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匡迪院士:中国跨过“新常态”这个坎要靠两个字！

   

2018年5月30日，中国工程院颁发中国工程界的最高奖――光华工程科技奖，我国杰出的钢铁冶金专家和战略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获得第十二届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

在获奖现场，当谈到自己最熟悉、也最关心的工程科技事业，徐匡迪心情颇为复杂。他指出，一方面，中国在传统工程技术包括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冶金工程、采矿工程等领域，21世纪以来在世界上一直领跑，属于领先地位。

另一方面，在新兴工业及工程科技领域，比如信息化、人工智能、航天技术、医学工程等，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还比较远。徐匡迪举例说，中国目前人工智能的应用公司很多，有些甚至做成了上市公司，但是人工智能的关键芯片却没有，还大量依赖进口，还有很多关键核心精密元器件都要靠从外国引进或者仿制。

一直以来，徐匡迪院士就对中国的国家战略、科技创新等领域保持密切关注。早在几年前，徐匡迪院士就曾指出过国国家发展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存在问题。他指出，未来的中国经济将会经历一个换挡期，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进入经济新常态，而创新驱动是实现新常态的关键。

他还谈到“中国是一个制造大国，30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已经居世界前列。有100多种产品的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但仍面临产能过剩、水平不高和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挑战”。

以下内容摘自2015年徐匡迪院士在某参加某次讨论时的讲话。尽管现在大环境已经有所改善，但其中谈到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思考。

 

 

�进入经济新常态，中国将面临重要挑战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一直以高速的状态发展，但未来的中国经济将会经历一个换挡期，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进入经济新常态。

曾培炎同志（原国务院副总理）在经研中心年会上有一段讲话，我引用一下，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说，“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传统的投资驱动逐步转换到创新驱动。一方面是改造老路，摒弃以往过度依赖于消耗资源能源等物质投入、不珍惜环境的高强度投入的增长方式。另一方面开启新路，更多依靠人力资本集约投入、科技创新拉动，迈向质量提升型的发展新阶段。”从时间维度上看，新常态指的不是短期一年、两年，也不是长期的二十年、三十年，而是一个中期的概念。

因此，新常态是中国要面临的重要挑战，创新驱动是实现新常态的关键，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则是创新驱动的重点。

美国的波特教授对后发国家参与国际竞争提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就是卖东西，卖矿石、出口矿石，同时也包括土地和劳动力，也是要素，搞开发区，你到我这儿来，用我这儿的原料、劳动力，中国在这方面有个新的创造，就是搞“两头在外”。

第二阶段是投资驱动，包括基础设施的国内现代化和外国资本投入。

这两个阶段基本上过去30年我们已经经历了。

小平同志讲要抓住机遇，这是非常正确的，如果现在再来搞开发区已经晚了，外资也不来了。现在西方的情况在发生变化，欧洲是经济增长乏力，走不出困境，美国由于页岩气、页岩油的开发，现在美国的能源比中国便宜，美国的工业用电相当于人民币（每度）1毛钱，他到中国来劳动力便宜，但是能源贵，我们的工业用电每度0.58元，所以他算下来，再加上由于机器人的普及，不用那么多劳动力，机器人24小时工作，不上厕所不吃饭，劳动密集型产业机器人不停地做，机器人的投入相当于劳动力投入四年就可以收回来，因此我们必须要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创新驱动。

凡是能够进入创新驱动的后进国家或者地区都上来了。比如中国的台湾，开始时是生产折叠式雨伞。70―80年代以后产业转型做“晶圆代工”，他看到未来的信息化产业需要大量的芯片、元器件，这个东西过去是哪个厂做电脑哪个厂自己做，成本很高，他叫晶圆代工就是半导体、晶体的圆片大量集中起来，然后给全世界供应，所以他现在占全世界的2／3，这个产业估计还可以稳定20―30年。

现在国内经济有一种理论，要搞服务业我们就转型了，海边度假、旅游的设施菲律宾非常好，服务业占70―80%。但我认为，这不是什么服务业、不服务业的问题。如果没有支柱产业，根本无法进行科技创新。

下面我会讲到习总书记的一段讲话：“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颠覆式创新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

 

创新是多方面的，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等，但科技创新的地位和作用十分显要。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

在90年代中期，C.M.Christensen提出破坏性创新或者叫颠覆性创新，他把原来的东西都颠覆了。

比如数码相机，把柯达的那套系统都颠覆了，胶卷没有了，不需要冲洗照片了，都存在相机里了。比如用激光的光盘来替代录音带，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双卡、单卡的录音机，后来光盘出来就把它给淘汰掉了。到了新的时期，液晶显示电视机取代了显像管的电视机。

习主席在2014年8月18日讲话中讲到，上个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是一穷二白，而阿根廷是世界排名前列的经济大国，当时就已经能够制造飞机、火车、汽车，是当时的发达国家。阿根廷曾经进入世界前十名，最高的时候到过第六名，二次大战他不参加打仗，二次大战在欧洲，美国是需要阿根廷的粮食和牛肉，午餐肉和面包，从他这里运到前线去，其他参战国家需要加工汽车、装备，所以产业都转到他这儿，日子很好过。60年过去了，中国的高铁技术、能源技术、大部分制造技术都位居世界前列，阿根廷被远远甩在了后面，飞机、火车、汽车工业都不行。阿根廷不发达吗？阿根廷是很漂亮的，像欧洲国家一样，阿根廷的足球踢得那么棒，探戈舞很好看，但是光跳舞、踢足球救不了国家。

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中国农业由于没有创新，发展受制约。中国的种猪92%要从国外进口，肉鸡100%，肉鸭90%，奶牛95%都需要进口，以奶牛为例我们比较一下，现在中国单产一年一头奶牛产2900公斤，接近3吨，美国是9590公斤，一头奶牛是我们的3倍，欧盟相当于我们的2倍，6200公斤，所以工程院把动物的种业作为我们国家要主攻的创新点。

还有更震撼的，英国的樱桃谷鸭击败了北京鸭，占领了我国肉鸭85%的市场。

樱桃谷鸭是英国樱桃谷公司从北京引进原种经过70年改良育出的新品种。1950年英国开始系统培育这个鸭，培育出樱桃谷鸭，这个鸭不是传统的北京鸭，英国人重新命名了，是樱桃谷培养出来的，生长比北京鸭快一个月，瘦肉率高、饲料转化率高、抗病力强，1981年中国刚开放时就销到中国来，当时销路还不是很大，没有解决温饱之前我们喜欢吃北京烤鸭皮下那层油，越油吃下去越解馋，后来慢慢口味变了，1991年大规模到中国来推广，现在樱桃谷鸭一年出栏11亿，而北京鸭是800万。

北京烤鸭、南京板鸭原料都已经是樱桃谷鸭，99.9%以上，如果各位到北京烤鸭去吃，烤出来的鸭片下来，是有皮的，但下面没有一层白油，瘦肉就是瘦肉，很符合现在大家的口味。由于樱桃谷鸭不卖给中国纯种，贸易量占全球市场70%，祖代种单价是北京鸭10倍，利润十分可观，因此英国女王两次为他颁奖，表彰他的贡献，他就是技术创新。

中国是一个制造大国，30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已经居世界前列。有100多种产品的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但面临产能过剩、水平不高和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挑战。

最明显的就是现在汽车的产量是世界第一，销售量也是世界第一，但是自主品牌的车非常少。我们看到的是还是德国的奥迪、美国的GE、法国的标志。

未来20年要改变这个状况必须从创新上来改变，通过创新改变制造业，从科学前沿来说，最有潜力的半导体，现在台湾现在搞的是硅片，硅材料要慢慢变成化合物材料。

美国两年以前提出来先进材料的计划，材料基因组工程、综合计算材料。我们搞材料的人过去炒菜，淡了加了盐，咸了加点糖，加各种元素，叫“试错法”，需要什么样的性能应该用什么样的材料，慢慢走向理性化。

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智能化服务。过去我们讲产品，产品就是生产，制造业就是生产产品。产品出来你怎么用是你的事，在今后都是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服务。另外是3D打印、生物制造、合成生物学、器官工程，现在世界上第一个人工的心脏已经做出来了。

现在器官的移植只有两个不行，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脑，心脏有望在十年左右用于临床，今后你的家属如果有心脏病历史，有家族史的，你出生的时候把心脏干细胞保留在那个医院里，如果四五十岁心脏不太好时，等九个月心脏就发育好了，给你移上去，就是你的心脏，再给你工作四五十年，所以未来的科学是非常了不起的。

 

�大数据和云计算：一半是挑战，一半是机遇

 

我还想说一说影响到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的大数据和云计算，这是未来非常大的商机。但是，这个商机要读得懂，一半是挑战，一半是机遇。

什么叫大数据，互联网每60秒发生的事情是惊人的，苹果应用下载每60秒4.7万次，全球IP网一分钟发送6.39个TB的信件，Focebook发生6百万次访问，这个是由大数据产生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谷歌公司前雇员发现了一个商机就辞职了，创办了一个Climate公司，是气象公司，美国气象局公开数据，从这个数据库里获得几十年的天气数据，把各地的降雨、气温，每个月土壤的情况，历年农作物产量做成一个图表，做成一个软件放到里面，从而预测美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农场明年的产量，用这个向用户出售个性化保险，大豆多少产量，玉米多少产量，小麦多少产量，如果没有实现这个预测，破坏了庄稼公司给你赔付，结果最后大获成功，因为他是靠大数据统计的基础，概率很大，也有失算的，但是非常小。

获得成功以后谷歌公司就眼馋了，要把他买回来，这个人开始不干，后来不到11亿美元把这个公司卖给了谷歌公司。可能会说这个数据都是美国气象局的，气象局没有做成网络，谷歌公司买回来之后，把这个东西注入到上市公司里面，然后销售股票又收回了12亿，谷歌公司也赚了1个亿。

GE航空发动机从智能制造向适时服务业延伸。把传感器安装到所有设备上，不管是燃气轮机还是医院病床，在公司所有工业领域里，GE估计这样的效率机会可能价值1500亿美元，飞机在飞的时候可以告诉你到底应该怎么飞，用油是否合理，发动机有没有问题，核磁共振卖给中国或者印度的医院，在做的时候都可以测量。

 

�跨过新常态这个坎，中国还需多方努力

 

最后我想说说我对经济新常态的感言：首先我认为要保持新常态而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十分不容易的。如果说后发国家从二次大战以后，23个国家想追赶，只有5个国家成功超越了，其他的都没有超越。没有能够进入创新型国家，没有能够进入发达国家的领域。

所以宏观经济的换档减速不是自动滑行，不是不需要花力气，现在有些舆论认为现在干部不用吃力，过去招商引资，经济发展，互相考核，很累，我看新常态恐怕更累，要花更大力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阶段经济发展难度，我个人认为国内和国际都比粗放型高速增长要大得多得多，希望和大家分享我的这个观点。

要跨过新常态这个坎，一是要依靠深化改革、制度创新、激发创业创新和人人创业的活力。

为什么阿里巴巴能够杭州发展起来，我认为杭州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地方，他们曾经到过上海，上海的委办都不同意，税务局说税怎么收，营业税怎么收，我就听你说，你说卖多少就交多少，他没有想到银行是可以联网的，但是银行系统和财政税收是两个系统。

商品质量检测，如果卖假货谁来打击，上海的各个业务部门都很精明，但由于太精明了，不高明，最后这个商机到了浙江。

杭州的市委书记是比较开明的，他说我看你三年，第一，你不要发大的案子，第二，每年营业额要翻番，第三，要用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因为我现在大学生就业有问题。马云给他保证，现在他用了三万多人的大学生，体制制度创新深化改革，说到底就是激发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人员创业的活力，如果能做到这两者有可能。按照惯性，还喜欢工厂给加工资。

二是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用网络科技来蜕变传统业态，包括农业、工业、商业等，帮助农业、工业、商业都走上信息化、智能化的快车道，只有用最新的科技来武装才能尽可能实现弯道超车，使国民经济产生一个质的提升。

韩国曾经也搞过芯片，看到台湾赚了这么多钱很眼馋，搞了三年不搞了，因为起步晚了，起点低了，所以没法和他竞争。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弯道超车才能使国民经济产生一个质的提升。

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人口大国，在新常态下，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和基础设施还是拉动经济发展的，还要保持一定的投资。不可以随便贬低投资拉动的效应，投资拉动不但是对当前有拉动，而且惠及子孙后代。但是一定要精准投资，不能搞浪费的、没有实效的形象工程。

同时要看到，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经济在新常态下是将会继续并存的，比如电子商务，网上的交易是非常新的，这是高度的信息化产品，但是快递的物流业又是劳动密集的，每一个城市都是几十万人在做快递，没有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所以在整个新常态阶段，在转变的过程中，投资还是稳定经济与就业的重要方面。

在经济高速发展后，中国的制造业产能过剩也已成为常态。

现在中国的工业产品没有哪一个是不过剩的，如何消化？如何削减产能，将是新常态阶段中的非常棘手的问题。要通过改造，淘汰落后，同时也涉及到金融业风险，接近2万亿就是2008年以后在银行贷款支持下，国内市场要大兴土木时搞上去，钢产量从5亿吨到了10亿吨，要削减的话60%是银行的钱，银行有信贷风险。

另外工业资产处置，工业资产拿来干什么用？不能都作为废铜烂铁，怎么转移？劳动的就业和转移，社会敏感这些大的事情。

在新常态的关键时期，除了经济转型以外，处理好这些宏观经济的问题，也是稳定我们国家一个重要的方面。

徐匡迪的故事，还要从40年前的春天讲起。

 

打开眼界、了解前沿，才知道该在哪些方面努力

 

“上海工业大学的徐匡迪老师，请你到厂部办公区来一趟！”1978年3月的一天，正在上海第五钢铁厂车间带学生炼钢的徐匡迪接到厂办通知，“有重要的事情，我们给你准备车。”接到通知是上午11点，徐匡迪没顾得上换衣服，下午就赶到市里报到，然后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了北京，住进房间才知道要召开的是全国科学大会。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后来被称作“科学的春天”的大会，将科学求真的精神吹向中国大地，也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先声。

“中国有千百万像我一样的知识分子，在‘科学的春天’里，个人和家庭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在随后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努力学习和工作。”年逾八旬的徐匡迪回忆。

1982年，他被派往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开始了两年的留学生涯。“全国科学大会以后，科技工作得以恢复，过去封起来的实验室都开放了，各地、社会各界都开始重视科学技术，经费也有所提高，开始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大家也开始积极投入到科学研究当中，争取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徐匡迪说。

作为第三批公派到欧洲的留学人员，当时的徐匡迪对知识可谓如饥似渴。为了节约时间，他索性搭了一张折叠床住在实验室，白天上课，晚上做实验，没有实验员，也没有助手，导师给了课题，只能自己动手做。

当时，导师问他：“我们这里做这样的论文需要3到5年，两年的时间对你来说是不是太紧张了？”徐匡迪却坚持要在两年内完成，“留学期间，周末实验楼要关门，我才回到住宿的地方。”徐匡迪认为，打开眼界、了解前沿，他才终于知道应该在哪些方面努力。

“我国的科学技术能有今天这么快的发展，当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徐匡迪说，“全国科学大会解放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同时极大释放了我国的生产力。”上世纪80年代初，徐匡迪提出用真空循环脱气加喷粉处理大型转炉钢水，冶炼超低硫、氧钢，获得英国、瑞典专利，并用于制造英国北海油田的石油管线钢和新日本制铁公司生产的西伯利亚输油、气管线钢。此外，他还在不锈钢精炼、熔融还原动力学以及焦炉煤气制氢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成为中国喷射冶金技术的开拓者之一。

 

科学家要善于交流，合作研究跨领域问题

 

2002年，徐匡迪出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他把战略咨询工作摆到了重要位置。

“美国的‘曼哈顿计划’，请物理学家、工程学家、军事学家一起研究，后来的‘阿波罗’计划也聚集了各方面的专家。”徐匡迪说，“因此我体会到，科学家不但要集中精力于自己的专业，而且要善于同其他领域的专家交流，合作研究跨领域问题。”作为战略科学家，徐匡迪最为人所熟知的，是担任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由徐匡迪牵头组成专家咨询委员会，对总体规划、京津冀三地的功能定位、发展目标等进行论证。同时，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和形成京津冀地区新的增长极，论证在河北省建立雄安新区的可行性，徐匡迪组织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国内外专家对雄安新区的总体规划进行了数十次论证，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要求，完成了总体规划。目前雄安新区的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当时就提出，不要盲目建设大都市，不要所有的中心城市都追求建成国际化大城市。”徐匡迪说，全世界发展最快的不是超级大城市，而是城市带或者城市群。“交通上很方便，一小时能通达的城市群，是最适合发展的。”徐匡迪指出，建立一个“轨道上的京津冀”，用高速铁路连接起来，这样既可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又能促进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瞄准的是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这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徐匡迪说。

多年来，徐匡迪还先后组织了先进制造业、城镇化、人工智能等咨询项目，为国家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实现并跑、领跑，科研评价体系要有足够的韧性

 

“40年前的全国科学大会播下了创新的种子，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成果丰硕。”徐匡迪认为，比如在土木、冶金、采矿、地质、水利等一些工程科技领域，我国已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建造了世界最长、技术难度最大的跨海大桥，在海底取出了可燃冰，在大科学工程方面也有可喜的进展。”

“在传统的工程科技领域，我们已经具有相当的优势，但是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天科技等新兴科技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突破。”徐匡迪说，从引进、购买到实现自主研发，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现在有了大国重器，但还没有‘精器’。也就是说，肌肉强壮了、骨骼长大了，但是心脏和脑子还要靠别人，这是不行的。”

创新的一端是应用，另一端则是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现在一些领域的创新还是‘热’在了应用。”徐匡迪指出，要为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必须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攻关。他认为，“基础理论不弄清楚，照着人家搞山寨版，靠抄近路、找窍门是走不长远的，也不要寄希望于到国外购买，花钱抱个金娃娃回来。”

“比如，现在的科研评价体系，要看产值、利润，一些不出产值和利润，甚至赔钱的东西不太有人愿意做，单位也不太愿意投入，社会也不是特别关注。”徐匡迪认为，解决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的问题非一日之功，科研评价体系需要相应做出一些调整，“实现并跑、领跑，我们的科研评价体系也要有足够的韧性。”

“另一方面，系统创新也很重要。”徐匡迪认为，高铁就是一个系统创新的综合技术体系――不仅车要跑得快，而且还要与轨道、桥梁无缝衔接；车跑得快了，要保证零部件不出问题，还需要很多稳定可靠的传感器，“所以，高铁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把机械化、信息化、自动化连在了一起。”

40年前，徐匡迪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而现在乘坐“复兴号”高铁列车只需4个多小时。列车在提速，科技创新也正在神州大地加速驶向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