧接着他指出：中国的教育，是牧民政治的教育；要改为平民主义教育，必须从三个方面去努力。第一，要“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改变过去那种委靡不振、依赖成性的恶习。第二，要“养成健全之人格”，改变以往“好学者读书，读书愈多，而身体愈弱”的传统。第三，要“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改变平时“凡遇一事，或出于武断，或奴于成见，或出于感情”的毛病和喜欢用“差不多”来判断事物的习惯。在这篇文章中，蒋梦麟还分析了中国社会进步应该采取的三项措施：一要改良起居；二要修筑道路，振兴实业；三要奖励并推进学术。

　　为了进一步说明如何才能推动学术进步，他还用经商和做人作比： “夫对于金钱不忠实，不可以为商。对于行为不忠实，不可以为人。对于知识不忠实，其可以言学术乎？”因此，“欲求学术之发达，必先养成知识的忠实”。养成对知识的忠实，是做学问的最基本的要求。胡适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也是这个意思。蒋梦麟总结道：“以正义为先导，以养成健全之个人进化的社会为后盾，张旗鸣鼓，勇猛前进，此即所谓为和平而战也。战而胜，则平民主义由是而生存，真正和平由是而永保。和平与教育之关系，如是如是。”

　　蒋梦麟留学归来，遇到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倡导职业教育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面对这一思潮，蒋梦麟非常冷静。他认为职业教育固然需要，但如果以为除了职业教育之外就没有其他教育，或者说所谓教育就是职业教育，那就大错特错了。

　　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认识，他写了《教育与职业》、《职业教育与自动主义》等文章。他指出：教育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国家有问题，故有国家教育。社会有问题，故有社会教育。个人有问题，故有个人教育。职业有问题，故有职业教育”。如果有关问题不能解决，那就是教育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职业教育，不过是教人“操一技之长而藉以求适当之生活也”。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在职业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它最终还需要通过文化教育来解决，这就是普通学校应该承担的功能。因此职业教育并不是教育的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所以他认为：“学校非专为职业而设，举学校而尽讲职业教育，则偏矣。”

　　蒋梦麟认为：共和国的作用，就是尊重并保护个人价值；教育的目的，则是为了发展个性，培养特长，进一步增加个人价值。为此，就必须对教育学有所研究。他指出，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育学分为“个人”与“社会”两大部分：就个人而言，为了满足“发展个性”的需要，它要涉及生理学、遗传学、卫生学、心理学、论理（逻辑）学、美学等诸多学科；从社会来看，为了满足“发展人群”的需要，它又涉及人种学、历史学、地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许多领域；此外，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离不开自然界，因此教育学还涉及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和物理化学等其他科学。因此他说：“有真学术，而后始有真教育，有真学问家，而后始有真教育家……无大教育家出，而欲解决中国教育之根本问题，是亦终不可能也。”这里所谓大教育家，显然是通晓各门学科的通博之士，“不通博乎此，则不可以研究教育”。

　　蒋梦麟晚年在回忆北大的学术自由以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兄弟以后，曾谦虚地说：“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像蒋梦麟这样“一无所长”却“什么都知道一点”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的大教育家。相反，让那些“学有所长”的专家当校长，恐怕未必合适。

　　蒋梦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享受人生所赐予之完满幸福”，要享受这种幸福，还需要社会的开明和进步。因此他说：一方面，个人生活的丰富程度与社会的开明进步成正比，“社会愈开明，则个人之生活愈丰富”；另一方面，健全的社会又需要健全的个人来组成。他主张社会进步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社会的文明能天天增加；二是社会的“肚量”能包容新学说新思想；三是大多数人民，能具有享受文化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又来自教育的普及。与此同时，他认为社会的进步与每一个人密切相关。个人要推动社会进步，首先要有负责任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基础有二：“一曰能行，二曰能思。所谓能思者，养成清楚之头脑，并有肝胆说出其思想。所谓能行者，做事担得起责任，把肩膀直起来，万斤担子我来当。夫如是，始能增加文化，生出新思想。致使大多数人民能享文化之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