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不可追

将近10年前，我头一次到海盐，到了张元济图书馆，曾在留言薄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张元济不可追。时至今天，这句话似乎依然是对张元济最恰当的评价之一。不可追的含义是：张元济的高度我们达不到，高山仰止；张元济的模式也不可复制，景行行止。

关于张元济的研究可能也是近十几年来中国近代人物里比较充分的，但仍然还有许多可以掘进的富矿。《张元济全集》（共10卷）的出版为研究张元济拓宽了路子。在此之前，曾陆陆续续地见到张元济的一些主要著作，全集的出版提供了更系统、更全面的资料，它的出版将进一步促进张元济的学术思想研究。

“有意”的立德与立功

《张元济全集》是张元济的立言，在他的生前这些文字大多没有出版过。中国传统文化人的价值观，一直都是所谓立德、立功、立言。胡适在张元济七十寿辰纪念文集中，称张元济是“富有新思想的老学者，也是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这是胡适对张元济很中肯的评说。张元济作为从旧式文人向新文人过渡的那一代人，立德、立功、立言这种价值观，仍然有着很深的印记。但综观张元济一生，他并不追求立言，而以立德、立功为毕生之追求。

立德是他高尚的人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心系国运的文化人格。而其核心点是张元济认定中国三千年文脉不能断，他以“国学起衰”为任，在古籍整理方面，更以“为往圣继绝学”的精神“拼命为之”。他深明大义，在抗日危难关头，他撰写《中华民族的人格》。1948年作《新治家格言》也算是张元济儒家文化人格的一种折射。二是与时俱进的智者胸怀。对于潮流的把握表明，张元济是一个顺应大时代大潮流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平生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他是一个开明通达而不拘泥守旧的知识分子，一向体现出顺应历史与时俱进的胸襟与见识。张元济也算是吃过亏的人，曾经在中华书局的出世上被同行“撞了腰”，此后在出版经营上没有太多败笔，在“五四”以后他都能跟上潮流。三是对于年轻人扶持的长者品格。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的工作母机，是近代出版人才的熔炉。像后来的陆费逵等都得到他的帮助，挑选王云五也算是一例。

立功是他的出版事业的成就。商务印书馆并不是张元济创建的，有的人常用创办这个词，这是不确的。虽不是创办者，但商务印书馆是在他主持下发展起来的。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的出版业务包括中小学教科书、杂志、辞书、古籍出版等，在出版史上都具有开创之功，这当中无疑更多地体现了张元济的谋划。商务印书馆的标杆意义还在于，以其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又足以折射中国近代出版业，故而又成为中国近代出版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并进而为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为整个民族的觉醒作出了重要贡献。茅盾有关张元济对新式出版业筚路蓝缕的评说被广为引用。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涛在其近作《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商务印书馆》一文中有一段话：商务印书馆“以其成就卓绝的文化出版活动嵌入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想，其高远的文化理想、独到的文化眼光、成功的商业运作，在引进西学、整理国故、创立现代教育体系、促进文化学术进步，以及引进现代科学技术、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取得卓越成就，为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并以此为支点，为整个民族的现代化和复兴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无心”的立言

张元济的立言，真正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学术思想的指向。虽然张元济的思想能够影响当代，但他并不以学术思想见重或影响于当时，他的学术思想不属于他那个时代。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他的思想没有当时的根基，不见容于当世，而是说它更多的是指向未来的。张元济不是一个系统阐述过自己学术思想的学人，他的学术思想还需要学界进一步发掘。由于他的指向未来的特性，张元济的出版企业经营思想，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似乎更应得到关注和借鉴。

学术思想的根基。张元济学术思想的基础来自于他的实践。也就是说，他的立言建立于他的立德立功的基础之上，是在他的实践中提炼的，又注入了他的实践。张元济一生的主要活动，包括其学术实践，前半生主要在出版经营，后半生主要在古籍整理。由出版经营实践，催生了他的编辑出版思想和出版企业经营思想；由古籍整理实践，催生了他的古籍整理思想。

1902年起，张元济进入商务，从此直到寿终，无论是否在商务任职，都一直是商务企业经营事实上的掌舵人。是他带领着商务一路走过了夏瑞芳遇刺、“一・二八”、抗日战争、公私合营等所有考验，最终成就了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出版业的第一家百年老店。然而，张元济本人却从未写过一篇系统的企业经营文章。他关于出版企业的经营思想，种植于事业中，也如一颗颗珍珠，散见于他的日记和书信中。

从1902年进入商务主持古籍出版工作，到1940年影印最后一部古籍《稼轩词》止，张元济有着38年的古籍整理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出版了《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多种大型古籍丛书，其工作总量如张学继在《出版巨擘――张元济传》中说，“加起来大致相当于清朝御修的《四库全书》的总卷数”。在这样的古籍整理实践中，张元济撰写了大量的印行启、刊成记、序、跋、校勘记等，产生了丰富的古籍整理思想，同时又将这些思想贯注到了他的古籍整理实践。

学术思想的主要范畴。张元济学术思想包括编辑出版思想，出版企业的经营思想，古籍整理见解，旁涉教育、图书馆学等。古籍整理思想是他的旧学根底，编辑出版与出版经营思想是他的职业体验。这是张元济学术思想大厦的三根支柱。如前说，他从来没有在这些主要范畴系统地论述过他的学术思想，但他的这些思想散见于书信、日记与诗文。比如，他1943年在为商务创办人之一的高翰卿八十寿写的《寿序》里，说了这样一段话：“生平所经营者有二，曰商务印书馆，曰五洲大药房。由前所为，由浚瀹人之神智，可以常为新民。由后所为，则搜采吾国未有之药物，可以免人于羸病……凡斯二者，缘所以展拓其新陈代谢之能，而成足以救吾中国今日之贫敝，而使之返衰弱而为盛强。”在这一段话里，张元济把救人与救智（心）相提并论，这应该是他对出版功能的一种认定。这样三根支柱，维系了张元济学术思想的稳定结构。

学术思想的内核与价值意义。一条是“教育为已任”。从业之初，他就与人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到1952年的诗文里还一再表明“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这是张元济在半个世纪里一以贯之的以文化教育为国之命脉的理念；另一条是“在商言商”。这里的含义，一是指谨守商业的本位，二是指张元济的言许多都是有关商业的。有关“教育为己任”是他的职志，有关“在商言商”是商务企业文化的核心。这两条是他的理念与理想，我们要将这两条组合起来看，这是文化与商务、理想与现实的完美结合。这也是商务管理和团队与员工的群体共识，是商务成功的关键。

对于张元济的学问与学术思想的深度，1948年旧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张元济是得票最多的人之一，这是当时学界的认可。当代学人，国学大师张舜徽对张元济的评议，人们关注不够。华中师大出版社范军在出版张舜徽文集时，注意到后张对前张的专门的评论，“虽其一生无他专著行世，然观其所为群书题跋，固可考见其学问博赡，识见高远，固近世一大通儒也”。“此等学问，不废大家。”

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茅盾在张元济90寿辰时写的祝辞，以及在他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都对张元济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戊戌以后，菊生先生致力于文化事业，创办商务印书馆，在中国于是始有近代化的出版事业。商务印书馆在介绍西洋的科学、文学，在保存和传播中国古典文学和其他学术著作方面，都有过重大的贡献。将来的历史将记录菊生先生这些对于祖国文化的贡献。”“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个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衲本二十四史》，每史都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修养。”

张元济的事业是他立德的根基，他的立功是他立德的彰显。《张元济全集》是他的立言，他无心做学者，却在立德立功的过程中为我们留下立言的丰碑，后人难以企及，张元济不可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