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 淡泊 真诚 民主 ---蔡元培的人格魅力

    无人怀疑蔡元培是中国现代史是上最著名的教育部长、最成功的大学校长。蔡元培成功人生的秘诀不在于他的学问和事功，而在于他的伟大人格。他那宽容、和蔼、慎独、淡泊、仁爱、谦让、真诚、民主、志趣、原则等优秀人格特色，象磁场一样吸引了当世最为著名的人才，为他出谋划策，开创出一种风气，成就百世伟业。

　　宽容、和蔼、慎独、淡泊、仁爱、谦让、真诚、民主、志趣、原则等10种优秀人格特色，是蔡元培的学生、同事们从眼中看到，心中感觉到，通过笔中表达出来的。虽然64位师生人数并不多，并不能代表所有与蔡元培有过接触师生、同事的观点，但我们可以说他们的看法和评价已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蔡元培的人格特征。而这些人格特征正是蔡元培一生成功的根本原因。下文择要剖析前五个重要人格特征。

　　宽容的度量 宽容即宽恕能容人，对别人的过失、过错能宽恕，对个性不同、信仰不一，政见相左，学术观点各异的人能容纳、容忍。这非有大器量、大风度不可。对蔡元培的宽容，无论是学生还是同事没有一个是不钦佩的。这并不说，其他人不想宽容或者说做不到宽容。只不过是一般的人虽做了些宽容的事，但很难达到蔡元培的那种境界。蔡元培的宽容是发自内心的，是自然而然的，带有本性使然的意味。朱家骅曾不无感慨地说“先生德大有容”，是旁人所不及的。

　　蒋梦麟在《蔡先生不朽》的文章中写道：蔡先生人虽死了，但他却为我们留下四大不朽精神：即学术自由之精神、宽宏大度之精神、安贫乐道之精神、科学求真之精神。学术自由、宽宏大度就是宽容的具体表现。蔡元培有宽容度量，这是因为“在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而先生应运而生，集两大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人若自身没有量、德、学、才，又如何去宽容别人呢？本着宽容的度量，蔡元培在入主北大时，就引用《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道理，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办学思想，开创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

　　冯友兰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兼容并包有两层意思：一是学术上的兼容并包，凡是学术上自成一体，专业上有地位、有贡献的人才，尽可能的聘请过来，而不问他的政治派别;二是对老、中、青人才的兼容并包。所以，北大可以出现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锐人物与旧派学者辜鸿铭、刘师培、黄侃、林纾、陈汉章并存，六、七十岁的老翁宿儒与二十几岁的“兔子党”共处的局面。“在这两方面的兼容并包中，蔡先生把在当时全国的学术权威都尽可能地集中在北大，合大家的权威为北大的权威，于是北大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其权威就是全国最高的权威。在北大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全国也出现了这种局面”。

　　蔡元培的宽容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但这并不是说蔡元培对新旧都是一视同仁，没有自己的倾向和观点。根据梁漱溟在北大的体会，蔡元培是站在新派一边。“人人皆知蔡先生长北大，于新旧各派人物兼收并蓄，盛极一时。然其内心倾向坚持在新的一面”。事实上，蔡元培主张学无新旧，只有对错。因此蔡元培也并非站在新的一边，确切地说是站在对的、正确的一边。蔡元培重用陈独秀、胡适就是例证。陈独秀其为人圭角毕露，不苟小节，其言论锋芒逼人，得罪不少人，性格恰与蔡元培的为人态度相反。校外的人视陈为洪水猛兽，校内对陈反感的人不少，校内外是一片倒陈声。对此，蔡元培态度鲜明，极力反对学校内或校际间有派系。他说“只能有学说的宗师，不能有门户的领袖”。陈独秀虽细行不检，但不愧为思想界领袖，于是极力保护。“自己出面对外承担一切，对内包容不疑不摇，故卒能俾陈发挥其作用”。从中我们可以加深“有蔡先生而后北大始成其所以为大”。这句话的理解了。

　　和蔼的态度 大多数与蔡元培接触过的人，无不认为蔡是位和蔼可亲的人。尽管震于蔡元培的大名，未见面前总不免有些惶恐不安，但一交谈，就会使人很快精神放松，如浴春风。陈独秀曾说蔡元培哪怕是生气，“态度还很温和”。他的学生和同事，常常用温和、谦和温恭、性情温和、和平敦厚、温和诚恳、慈祥诚恳、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庄严慈祥、风度休休、彬彬有礼、不严责人、无疾言厉色来形容他。

　　冯友兰在《我所主认识的蔡校长孑民先生》一文中，讲到他所亲历的两件事：一次，冯从新任的蔡校长身边走过，顿着“他的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使我心理一阵舒服。我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另一次，因事需要学校出一个证明书，按正常手续办来不及了。冯友兰大胆闯进校长室，直接去找蔡校长。蔡校长听完情况说明后，当场提笔写了几个字，并“亲切地交待”如何去文书科具体办理手续。这种不言之教，使冯友兰感受很深，几十年后都牢记在心，津津乐道，念念不忘。

　　蔡元培性情温和，日常无疾言厉色,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这不是说蔡元培是个“好好先生”，没有阳刚之气。他对大是大非问题是严肃不苟的。北大曾发生“讲义费风波”。学生因不肯交讲义费，聚了几百人，要求免费，其势汹汹。蔡元培坚执校纪，不肯通融。一时秩序大乱。见此，蔡一改谦和温恭的形象，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道：“我给你们决斗!”包围先生的学生们纷纷后退。这大概是蔡元培一生为了维护学校大局不得不发狠吧。

   慎独的境界 慎独一词出自《礼记、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谓在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蔡元培出身翰林，早年笃信程朱理学，因此尤为注重人前人后的修为，从不会台上一套，台下一套，作暗室亏心之事。同时，慎独还包含着专一、独特，独立的意思。黄炎培在《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中，曾借用教育家胡元炎对蔡元培“有所不为，无所不包”八个字来评价蔡元培的一生。“盖有所不为者，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也就是坚持自身的道德价值观，不讲违心话，不做违心事。不畏权势，凡事讲对得起良心，“绝不假词色”，“从不阿于人”。

　　林语堂也在《记蔡孑民先生》一文中讲到：别看蔡先生平时很随和，饭烧好也吃，烧焦了也吃。“其实蔡先生软中带硬，外圆内方，其可不计较者，他不计较，大处出入，却不肯含糊”。蔡元培的一生确表现了外和内介，守正不阿的人格特征。他洞悉清廷之不可为，毅然辞职归里，从事作育人才和排满革命。甚至秘密赁屋，试造炸药，进行暴动。他因不满袁世凯之为人，义无反顾地辞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职。他因不忍与彭允彝等人同流合污之苟安，愤而辞去他最不愿辞去的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认为“这是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点”。

　　淡泊的名利 作为翰林院的编修，蔡元培的旧学功底自不待说。受汉儒“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非功利主义思想影响，蔡元培对名利比较淡泊。他虽负母命参加科举考试，但并非志在必得，以致不等会试发榜就提前回家而错过殿试。留学德国后，又受康德哲学思想影响，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认为我们生活的现实社会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世界而已，人生应追求精神永恒的实体世界。因此他对人生持“超然”的态度，既不迷恋，也不厌弃。对依附于人身的名利更是淡然处之。所以他可以毫不留恋地辞去教育总长，去当一名老留学生。

　　曾在爱国学社、民元教育部时期一直跟随蔡元培的老朋友蒋维乔，在《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一文中写到“先生绝无耳目四肢之嗜好”，为爱惜生灵，而不愿杀生，持素食。为公众事业，可以做到忘其家、忘其身。做到“功成而我不必居，名成而我不必享，无我、无功、无名”。蒋梦麟是蔡元培绍兴中西学堂担任监督时的得意门生。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之后，还曾派蒋代表自己到北大主持工作，师生关系十分密切。他认为蔡元培的为人可用“平淡冲和”四个字来概括。“故先生处事，时持‘水到渠成’的态度。不与人争功，不与事争时。别人性急了，先生常说‘慢慢来’”。正因为淡，所以他不屑与人去争名夺利，而是把杨名立万的事让给教授们，让给青年学子们。正因为淡，他不会与人去比车子、房子。正因为淡，他“绝不会利用学生，去为其个人争地位”。《中央日报》主编程沧波曾意味深长地感叹：“蔡先生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淡，他的人情味很浓”。

    仁爱的心肠 蔡元培常把西方思想家们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与中国儒家的义、恕、仁相比附。认为西方的博爱就是孔子提倡的仁，就是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学生、同事们认为蔡元培不但是仁爱思想的信奉者，宣传者，更是仁爱思想的实践者，代表者。他们把宅心仁、仁厚博爱、富有同情心、爱护青年、爱众人、处处为人无我、具有墨子兼爱精神等赞美词毫不吝啬的送给他们敬爱的蔡先生。

　　傅斯年在《蔡先生人格之一面》中写道“我平生所见，只有他老先生是把天下人皆看作平等的，无智愚的，无贵贱，并而爱之”。他对于每一个人，都先假定他是良善的，除非已经证明他不良善。甚而至于他对于每个罪人，各样的罪人，都假定是可以改过或可以原谅的，除非累次证明他不能。正因为如此，蔡元培还曾被一些偏激的人冠以“好好先生”的外号。北大师生的回忆文章中，也常提到蔡先生“乐于助人”，经常为学生、故旧甚至毫无关联的人写介绍信，帮他们寻找工作。

　　实际上，蔡元培一方面是出于仁爱之心，君子成人之美。另一方面是基于提携后进的一种信念。凡有一技之长，他总设法帮忙，使他有发展机会。有一次，蔡元培在火车上认识一位安微青年，该青年将自己写的有关文字学的著作送给蔡先生看。蔡看后感到写的不错，是个难得人才。于是很热情地为这位失业在家，生计无着的青年写了一封推荐信，使他顺利地在安徽大学找到了理想的工作，脱离了困境。

　　曾得到蔡先生帮助的青年许钦文激动地说：凡有人去向蔡先生请求事情，先生总是好好对付，尽力的帮助。使陷于困境的青年，多得救援。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有许多有才华的青年因贫困，交不起学费，上不了北大。蔡先生就创立了旁听生制度，允许那些青年去北大旁听。著名文学家曹靖华也是北大的旁听生，他曾感慨地说“要是没有蔡先生的首倡，我们这班青年是无法进北大的，也就无法学习文化知识了。当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等青年也是这里的旁听生。蔡先生创造条件鼓励青年学习文化知识，培养和扶植了一代青年，这个贡献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