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记忆中的爱因斯坦和李政道

　　李政道1946年秋到芝加哥大学当研究生。我俩早些时候在中国或许见过面，然而，只是到了芝加哥才真正彼此相识。我发现他才华出众，刻苦用功。我们相处得颇投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长他几岁，又先他几年当研究生，便尽力帮助他。后来，费米做了他的学位论文导师，但他总是转而向我寻求指导。因此，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师。

　　1953年，李政道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为了继续合作，我们订立了相互访问的制度。我每周抽一天时间去哥伦比亚，他则每周抽一天到普林斯顿或布鲁克海文来。这种例行互访保持了6年。而这段时间我们的兴趣有时在基本粒子理论方面，有时则在统计力学方面。这是一种非常富有成果的合作，比我同其他人的合作更深入广泛。这些年里，我们彼此相互了解得如此之深，以致看来甚至能知道对方在想些什么。但是，在气质、感受和趣昧等诸方面，我们又很不相同，这些差异对我们的合作有所裨益。

　　1960年，李政道和我决定系统地研究与电磁场有相互作用的带电矢量介子的理论。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合作。我们的交往始于1946年。这种交往曾经是亲密的，它基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关心。接着，迎来了1957年，以及我们的成功。不幸的是，蒸蒸日上的声望逐渐在我们的关系中打进了原先没有的一些新楔子。虽然，我们富有成果的合作还继续保持了5年，但是，关系却慢慢紧张起来。1962年4月18日，我俩在李政道的办公室里做了一次长谈，回顾了1946年以来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早年的关系；50年代初；导致写出字称论文的1956年的那些事件，以及随后的发展。我们发现，除了一些细节之外，我们对所有关键的事件都保持着相同的记忆。正如家庭冲突中的和解那样，这是一次感情获得宣泄的经历，我们都感到一种解脱般的畅快。然而，这种和解并没有得以保持下来。几个月后，我们就永远地分手了。

　　在我同李政道做朋友的16年间，我对他就像一位兄长。在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领域里，我在1950年初就已经成了名。我们的合作关系中，我是资深的一方。敏锐地警觉到不应该挡住他的道，我便有意识地往后靠，尽量在事业上扶持他，同时，在公开场合对我们合作关系的实质严格地保持缄默。外人看来，我们的合作是密切而出色的，这种合作对物理学的贡献良多。人们对此感到艳羡。李政道自己也断言，这种合作对他的事业和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总之，这是我生活中值得回味的一个篇章。是的，其中也有烦恼。然而，世间万事万物中，富有人情味而有意义的事情，又有几件是完全没有创痛的呢！ 　　

爱因斯坦的故事

　　在普林斯顿，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是高等研究所最有名的教授。我去的时候，他刚刚退休。七十多岁了，他每天仍然从他住的地方步行到研究所去。在我的记忆中，爱因斯坦大概是不开汽车的，我没有看到过他开汽车。人们见到他每天从他的家走到办公室，距离大概有两公里的样子。我跟他的接触很少。那个时候，研究所里有二十多个博士后，我们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整天讨论。我们都非常尊敬爱因斯坦，因为无疑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可是，因为他已经退休了，我们觉得不应该去打扰他，所以我们跟他的接触并不多。

　　1950年前后，他把他的一本叫做“相对论”的小书，加了一个新的附录。在这个附录里，他发展了一个新的统一场论，想把电磁学和广义相对论统一起来，他做了一系列关于这个理论的演讲。

　　爱因斯坦在年轻时，1905年一年之内写了三篇影响极深远的文章。后来，他又发现了广义相对论。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理论，是一个集无数非常复杂的经验，用非常美妙的数学，表现了一个由纯粹思想考虑得出来的结果。我想了想，评论爱因斯坦的工作，也许最好的两个字是“深广”。他做的东西又深又广。

　　我介绍大家去看派斯在4年以前所写的爱因斯坦的一个科学传记。以前虽然有过很多爱因斯坦的传记，但都不是真正深入做理论物理的学者所写的。这却是第一次，所以立刻就成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书名取了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说上帝不那么简单，可也不是狠毒的。上帝创造了自然，自然的规律是很妙的，但并不是故意引你入歧途，使你不懂。只要你弄对了，你就可以懂。派斯就拿它做了书的名字。

　　1952年末，论文（52b）发表之后，爱因斯坦让他的助手Bruia  Kaufman（考夫曼）来请我去见他。我随她到了爱因斯坦的办公室，他对该文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这并不奇怪，因为热力学和统计力学是他最喜爱的领域之一。不巧的是，这次谈话（这是我同爱因斯坦谈得最多的一次）对我来说收获不大，原因是我不大听得懂他的口音。他说起话来很温柔，而我则因为同长久以来崇拜的一位伟大物理学家如此亲近而感到局促不安，所以难以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字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