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今年恰逢“五四运动”９０周年，《人民日报》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对五四精神的理解上，有４０．２％的受访者选择了“爱国主义”，认为这是五四精神中首先需要传承的精神遗产；有２３．４％的人选择“民主精神”；２０．８％的人选择“科学精神”；其余１５．６％的人选择“创新等其他精神”。也就是说，有近半数的受访者把五四运动推崇的德（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赛（Ｓｃｉ?鄄ｅｎｃｅ）二先生及其倡导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看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需继续高扬的两面旗帜。
    一、 什么是科学？
    给科学下定义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尽管我们可以轻松地从身边举出几个应用科学的例子。在工业社会以前，人类做什么事情一般是凭经验出发，然后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提炼出技术，再在改进技术的过程中产生科学知识。但是到了近代以后，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革、逆转，就是人类干什么事情首先从科学研究开始，在实验室中发现事物的真相和原理，揭示出自然规律，然后运用这个原理进行技术发明，最后再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遵循着科学―――技术―――生产这样一个模式，人类就进入了理性社会，迎来了工业文明。
科学首先表现为知识。科学知识是构造性的知识，相对于经验知识而言更有条理、更精确和更可靠。近代以来，科学知识逐渐成为公共知识的主要组成部分，成为判断常识是否恰当的标准，成为行动的认知基础和判定行为合理性的准绳。
    其次，科学还表现为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所形成和运用的思想观念，这就是科学思想或科学观念，正是它赋予科学活动以意义。科学思想来自科学实践，反过来又对科学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它既是科学活动的结晶，又是科学活动的灵魂。比如，牛顿经典力学不仅是关于物体运动的科学知识，同时还包含着机械自然观、绝对时空、超距作用、还原论、因果决定性等一系列影响着几代人思维方式的科学思想。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学还表现为科学研究的方法。科学方法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中遵循或运用的、符合科学一般原则的各种途径和手段，包括在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开发推广等科学活动过程中采用的思路、程序、规则、技巧和模式。“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摒弃了神学的自然观，认为世界是一个有秩序地服从简单规律的整体，要了解自然界就必须进行系统的实验定量观测，找出它的精确的数量关系。基于这样的新的科学思想，伽利略倡导了数学与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是他在科学上取得伟大成就的源泉，也是他对近代科学的最重要贡献。
    科学的最高表现形式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人类在长期科学活动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一种主观精神状态。在认知层面，科学精神的核心内涵是理性精神；在社会建制层面，科学精神是科学共同体的理想化社会关系准则。科学精神在这两个层面上所体现出的独特内涵，在现代社会已经被提升为具有更广泛社会文化价值、值得在全社会倡导的价值观念。也就是说，科学精神不仅是科学思想和观念，而且还拥有敢于坚持这种思想和观念的一种勇气，科学精神透着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的气质、性格和心理。
    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灵魂，是科学活动的理想原则，是判别科学与非科学的准绳；科学精神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科学思想的合理性和科学方法的有效性的根本保障。科学精神又来自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没有科学知识的“科学精神”所欲追求的客观性注定是空洞的；没有科学思想的“科学精神”所要寻找的理论新视野无疑是浅薄的；没有科学方法的“科学精神”所指引的路向必然是盲目的。科学知识是人类智慧宝库中的珍珠，必须用一根银针带着金线才能将它们穿起来。科学思想是穿珍珠的金线，科学方法好比银针，科学精神则是整串珍珠所发出的智慧之光，有了它，智慧女神更加光彩照人。
    二、 科学精神的内涵
    在现代社会，科学精神最基本的要求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求真是与不可知论和宿命论完全相反的对待问题的态度，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自觉和自信；务实是与纸上谈兵和故弄玄虚根本不同的处理问题的工作作风。开拓创新就是不断地开拓新视野、发掘新力量、拓展新空间、引入新方法、创造新知识、激活新思想、培植新精神。科学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理性精神。就是坚信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人可以凭借智慧和知识把握自然对象，甚至控制自然过程。理性精神崇尚审慎地对一切加以思考，鼓励人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突破蒙昧主义，深入地把握更本质的东西。像物理学公式Ｆ＝ｍａ，表明我们找到了力是产生加速度的原因，而不是产生速度的原因。那么，任何物体动则恒动，静则恒静，有了惯性原理、加速度原理，我们就能解释事物的一些最根本的东西。理性精神是对知识价值的肯定，使我们认识到知识的增值作用。它一方面充分肯定知识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创造一种有利于知识共享的文化。
    二是实证精神。实证精神首先是一种客观的态度，同时，这种客观性又必须满足普遍性的要求，即客观知识必须是能够重复检验的公共知识。实证精神也是一种实用的态度，是义无反顾地通过对自然的揭示和控制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幸福生活。实证精神强调以实在性、实用性和精确性保障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同时，承认科学的实证精神还要承认作为阶段性真理的科学知识的可错性。科学是一项具有强烈探索性的公共事业，它不能保证每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也不能保证某个真理性的认识在其他条件和时段下也是正确的。一个成熟的社会要容忍科学家的错误和科学探索过程中的失败。
     三是分析精神。就是首先承认人和认识对象的区别，然后通过解剖自然来把握自然。因此，中国古代那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精神状态是不符合近代科学的要求的。分析精神的主要思路是解剖，分析的主旨就是找到要素。比如，人们分析了光的直线传播、反射、折射，认为光是微粒；人们又分析研究了光的干涉、衍射现象和其他一些微粒说不能解释的现象，认为光是波。但是，光电效应的发现又是波动说无法解释的，又提出了光子说。当人们把这些要素综合起来以后，最终产生了一个新的认识：光具有波粒二象性。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现代社会管理与传统社会管理的最大区别在于，现代社会是用数目字管理的社会，其根源就是现代社会是以分析精神为主导的社会。
     四是开放精神。开放精神就是反对固步自封、反对权威主义。耗散结构理论告诉我们，产生有序结构的系统，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有开放的系统才能与外界环境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当系统从外部环境引入负熵流的绝对值大于系统内部的熵产生，系统才会自发地走向有序。封闭系统只能走向热力学平衡状态并趋于解体。所以，开放的精神要求我们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兼容并蓄、求同存异；要求我们继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要讲得出道理，经得起检验，科学的讲坛谁都可以上去；开放的精神还要求科学共同体要形成学派而非宗派，理想的科学争论和竞争应该是一种学术的论争而绝非人际纷争。
    五是民主精神。民主与科学是并行不悖的两个方面，民主的核心是平等和参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以后，当时许多经典物理学家坚决反对。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都能发扬民主精神，尊重爱因斯坦的意见。所以就有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尽管当时诺贝尔奖委员会里的大多数人都不赞成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结果还是以对光电效应原理的科学解释为由把诺贝尔奖授予了爱因斯坦。因此，在民主精神营造的宽松环境里边，有利于人的创造性的发挥和新人的脱颖而出。广而言之，科学蕴含的民主精神也促进了公共生活中的民主观念的发展，科技的新进展也给民主运作带来便捷。科学的运用、社会分工和民主参与是相互关联和渗透的一体化进程。
    六是批判精神。科学承认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仅有观测的精确性以及观测所依据的理论的可靠性等问题需要质疑，而且从事实跨越到假说和理论也是一种理论尝试，需要对其前提、推演和结论做出批判性的反思。批判精神反对将一切理论和假说神圣化，它要求科学家必须要有独立的精神，不依附于某种权威或者权势，必须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批判精神是理论创新的动力，是科学真理的客观性的保障。
    和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科学精神养成方面比科学知识构成方面的差距更大。众所周知，中国古人很少纯粹为了追求知识而进行科学研究，几乎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投向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关注，我们的公共意识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充满入世情怀。而技术在中国古代一向被视为雕虫小技，从未被看成一种可以与生产相结合，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创新要素。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从传统中直接生长出来的，而是为顺应世界潮流而进行的外源型现代化。在这个实践过程中，科学精神是一种首要的精神文化动力。“去就有序，变化有时。”弘扬科学精神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和社会条件，因此，必须使科学精神成为指导我们言行的精神内涵。
    三、 继续高扬科学与人文的旗帜
    人的生命包括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人文是关于人的文化生命的学问（关于自然生命的学问是科学），所以叫“人文”。所谓人文精神，简单地说，就是以人为中心，关心人，爱护人。用现在大家比较普遍说的一句话，就叫人类关怀、生命关怀，这应该说是人文观念的一个核心问题。　
    一般认为，人文兴起于文艺复兴（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张扬人的价值，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运动，所以称之为“人文”。在某种意义上，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人性的一次解放运动。从此以后，承认人、关心人、尊重人、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就成为一种新的观念。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更多的是通过文学和艺术的形式表达了对人和人性的尊重，那么科学思想则从理性的角度创立了现代人文观念。
    众所周知，近代科学源于“哥白尼革命”，完成于牛顿经典力学。从哥白尼到牛顿，近代科学把颠倒的“地心说”颠倒过来，建立了“日心说”，理顺了宇宙的次序，整个宇宙表现出一个井井有条的自然规律，给人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观念―――规律意识。而这样一种观念，给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以深刻的影响，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约翰・洛克。他比牛顿大十岁，是牛顿的好朋友，深受从哥白尼到牛顿所产生的这个规律意识的影响。洛克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自然界如此有规律，如此井井有条，为什么人类社会如此混乱？人类社会是不是也有规律？他思考的结果是人类社会之所以混乱不堪，不是因为没有规律，而是因为规律没有被遵循。而人类社会的规律之所以没有被遵循，是长期以来仍然建立在一个传统观念的基础之上。这个传统观念就是“君本位”的观念。“君权神授”，而“上帝究其定义而言是不可知的，我们怎么能把治理社会建立在一个不可知的基础之上呢？”所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中心应该是人，既不是神也不是神授的君权。既然日心说表明授予君权的神不存在，君权也就不存在。这样一来，洛克就如同哥白尼把颠倒的地心说颠倒过来建立了日心说，他把颠倒的君本位颠倒过来，建立了人本位的新观念。
    继约翰・洛克之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又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就是个人利益是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正因为个人利益是每个人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所以任何一个人都只有去满足他人的个人利益，才能获得自己的个人利益。你越想获得自己的个人利益，你就越必须去满足他人的个人利益；同时你越能满足他人的个人利益，你就越可能获得自己的个人利益。所以他就发现这个个人利益的良性循环的制约规律，提出了市场机制的这样一个伟大理论。诚然每个人都是为自己利益而生产的，但是社会上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他必须去满足社会的利益，“这种虽然并非出于本意给社会所做的贡献，比那些口口声声说为公众谋幸福的人，更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这是他在《国富论》里边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含义就是个人利益相互制约，能够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个人利益相互制约，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
    近代以降，科学思想并未停留在自然科学或少数科学家的范围，而是以一种文化的形式注入整个社会，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组成了人类的现代文化。而且，科学思想从理性的角度创立了人文观念，文学和艺术则从情感的方面把人文观念渗透到人们的灵魂之中。科学与人文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只有并驾齐驱、比翼双飞人类才能够永远向着正确的方向。科学精神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整个人类社会；而人文精神像一颗明星指引人类前进的方向。在人类精神世界当中，科学、艺术、人文，本来是一个整体。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专业化了，艺术专业化了，人文专业化了，有时候反而把它割裂开来了。当下，我们就要提倡科学和人文、艺术的结合，才能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完整，人格更为健全。

（作者简介：万长松，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哲学博士，燕山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