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写于两院院士罗沛霖九十华诞

　　永不止步的探索者

　　1999年10月，在我陪同王大珩、罗沛霖等院士来到巴丹吉林沙漠考察的时候，我认为自己见证了生命的奇迹。

　　王大珩院士当年85岁，罗沛霖院士当年86岁，当我跟随他们身后在五六层楼高的观测塔上爬上爬下不由气喘嘘嘘时，我不禁问自己，如果能活到他们这个年纪，我还能做什么？

　　那年10月1日恰好是中秋节，在巴丹吉林沙漠安详、明亮的圆月下，罗沛霖院士得知我对使用计算机缺乏兴趣也一窍不通时，并没有流露出吃惊的表情，而是慢慢说道，你看，我现在的文稿都是我自己在计算机上写的，连贺卡、寄信都是通过计算机完成的，方便得很。大漠的寒风拂动着他们的华发，我本来想说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就不会用计算机，但悄悄咽了回去。谁知回到北京后才几天，罗沛霖院士就托人给我送来了一套“汉王笔”。

　　这真是难得的人生启迪!从这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终于能够熟练灵活使用计算机了，成功“脱盲”。

　　一晃四年过去了，2003年10月，科技日报刊出了罗沛霖院士的一篇文章，内容极具前瞻性，他预言在信息时代之后来临的应是一个文化信息时代。毋庸置疑，年届九旬的罗沛霖院士始终在思考着科学问题，并在他的夫人杨敏如教授自豪地称之为“绿窗书屋”的住所的办公室里，用汉王笔写到深夜。他年事已高，视力衰退，字迹抖动，可见要写成一篇几千字的文章该多么不容易。

　　罗沛霖院士的不少论文都是在他进入耄耋之年后，一笔一划写成的，每有发表都引起电子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关注。

　　2003年10月上旬，一个艳阳高照的秋日，我坐在罗沛霖院士住所的客厅里，饶有兴趣地听他介绍9月的沈阳之行。2003年的中国科协年会在沈阳举行，科学家们受到沈阳市人民的热烈欢迎，有124位院士受聘出任了沈阳市政府的科技顾问，接过聘书的124位院士中的最年长者便是年届九旬的罗沛霖。沈阳市的科技工作者对罗沛霖院士所做的《信息时代的来龙去脉和后因特网时期》的报告至今津津乐道。在9月15日洋洋洒洒半个多小时的报告中，罗沛霖院士纵谈信息时代，指出“文化信息在社会经济中作用明显”。他预言道：现代社会是信息时代，而信息时代的前途是文化信息时代。不管会出现什么新因素，例如生物工程、纳米工程等，文化信息总会统领社会、经济的发展。

　　还让与会者们啧啧称奇的是，这位90岁的老科学家始终站立着做完了报告。

　　我结识罗沛霖夫妇有些年了，已结为忘年之交，杨敏如教授常开玩笑似地说“你喜欢我们家沛霖，别把他捧坏了”。

　　有一件事我做得很后悔：1999年我陪同王大珩、罗沛霖院士等在巴丹吉林沙漠考察的时候，他们提出想去敦煌看看，那里距敦煌大约有600公里的车程，这在大漠上是咫尺之遥。我反复掂量八十五六高龄的分量，有关领导了解我的担心也有点含糊了。为保万无一失，我把不去敦煌的意见告诉了他们，他们居然像商量好了一样，都报以微笑。至今他们都没有去过敦煌。

　　当我得知2002年王大珩院士又去了巴丹吉林沙漠，我后悔到了极点。早在60年代初，为了两弹一星事业，王大珩院士就到过这片大漠。

　　在耄耋之年，罗沛霖院士还做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这就是他和王大珩、张光斗、张维、侯祥麟、师昌绪几位老科学家促成了中国工程院的建立。

　　浓墨重彩的一笔

　　罗沛霖的人生有浓墨重彩的几笔，促成了中国工程院的成立是其中之一。

　　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著名电子学家罗沛霖就在考虑：中国要不要设置工程院。就中国科技界当时的认识而言，对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及基本技术的理解应当说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对技术科学的理解就谈不上那么清晰了。经过一段时间思考，罗沛霖在20世纪80年代初相继在《光明日报》、《自然辩证法》杂志及《人民日报》等媒体上撰文，谈到了美国、日本、西欧、苏联等科学技术发展的经验，强调了后进国家、地区赶上先进必须突出的重点环节。他强调，中国要重视基本科学，还必须更加重视现场技术、基本技术和应用科学的发展。于是，罗沛霖再次提出了建立中国工程院的构想。1986年，罗沛霖创议并起草了《关于加强对第一线工程技术界的重视的意见》，联合茅以升、钱三强、徐驰、侯祥麟等80余人，向全国政协提出了这一议案。仿佛成为惯例，罗沛霖及工程技术界的一些同仁以精卫衔石填海的执著，在每届全国政协会上都要提出这个议案。

　　水到渠成的时候到了。1994年的春天，一天晚上，罗沛霖开始执笔草就一份《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在此之前，罗沛霖已征求了王大珩、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几位老科学家的意见，由他们六人共同在建议上署名，呈给中央领导同志。大家之所以公推罗沛霖执笔这个建议，一来他较早创议，二来坚持不渝，这份殊荣非他莫属。考虑到建议是向中央领导呈报，建议要写得言简意赅，一目了然。为此罗沛霖颇费了一番心思。

　　罗沛霖终于下笔了，而且一气呵成。

　　罗沛霖在建议中写道：在不久前的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增选中，许多产业部门很有成就的专家，以及在科学技术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工程技术工作者，都未能纳入，也说明了建立工程与技术科学院是极端必要的。读到罗沛霖院士这段话，我不禁感慨，世界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是公认的“杂交水稻之父”，联合国粮食奖的惟一得主，他的科研成果不但惠及中国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增产的粮食让数以亿计的人受益。可是很多年他就进不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行列。中国工程院成立后，这位曾经以稻田为实验室，两腿泥水的科学家理所应当地成为院士。

　　在一次江泽民同志会见一些科学家的时候，王大珩将建议呈给江泽民同志。

　　1994年5月，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界迎来了一件盛事：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了，包括罗沛霖在内的一批老科学家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成就了人生得意之笔。

　　1999年早春一个春雨淅沥的早上，经过一番费时费力且周密的张罗，我把王大珩、罗沛霖、张光斗、张维、侯祥麟、师昌绪六位老人约到一起，为的是拍摄一张“全家福”，聚会地点是张维院士的家。张光斗就住在前楼，他年事最高可以逸待劳。我先到了张维院士的家门前，不一会儿，张光斗便穿着他那身四个兜的蓝色干部服，背着手从后门踱了出来。冷不防，张光斗笑嘻嘻地一把抓住了我的左手：“你说，光有科学没有技术行不行，行不行？”我觉得他抓得很紧，此时侯祥麟院士已经到了，他的司机也笑嘻嘻地看着我。我连忙回答：“不行，不行!”张光斗这才松开了手。

　　最后到的是罗沛霖，他打了一辆夏利出租车赶来。这辆车被司机用得很惨，车门和车灯都用铁丝拴着，我用力把罗沛霖从半开不开的车门中搀了出来。

　　我的确得到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六位两院院士手挽手紧紧站在一起，他们的努力催生了中国工程院。后来这张照片被中国工程院拿去放大陈列在全国科技成就展上。不久前，他们中的张维院士形神具融入了历史，这张照片便显得更弥足珍贵了。

　　“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

　　“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这句话是俄罗斯伟大科学家巴甫洛夫的名言，已经在很多杰出探索者身上得到了验证。

　　如果从1928年罗沛霖参加南开中学无线电社开始屈指算来，他从事科学活动的时间已有70多年，这差不多是一个人的一生光阴了。

　　我国科技界多少年来都称罗沛霖是“红色科学家”，缘出于他1938年初就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参与创建了八路军的通讯工业。也有人称他是“三式(士)干部”―――三八式、博士、院士。像他这样早年参加革命后来一直从事科技工作的科学家还有力一、侯祥麟、高士其等。有一些人中途改了行。

　　从倾向革命到投身革命，罗沛霖受到他的上海交通大学同学钱学森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钱学森早已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钱学森告诉罗沛霖，读书救不了中国，只有政治活动才能解决政治问题，钱学森说的政治活动就是革命斗争。罗沛霖结识钱学森是在1933年，他们之间的友谊持续了70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战端再开，在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党组织已经预见到新中国需要大批建设人才，一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罗沛霖：你设法去美国留学，开阔眼界，准备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这是何等的远见!

　　对一个年已35岁的人来说，重入大学之门捧起书本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罗沛霖说，他青少年求学时候，总是“懵懵懂懂”的，不过学习还是努力的。有人戏言，罗沛霖凭兴趣读书，感兴趣的课程能拿满分，不感兴趣的成绩会差得异乎寻常。有了明确的学习目的和理想，罗沛霖回忆说，在美国加利弗尼亚理工学院学习期间，“我每周学习、科学研究、工作70几个小时，有时天蒙蒙亮才睡。还克服了十二指肠溃疡的病痛。我的主课是电工，副课选取了物理和数学，有相当的难度。那时我已35岁，离开学校生活也13年了，但我并不气馁，尽量利用我的理解能力，搞好各科学习。”

　　在22个月里，罗沛霖越过了硕士学位，直接获得了带特别荣誉衔的博士学位。

　　长征途中有人问徐特立老人，我们为什么有力量？徐特立回答，因为我们有伟大的理想。罗沛霖和徐特立一样，实践了对理想的追求。

　　1950年9月罗沛霖克服困难从美国回到祖国，为发展我国电子工业，为沟通学术界与产业界，奋斗了几十年，被誉为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并为我国科技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担任多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他曾负责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电子元件制造企业创建并参与工厂设计，后为建厂技术总负责人。主持我国第一部超远程雷达和国产最早系列化的电子计算机研制的技术工作及组织工作，参加并主持多次国家科技规划的电子学部分的撰写。而他一再强调“只不过做了些开头的工作。这些工作最后都是别人完成的，仅此而已。”

　　2003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发射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遨游太空安然返回，消息传来，罗沛霖欣喜异常，夜不能寐。夜阑人静，他在“绿窗书屋”往来跺步，总觉着自己应当做点什么才好。罗沛霖回想起1956年夏天，他和钱学森、钱三强、华罗庚等，就火箭及科技规划等各项紧急工作，向聂荣臻元帅、陈赓大将、黄敬部长、赵尔陆部长、张劲夫等领导做了汇报。此后他的工作虽然与两弹一星无直接关系，但所事电子、信息科技却与两弹一星多有关连。他想到要给病榻上的老友钱学森共贺盛举，“今神舟五号圆满实现，国之大喜，因书俚诗，以奉学森作贺”。他熟练地打开桌上的计算机，操起“汉王笔”，于是一首七言律诗从笔下奔涌而出：

　　千年古国梦飞天，十载攻关今喜圆。筚路蓝缕君�L�L，功成业就自谦谦。神龙腾起太空去，广漠迎来壮士还。回念从前聂帅嘱，白头相庆共欣然。

　　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在电话中说，他父亲已经收到了这首诗。想来这位老友的心情一定是“共欣然”吧。

　　罗沛霖院士对我说，他要把手头一些工作完成，然后潜心写作回忆录。我想，以罗沛霖院士皓首白头九十高龄，波澜壮阔的人生阅历，这部回忆录一定会是一幅内容异彩纷呈十分壮丽的人生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