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女眼中的张元济

 

 

张元济先生（1867―1959），一生历经了两个世纪的风雨，走过了92载漫漫长路。

在常人眼里，他是我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先驱。他主持商务印书馆近60年之久，把这个最初的印书小作坊，发展成为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

他是1898年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受到光绪皇帝召见，并奏请实行新政，呈上“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等为变法建言。变法失败后，张元济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遂携家眷由北京南下至上海，投身教育文化事业。此后，为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家人眼里，张元济是怎样的人？他的日常作息和生活情态是怎样的？他的喜怒哀乐又是什么？张珑，张元济的嫡孙女。在其近期出版的自述《水流云在》中，讲述了自己从小在张元济身边生活20余年的往事。

一个温暖冬日的下午，我们来到张珑位于北京的住所，听她述说那些记忆深处关于祖父的故事。

 

望之俨然的祖父

 

“只要看见他，永远在那里忙碌，不是工作，就是出去办事，是一个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的人。”这是张珑对祖父张元济最深的印象。

她说：“祖父不仅工作很忙，还是一个急脾气的人。他做事情从不拖沓，今日事就今日做，不拖拉，不懒散。就这样，我们家人也都养成这种习惯，没有人懒懒散散的，读书的读书，干活的干活，都是抓紧时间在做事情。”

“祖父在家都是很严肃的，但是他很慈爱。虽然，他的事业做得很大，外头认识人也很多，但是他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从来没有见过他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的样子。这对我们在为人处世方面，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张珑说。

1929―1935年，正值社会动荡战火纷飞的年代，张元济曾七上庐山避暑。

根据张元济之子张树年先生回忆，虽说张元济是去度假的，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小书房里伏案工作，埋头编校《百衲本二十四史》。张元济还常常邀请一些朋友上庐山，参与讨论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

在《百衲本二十四史》问世之前，《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是清、民两代研究中国历史最为流行的版本。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史实、校勘和校刻等方面错讹甚多，三百年来使得史学研究出现了许多混乱。

对此，张元济怀着“续古代文化之命，续民族文化之命”的强烈使命感，以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优秀文化古籍的远见和气魄，萌生重校正史之愿。

他耗费巨资广搜各史的宋元善本，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摄影制版技术，历经十八载寒暑，方大功告成。《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千卷字字心血，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心血。

 

嗜书如命的文人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张元济生前非常喜欢这副对联，朴素简单，却是至理名言。

在张元济家里，书无所不在。

张珑自幼得以沐浴在书香世家之中，她说：“在大客厅、小客厅、小书房、楼梯厅、楼上祖父的工作室、卧室里，无处不是书，似乎无书就不成其为家了。”

“明朝洪武年间，张氏有一支开始定居在浙江海盐，那就是海盐张氏的始迁祖张留生。从始迁祖开始，到了我这一辈是第23代。”张珑说：“张氏家族藏书的鼎盛时期，是在晚明到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先辈中虽然有几位入朝为官，但基本上都是读书、教书、藏书、刻书和著书立说的饱学之士。”

张珑介绍，位于上海极司非而路的张家老宅，是一栋很大的宅院，与大客厅隔着一道拉门的是一间朝南的小客厅，拉开门可以相通。在两厅之间的柚木拉门上刻着张元济亲笔书写的传世家训：

吾家张氏，世业耕读；

愿我子孙，善守勿替；

匪学何立，匪书何习；

继之以勤，圣贤可及。

这个家训是张家十二世祖大白公张奇龄留下的，意在勉励后代勤奋读书，修身养性。这种精神代代相传，赓续着张氏家族世代书香的传统。

1937年，日寇入侵，大敌当前，然而当局日益腐败，有些国人卖国求荣、丧失民族气节。张元济针对时弊编写了一本通俗小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介绍公孙杵臼、程婴、伍尚等十余位春秋战国时期的英雄豪杰，歌颂中华民族有着高尚人格的志士仁人。

张元济还给蒋介石送去一本《中华民族的人格》，附信道：“国难日深，复兴民族必先提高人格……”

张元济也给张珑送了一册《中华民族的人格》，封面上还亲笔写的“珑孙阅”几个字。遗憾的是，“这本书现已无存。1955年肃反期间，李瑞骅（张珑的丈夫，一位早期归国工程师）被审查，抄家时该书被拿走，始终没有还回来。”张珑说。

一袭长衫一双布鞋，加之嗜古籍如命，张元济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典型的旧学家和老绅士。其实他不但富于新思想，而且能实践新道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生平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

“在他那里，新与旧，中与西，不是对立的，而是浑然一体的。”学者周武如是评价。

张珑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祖父作为清代的翰林、清廷的官员，学英文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新鲜事，给同时代的学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开启民智的出版家

 

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担任校长，1901年初入股商务印书馆，次年正式加入。

张元济放弃了在南洋公学的显赫地位，来到一家弄堂印刷小所，跟小业主夏瑞芳合作。这样的转变，时人多有猜测和不解。

其实，这是基于张元济一个重要思想的转变：从培养一批英才转向对国民的普及教育。

20世纪初，中国有四万万同胞，但是真正受到教育的人很少。张元济认为与学校相比，出版业在推进国民普及教育方面有更大空间和作为。他对夏瑞芳说：“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1930年张元济当选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以来，始终不忘初衷，毕生致力于实现他普及教育、启迪民智的理想。

1927年10月17日，绑匪突然闯到张元济在上海的极司非尔路家里，绑走了他。

绑匪说：“张先生，直说吧，30万元赎票。凭你这个印书馆的大老板，只不过九牛一毛吧。”张元济哑然失笑，说：“敝馆是股份有限公司，我只是入股者，商务不是我的私产。”

虽然身处被绑匪关押的险境，张元济仍以友好态度对待那帮匪徒，鼓励他们多读书。他说：“你们不要做这种行当，找点正经的事儿做！”

张元济住在匪窟里，晚上脱了外衣睡觉，绑匪看见他脱下来的毛衣还是破的，都有洞，就明白他确实是没钱。

最后收了一万块钱，就把张元济给放了。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日军以“欲灭我中华，必先灭我文化”，针对商务印书馆总厂进行全面轰炸，商务印书馆支离破碎，全部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该馆珍藏的45万册图书，其中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

“祖父用数十年心血收集的善本书籍被大火吞噬，片纸无存。被焚后的纸片乘着寒冷的北风漫天飘洒在市区上空，甚至还落到我家的花园里。祖父潸然泪下，悲愤之心，无以言表。”张珑说。

时年65岁的张元济深受打击，他对好友傅增湘说：“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不存，最为痛心。”张元济认为机器、厂房被毁都可以恢复，最为痛心的是几十万册图书被毁，许多珍品不可能复得了。

“祖父一生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他为创办商务印书馆，倾尽毕生之心血，而未尝有所索求。今日读了这些记录，犹感他品德之高尚，当可为今人鉴。”张珑深情地说。

采访快结束时，张珑告诉我们，她的名字是祖父给起的。“我是1929年年初生人，属龙，小时候家里都叫我‘小龙’，后来上学了，祖父就起了这个正式的名字‘珑’。”

张珑回忆起祖父大小事情来，是那么的真切、温馨、有趣和励志，就像这本《水流云在》书名一样，虽然时间过去了八九十年，但在她心中，祖父立身处世的一幕幕故事情景，至今仍然鲜活地浮现在她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