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敏与汉水铁桥的风风雨雨

   

彭敏，原名周镇宇。1918年10月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新中国铁路和桥梁建设的卓越组织者、领导者和奠基人之一，被誉为党内的“红色专家”。

抗日战争中，他在山西参加了百团大战等战役，后到延安学习。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东北，担任党领导的铁路队伍指挥员，从此和铁路桥梁结下不解之缘。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他组织并指挥东北的铁路抢修、维护工作，还转战华北、华中及大西南，既为接管全国的现有铁路系统奠定了基础，也为全国解放立下了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了抗美援朝，任志愿军铁道兵团总工程师、中朝联合军运司令部抢修指挥所司令员，在美军的狂轰滥炸中，铸造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了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1952年初夏，他负伤回国休养。

1953年，铁道部设立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彭敏任局长、党委书记，并兼任武汉市市委委员，受命承担起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重任。1954年1月，彭敏代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递交了一份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详细介绍了武汉长江大桥的规模，其中，全长300米的汉水铁桥的建设可使京汉铁路先过汉水，直通长江大桥的汉阳工地。这对建设长江大桥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可以说是修好长江大桥的“第一炮”。于是，大桥局提出了“修好汉水铁桥，迎修长江大桥”的口号。

 

汉水铁桥的大练兵

 

武汉大桥工程局的筹备工作在彭敏积极推进下有了显著进展。工程地区的地亩购置、房屋拆迁、坟墓迁葬同时进行。施工场地以汉阳为中心，在汉口、汉阳、武昌共设六个工地，进行了平整地基、修建工棚及宿舍的工作。在国内调查、购置、调拨工程中必备的机具、船舶，并成立了机械修配经租站。继续调查、整理和研究施工上的各项技术资料，如地质、水文、气象、材料化验分析等。

1953年7月2日，经政务院决定并批准，以彭敏为组长的九人小组远赴莫斯科，请苏联鉴定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方案，看看技术上有没有什么漏洞及不合适的地方。而后，彭敏等人于9月9日回国。

从苏联回来后，作为建桥领导人的彭敏重任在身，马不停蹄地进行汉水铁桥工程的筹备工作。11月，汉水铁桥施工准备已初具规模，首先开工。虽然汉水铁桥不论在规模或技术上，都不能和长江大桥相比，但彭敏却相当重视这座汉水铁桥的修建。毕竟，施工队伍的技术力量太薄弱，这让彭敏尤为揪心。为了锻炼施工力量，彭敏将江岸桥梁厂组成的第一桥工队调往湘潭湘江大桥，启动架桥工程和信阳狮河桥的换梁工程，又从上海铁路局调来部分桥工队。

在最初成立时，大桥工程局人员的组成，名副其实地来自四面八方。这些人员的共同特点是缺乏经验：管理干部没有工程管理经验；技术干部缺乏施工经验，尤其缺乏解决长江大桥这样复杂问题的经验；技术工人也没有在长江大桥施工中所必需的操纵机械施工的经验。不仅如此，人员数量也远远不能满足施工的需要。为了训练这批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彭敏拿出自己的绝招。他告诫这些来自各地的人员，相互间不要不服气，“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在他的安排之下，来自济南局、广州局、衡阳局、南昌局等各地的管理队伍，分别单独负责、管理一段时间。一段短暂的时间之后，他们很快适应了新状态，掌握了管理的要点，从混乱到管理有方，迅速成长起来。这样的安排，的确锻炼了他们的能力。例如，一桥队的杨海峰，后来成为很成熟的管理干部，完全可以独立指挥一个桥处进行施工。

彭敏后来在总结中说：“在汉水铁桥施工时，这些人员面对这样的工程是极其缺乏经验的。当时为了解决技术问题，采用先进的施工方法，差不多集中了全局的技术力量。水中施工时每个工班都配有一个工程师，一个桥墩有两三个工程师工作还不能顺利解决问题。开始时，工程进度很缓慢。如岸上打桩每班八小时仅打十米，水中打桩两天还打不下一根。四号墩（水中）水下混凝土封底时，局长、总工程师亲自指挥，每四部拌和机就要一两个工程师亲自领导，结果工作了二十余个小时才结束。五号墩浮运下沉木沉井，局内总工程师亲自指挥，有十余名工程师参加工作，结果浮运至中途歪到水里了……年轻的工程师在修汉水铁桥时，开始时几个人搞一个桥墩还狼狈不堪，缓慢、混乱、出事故，甚至在桥墩上整月不上岸、不理发、不洗澡，结果还干不好。后来，他们已能从容地有条理地指挥长江大桥几个桥墩工作……而老的高级工程师均参加了汉水铁桥的工作，最初还出了很多问题……在这困难的日子里，党的领导起了决定作用。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经常和我们一起战斗在工地上。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下雨还是下雪，工程中的问题不解决，我们绝不罢休。为了支援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在工程进行时还专门调来了一个桥梁营。这真是上下一心、共同努力。最终，苦战半年，桥墩全部出水。就这样，一年时间就修成了汉水铁桥。”

 

中苏技术人员发生矛盾

 

彭敏选择的汉水铁桥工程技术负责人，是来自上海铁路局基建处的总工程师陈昌言。陈昌言出生于1909年，从小家境贫寒，勤奋好学。优秀的学习成绩使他有实力获取奖学金，因而得以维持学业。他原本精通英语、法语，但新中国成立后，为便于与苏联技术人员交流，于是自修俄语，后来还自学了日语。陈昌言技术扎实，实践经验丰富。有人曾有机会读过他那本厚厚的笔记，上面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记满了他的心得体会。1949年，在杭州临近解放时，他意志坚定，坚决不跟随国民党去台湾，而是设法躲避、隐藏下来，等待解放军到来。陈昌言心悦诚服地拥护共产党。他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军队纪律严明，官兵平等，进城不扰民，露宿街头。目睹这样的场景，他深受感动。后来，浙赣铁路总军事代表刘白涛对他们宣布，所有没有跟国民党走的工程技术人员一律保留原职务，按原薪支付工资。由此，他确认，共产党“乃仁义之师也”。

施工时，行政领导杨海峰、苏令闻等，老的工程师王同熙、赵遂章、王团宇、胡仁等，年轻的技术人员殷万寿、肖传仁、邹义章等，以及局总工程师汪菊潜，副总工程师朱世源、梅�D春等，几乎天天都在施工现场盯着。

苏联专家奥尼斯阔夫出身泥瓦匠，工作认真负责，是铁道部聘请的顾问，地位很高。汉水铁桥工地开工后，他常在现场。

在讨论长江大桥基础的施工方法时，气压沉箱法在水深浪急的长江上施工有很多难题，迟迟拿不出施工设计方案。奥尼斯阔夫顾问很着急。据一个曾管理政工的干部回忆说：“在汉口胜利街组织专家们多次开会，讨论气压沉箱法的实施，气压沉箱法的弊病连我都听明白了。当时汪菊潜总工程师、梅�D春副总工程师在讨论时起了很大作用。梅�D春头脑灵活，他说在美国有用钢管桩的，我们没有钢，是不是可以不用钢管桩，用混凝土的管桩试一试？”因此，会议决定尝试使用旋制混凝土管桩基础法，目的是为汉水铁桥工程寻找一套不用气压沉箱的深水新基础施工方法。

汉水河床是密实细沙冲积层，由塑性沙质黏土和砾石构成。桥墩基础采用旋制混凝土管桩基础法，将直径40―55厘米的空心混凝土基桩下到20―40米深，再在桩外构建钢围堰，在水下灌注混凝土制作桥墩。但是，实际施工时，在汉水河床中打桩却十分费力。

中国的新老技术人员因为能有机会参加新中国建设、亲身参加大桥的实践，因而热情很高，工作积极努力，为解决施工难题而积极献计献策。施工中，除了使用传统的汽锤打桩，还采纳了年轻技术人员肖传仁的建议，尝试了射水沉桩法。

苏联有几十年的建设经验。铁道部派来的苏联专家们都是以顾问身份来大桥工程局指导工作。奥尼斯阔夫、沙伯里等专家对中国的技术人员没放在眼中，认为他们经验不足。绝大多数中方人员掌握的是欧美的技术，其中有许多人早年曾留学欧美，一些人存在着某些缺点。施工中，构建钢围堰需要钢，而我国缺少钢材，因而，工程师王团宇提出使用木沉井代替钢围堰的新创意。王团宇平素言辞挑剔，恃才自傲，经常招致批评。但此时，就连顾问奥尼斯阔夫都称赞他脑瓜聪明，彭敏也笑称王团宇为王博士。

后来，围绕着打桩方案，中苏技术人员之间因为意见不同而产生了矛盾。在四号桥墩，桩实在打不下去了，工程进度出现停滞。下沉管桩要计算承载力，但根据苏联的打桩公式，桩的承载力还不够，桩没有下到设计的深度。奥尼斯阔夫顾问认为，基桩还需逐根复打（冲击试验）；而陈昌言总工程师则认为，根据静重试验，承载力已经超过数倍，因地质情况不同，复打不能证明是否有问题。苏联的打桩公式和英美的计算公式不同，设计有差异。因而，他不同意复打。陈昌言还指出，苏联的公式不合理。因为复打，往往导致钢筋混凝土桩头破裂，管桩折损后，会额外增加加固、拔桩、补桩、修理桩头等种种麻烦，使工程进度大受妨碍。“工人的情绪受打击，有时竟使工程暂时中断”。

彭敏局长根据当时打桩的情况，结合自己多年的实际经验和工期进度，赞成陈昌言的意见，并最终决定“可以不再打了”。本来，这只是个一般性的技术问题，如果彼此好好商量，原本很容易解决。但彭敏没想到，此举却惹恼了奥尼斯阔夫。

 

奥尼斯阔夫顾问告状

 

一气之下，奥尼斯阔夫告到铁道部，又将情况汇报给苏联运输工程部技术总局，说彭敏不听指挥，“没有立即坚决执行顾问的建议”“没有认真做打桩记录”等。苏联运输工程部技术总局向中国政府写信交涉，大意是你们没有按我们的意见办，如果技术上出问题，我们不负责任。信中还举例说，波兰有个工程没有按苏联的方案做，最终出现问题。据说信中口气还是商量的、比较温和的。这封信送达中国政府政务院。当时的政治形势，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中国对苏联“一面倒”，不能有任何反对意见。政务院委派原中南局副书记李先念出面解决。

1954年1月，铁道部下令，彭敏必须坚决执行苏联顾问关于基桩复打的建议。彭敏遂按部令执行,并检查每天的打桩记录。检查过程中，彭敏很感动。从现场的打桩记录看，施工班组的记录非常认真、严谨。青年转业军人冯志涟在工班中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文化，提高技术水平，并在每天的日记中记录下施工过程的点点滴滴。当时，这批新中国的建设者，无论技术人员还是普通工人，都以新中国主人翁的崭新姿态面对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勤奋工作。

2月16日，铁道部工程局局长刘建章偕顾问奥尼斯阔夫一同到工地检查。复打结果令奥顾问不满意。他认定，彭敏思想上有抵触情绪，导致执行命令不坚决。但彭敏这种技术型的干部“一是一，二是二”，总是反复讲解他的理由，由衷地、善意地希望，人们能理解他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的苦衷。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苏联专家的建议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这令彭敏很难接受。他坚决不同意处分自己，并要求申诉的权利。最终，在上级要求下，彭敏写出自我批评的检查并刊登在《工地生活》上，工地也再次进行了基桩逐根复打。直到5月21日，洪水要来了，奥尼斯阔夫才宣布，打桩结束，汉水桥基础工程完成。

事实上，后来被实际执行的打桩方案进行了最重要的两点修改。而这，却与当初陈昌言工程师的意见相一致。

 

彭敏不计得失，继续奋战

 

彭敏艰难地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施工方面，还有苏联顾问的固执己见。但所有这一切委屈，他都隐忍下来，坚持正常施工。

在工地上施工的人们并不了解，彭敏已因与苏联专家意见相左而遭受批评。时任机械经租站总工程师的钱学新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54年春寒季节，在修汉水铁桥时，为探索新基础施工方法，自己和彭局长一起熬过一个又一个通宵。彭敏一直在工地上督战。为保证试验和施工顺利进行，工地用的打桩机、射水设备等机具都由机械科、经租站的同志配合桥工队工人进行管理、维修，所以机械经租站的同志经常要随彭敏局长一起坐小船到桥墩附近工地观察施工情况。那时叫‘蹲点’，有时一蹲就是一通宵。”

“有一次在四号墩用汽锤射水沉桩，起先不很顺利，不是射水管堵住，就是桩帽或桩头打坏了，直到快近天亮，管桩通过复打才达到设计位置。当工作结束时，大家才感觉到又冷又饿。彭局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元钱，请船工到岸上买来二十个烧饼，那时候的一元钱还真顶用。在二号轮的船舱里，每人一个烧饼，就着开水，一面吃，一边讨论，总结当晚的施工经验。”钱学新说，这是一顿最简单的早餐，也是一顿吃得很香的早餐。

彭敏心里明白，汉水铁桥这一炮一定要打响。全局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而这是新中国的一个大工程，他不能有丝毫动摇。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人们冒雨施工。最终，汉水铁桥四号墩的钢板桩围堰和五号墩的木沉井，用水下混凝土封底终于成功。这极大地鼓舞了全局职工的士气，汉水铁桥迅速建成通车。汉水铁桥所采用的旋制混凝土管桩基础法，是新的深水施工方法，后来被成功地应用到江汉桥、余桃江桥、奉化江桥以及武汉长江大桥第七号桥墩。在后来的建桥施工中，沉井技术得到广泛的运用和发展。

从西南三线铁路建设工地回到北京后，彭敏一直在家待命，但常被通知到国务院参加一些会议。1969年的一天，彭敏去国务院开会，刚要习惯性地到会议室后排就座，忽然听到前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彭敏同志，不要坐到那么后面，坐到我这里来嘛!”彭敏抬头一看，原来是李先念副总理在召唤他。彭敏坐过去后，李先念副总理便对他说：“彭敏同志，当年在武汉长江大桥对你的处分是不对的，我有错。”李先念副总理当面道歉，这使彭敏深受感动，当晚，彭敏在家中对女儿倍勤讲述此事时，说：“先念的话一字一字，我听得是真真切切，心中一振，但当时只是点点头说：‘那已是过去的事，处分早已撤销了’。”这句道歉，令人刻骨铭心。后来，彭敏也将此事告知原在大桥工程局工作过的老朋友朱世源、刘麟祥、张虹村等同志们，并说，先念副总理是很诚恳的。

当年奥尼斯阔夫和陈昌言工程师之间的矛盾，纯就技术而言，涉及“苏联的打桩公式”。陈昌言曾说“那个公式不一定对”，1990年，在事件发生36年后，此事终于得到证明。

陈昌言总工程师据说曾在1956年某专业期刊发表过关于打桩承载力方面的论文，但目前已无从寻找。在大桥工程局曹桢工程师的生平简介里，曾有这样一段描述（摘要）：

1974年，上海兴建金山化工总厂要修建金山铁路支线上的黄浦江第一座大桥。曹桢提出使用施工速度快的大型钢桩方案。国内外普遍采用的是苏联的格尔塞凡诺夫公式和美国的黑莱公式。按照《施工规范》所遵循的这个公式计算承载力不超过195吨。曹桢认为公式本身不合理。当场决定试桩，静载试验证明桩的承载力达到500吨。远远大于公式计算的195吨。施工因此顺利进行。曹桢是第一个推翻传统公式的人。1990年4月，在中国土木学会桥梁及结构工程学会第九届年会上，曹桢以新公式为题的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1991年，一个纳入各国建筑规范的更准确更简便的打桩动力公式诞生了。

曹桢的研究结果与陈昌言所说“苏联的公式不合理”相一致。这说明，当年陈昌言在实践中已发现苏联传统公式不合理。原苏联专家奥尼斯阔夫虽然工作认真，但教条并脱离实际。彭敏凭个人的实践经验得出的技术判断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