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需要理想

矿难，又是矿难。月中在长沙开会期间，每天电视里都会看到最新的动态，一百多人封在透水的煤矿里，生还的希望日趋渺茫。从长沙前往凤凰古城，火车路过怀化时，想起十年前在《中国矿业报》时，还曾专程前往怀化所属的辰溪县，一个当时因为经常发生小煤窑坍塌事故而知名的地方，在那里走访了几个乡，直接感受到了农民、矿老板、地方政府的官员、地方政府以及国家等各方面利益之间的牵扯。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算上各种税费、种子、化肥、农药，有些地方农民种地竟然是赔钱的。
　　为什么基本安全措施不能保障的小矿井屡禁屡开？为什么农民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愿意接受苛刻的条件，跑到这样的矿井里做苦役？十年过去了，依然是同样的问题，却似乎更加尖锐了。
　　某自动化教授论证怒江电站的必要性，用了一套复杂的换算方式，大概是这样的：怒江电站一年发电多少多少千瓦时，如用火电需烧煤多少多少吨，而某年中国每产煤万吨死亡多少多少人，则怒江电站运行一年，相当于拯救多少多少人的生命。
　　在这个冰冷坚硬的逻辑中，发电是必须的，如果不把怒江拦住，就必须挖煤，就必须死人。然而这种逻辑完全没有考虑，为什么要在不断死人的情况下挖煤；更没有考虑，为什么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电？或者进一步地问：为什么我们要过这样的生活？
　　当然，我必须承认这个推理富有启发性，照此逻辑：该教授一年用电多少多少千瓦时，相当于烧煤多少多少吨，而当年中国煤矿每万吨煤死亡多少多少人，则该教授用电一年，相对于杀多少多少人！
　　今年年初，苏兄贤贵做了一个关于敬畏自然的报告，有人提问，说某河河畔有一个造纸厂，污染严重，下游很多地区不再有干净的饮用水，很多人身患怪病，甚至死人。大家也都支持环保，但是，如果工厂关闭，上千员工就会失业，这些人的生活怎么办？同时，这个城市也会失去很大比例的收入，这个城市的市民怎么办？所以大家感到矛盾。
　　然而，这个矛盾实在是太奇怪了。如果说二十年前，或者十年前，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污染的危害，上游的主事人员还可以说自己是无心之过，或者好心办了坏事。到了今天，当每一位官员、经理和工人都知道自己排出的污水就是致使下游民不聊生满目苍痍的元凶时，他们怎么还能好意思问：我们这个城市的税收怎么办，我们厂的几千名工人的生活怎么办呢？
　　一个人能够心安理得地把自己的生存建立在污染之上吗？这个工厂的员工能够心安理得地在制造污染的工厂里工作吗？这个厂的主管领导能够心安理得地领导一个制造污染的工厂吗？
　　这个城市的主管领导能够心安理得地保护这样一个制造污染的工厂，接受这个工厂的税收吗？
　　这个城市的市民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一个污染的工厂为他们带来的发展吗？
　　很多支持怒江建坝的论证都强调，国家要发展，发展就需要电，没有电就不能发展。发展于是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压到一切的大词。而传统的消亡，环境的破坏，人文的迷失，乃至于生命本身，都可以视为发展的代价，而且是必要的代价。在这个时候，那些在讨论人与自然关系时强调以人为本的人，就如辛普里所说不等式一般，就不再强调以人为本，而是以发展为本了。然而，什么是发展，对物质的占有，对自然的破坏就等于发展吗？存在一种抽象的只表达为某种数字的与国民利益无关的发展吗？
　　关于怒江建坝，一位大学老友从英国打来电话与我辩论，我们几乎是喊了一个小时。我强调：用怒江发电从长远来看注定是得不偿失的，难道说家里冷，需要烧火，就可以把明清家具劈了当柴火烧吗？这是愚蠢。他认为：如果形势危急，马上就要冻死人了，就算是唐宋家具，也得烧。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想法，然而，我们真的冷到需要烧古董的地步吗？
　　前不久看到消息，在这个马上就要过去的夏天里，几个大城市如济南、天津等都举办了冰雕展，引起争议。毫无疑问，夏季冰雕展会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活动，可以拉动内需，提高GDP。当然也能找到很好的说辞，比如为全城人民在提供一个清凉的去所；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等等。然而，人们群众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文化生活？
　　在电力供应和电力需求之间，存在一个正反馈。只要有电供应，就会刺激出电的需求来。而需求一旦刺激出来，反过来就会要求更多的供应。如果我们不断地发电就是为了在夏季里看冰雕之类的需求，有多少条怒江能够填满我们的与日俱深的欲壑？
　　把用电与杀人联系起来，倒是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现代化地区与非现代化地区的矛盾。如果那些矿工有充分的安全保障，那些死难者获得了充分的赔偿；如果水电站的移民得到了充分的补偿，引发的生态后果得到了充分的考虑，我们还能以现在的价格用电吗？而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我们的用电就真的有了恶的味道。尤其是夏季冰雕这种逆天而行的用电！
　　遥远的罪恶与你我相关。
　　有人告诉梭罗，有一种叫做电话的新发明能够让两个人隔着很远而直接说话，梭罗不以为然，他反问：他们说什么呢？
　　走马凤凰虽然不到24个小时，也可以看到古城在正在全面地丽江化，家家户户都变成了客栈、酒吧和各种店铺，你甚至可以在这里买到装饰着东巴文的盘子、铃铛和钱包。沈从文的故居已经成为旅游景点，奇怪的是，不单独卖票，只能买几个景点打包起来的套票。沱江之中的游船上，劣质扩音器中不断传出游人和船女南腔北调的民歌。伪民俗和伪传统像一阵阵辣椒末飘荡在全国的古城镇和旅游区上，刺激着游人麻木的味蕾，刺激着GDP。
　　裴多菲把人生最重要的东西进行排序，生命，爱情，自由，完全没有物质的位置。我们小时候的电影中有很多这样的台词：“收起你的臭钱！”“我们穷，但是我们有志气。”在我曾经受过的理想主义的教育中，伟大的纯洁的神圣的理想，是高于一切的。但是现在，在发展的名义下，只有对物质的无尽的追逐。
　　作为一个个体，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在当下现实的生活框架之内获得更多的物质，满足更多的欲望。但是，一个民族需要理想。历史上，每个民族的圣人，老子、孔子、佛祖、耶稣、穆罕默德都曾为各自的民族提出过未来社会的理想，这些理想都是超越于物质的。正是这样的理想，使一个民族具有整体向上的超越性的精神，使我们每一个个体摆脱物质的诱惑，投入到精神生活的创造之中，让我们在永远的物质相对贫乏的状态下，获得生存的意义。
　　当我们失去了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的理想，也就失去了现实生活的方向，只好把GDP本身当成目的，把对物质的索取当成目的。于是，每个人都力图镶嵌在现代文明的能源和物质转化链条之中，成为加速其运转的一个环节，并被加速运行的链条所牵动，人人疲于奔命，无暇反省自己的生活，更没有可能歌唱自己的生活。如果说，在无限地球时代，把对物质的追求本身作为理想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或者缓和社会矛盾，那么，在今天这个有限地球时代，继续把物质的追求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则是疯狂而愚蠢的自杀。
　　这几天深夜，连续看超级女声海选的重播，常常让我乐出声来。超级女生不但可以当作娱乐节目看，也可以当成纪实节目看。我真是不知道在我们的各大城市，竟然会有那么多奇形怪状的人。很多女孩子都把唱歌作为理想，无论如何，热爱艺术都应该算是好的理想，那怕她们最初爱的只是成名，或者成名之后的GDP。但是偶尔我也会感到疑惑，当她们所属的民族不再有理想，按照梭罗的问法：她们去歌唱什么？
　　一个民族需要理想。
　　有理想，才有操守，才可以拒绝，可以放弃，才可以有所不为，有所必为，才能够不被物质的诱惑所牵制，不安于罪恶的生存，也才真正能拥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