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月政治学
1969年阿波罗登月之时,探月就成为世界政治的一部分,而中国则将在今年为这一政治事件补上新的篇章。
1969年7月20日,美东夏令时16时11分,“阿波罗11号”飞船的月球着陆舱“小鹰号”(Eagle)完成了所有检测程序,正在接近月球表面。在这短暂的等待中,休斯敦的地面指挥中心开始向宇航员柯林斯介绍媒体对人类历史上首次登月的报道。
“在今天各大媒体有关阿波罗登月的头条报道中,有一条要求你注意寻找一位美丽的女士和她的宠物,一只可爱的兔子。中国的一则古老传说中,一位叫嫦娥的姑娘在4000年前就已经从地球飞向了月球,从那以后就一直生活在那里――她唯一的伴侣是只兔子,这只兔子的名字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应该不难发现,这只兔子很大,而且住在一棵月桂树下。”
柯林斯笑了,紧张的情绪略有放松,回答道:“好吧,我会找找看这位兔子姑娘。”
这一画面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转播给全美,乃至全世界的公众,对于当时绝大多数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听说“嫦娥奔月”的美丽传说。
从一开始,人类的探月计划就与先民们的神话故事紧密相联。美国的载人探月计划被命名为“阿波罗”-古希腊的传说中,这位太阳神驾驶着天马拉的战车踏过天际。他们所使用的运载火箭被称为“土星5号”――“土星”这个单词,就是希腊神话中农神的名字。日本将自己的探月飞行器命名为“夜姬”(Naguya),这是日本的月之女神。
因此,当中国人自己准备进行月球探测时,这一计划被毫无悬念地命名为“嫦娥工程”。探月工程的总指挥栾恩杰告诉记者,用神话来命名航天工程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嫦娥奔月”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流传最为广泛的美丽神话。可以说,“嫦娥奔月”具体地体现出中华民族文明始祖的聪明才智和创新思维,寄托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试图飞天登月、征服太空的梦想。以“嫦娥”命名中国登月工程可以赋予它更多的历史内涵和人文气息,一听就知道是中国的,这对海内外华人会有很强的号召力,表明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工程。
尽管阿姆斯特朗在登上月球时骄傲地宣称:“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我们为和平而来。” 但“登月”,这一人类的终极探险工程,这一现代“奇迹”,从一开始就与民族自信心,与政治密不可分。
探月与政治
1965年3月18日,阿列克赛・列昂诺夫乘坐“上升二号”升空并完成了首次太空行走。这个计划几乎失败,列昂诺夫差点没有返回太空舱,随后因为反冲火箭点火的问题,返回舱的落地点偏离目标1600公里之多。
从1957年太空竞赛开始,苏联人就一直领先,赫鲁晓夫正是用苏联航天的巨大成就向世人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义政治的优越性。
为保证苏联科学的领先地位,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二十大时,首次将有关科学技术列入国家发展规划。在这一阶段,苏共中央全会的议事日程上总是列有科技发展问题。
在那里,航天技术得到国家的重点支持,承担重点课题的科研机构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国内外第一流的设备、装置、仪表、试剂及科学研究必需的专用设备。
另一方面,很多遭到迫害的科学家也因为赫鲁晓夫的“拨乱反正”而解放出来,科学家的政治地位迅速得到提高。著名火箭专家科罗廖夫从劳改营获释后,因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绝对信任,立即投入了火箭与飞船的研究。
科罗廖夫后来成了人造地球卫星、地球物理火箭和载人宇宙飞船的总设计师,随时能直接谒见赫鲁晓夫,并能经常参加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科罗廖夫领导下,一大批空间科技方面的精英被组织起来。政府对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了多种特殊形式的奖励,特别是颁发奖章和勋章-在一个以政治地位评价个人价值的国家里,奖章和勋章是官方评价的一种标志。
而此时,美国总统肯尼迪和副总统约翰逊开始策划一个能够吸引公众注意力,并一举改变美国在太空竞赛中落后局面的计划。
1961年4月29日,纳粹火箭专家,后来为NASA工作的冯・布劳恩写信给副总统约翰逊。他表示,美国要想在太空竞赛中击败苏联人,最佳的办法就是派人登陆月球。根据布劳恩的估计,在如此巨大的系统工程中,基础工业和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苏联将输给美国,而实现“最终击败苏联人”的时间,就是1968年或1969年。
肯尼迪和约翰逊谋求公众支持的努力取得成功,对阿波罗持支持态度的美国人从1963年的33%上升到了1965年的58%。1963年,约翰逊成为总统,他继续支持这项计划直到最后成功,就如肯尼迪最初期望的那样。
阿波罗计划带来的就业机会和在军事上的潜力,平息了美国国内左右两派的争论。阿波罗计划还给下次大选中起关键作用的几个州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阿波罗计划在军民两方面的用途弥补了肯尼迪总统声称美苏间业已存在的战略导弹技术上的巨大差距。
阿波罗计划一个不能不提的意料之外的副产品,是计算机技术在美国的巨大发展。二战期间,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诞生了早期的电子管和半导体计算机。而阿波罗计划的副产品集成电路则是现代计算机的基础。由此,美国进一步拉大了与苏联的整体科技优势。
但在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詹姆斯・韦伯的会谈中,肯尼迪依然将政治目的放在第一位。他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紧紧围绕‘在苏联之前登月’这个目的否则我们不会花费这么多的金钱因为我对太空不感兴趣这些(开支)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证明我们能打败苏联而不是在他们后面苦苦追赶。上帝保佑,我们能成功。”
苏联对登月计划表现出极大矛盾。赫鲁晓夫既不希望被美国击败,也不想对计划增加投入。1963年10月,他宣称苏联“目前不会实施登月计划”,同时又强调他们不会在这场竞争中落后。一年后,苏联终于实现了在月球着陆的尝试。
肯尼迪提议美苏合作,如美苏宇航员联合登月、改进气象观测卫星等。赫鲁晓夫感觉苏联太空技术有被美国窃取的可能而拒绝了这些建议。
苏联航空航天局负责人科罗廖夫开始实施具有登月能力的“联盟号”火箭和N-1运载火箭计划,而赫鲁晓夫指定科罗廖夫的设计局通过修改已有的“东方号”飞船来创造更多的第一。同时苏联的第二梯队于1966年开始设计全新的火箭和飞船,包括质子号火箭、金星探测器、新型地月飞船等。
苏联的无人探测器在美国之前到达月球,但尼尔・阿姆斯特朗于1969年7月21日成为踏上月球表面的第一人。前一天,他作为“阿波罗11号”的指令长和指令舱驾驶员迈克尔・柯林斯、登月舱驾驶员埃德温・奥尔德林一起在月球上成功着陆。
赫鲁晓夫下台之后,随着苏联政治空气的变化,继任的苏联领导人大规模缩减航天项目的开支。1967年,科罗廖夫逝世。同年,“联盟号”飞船第一次飞行失败(宇航员返回时丧生),这个组合式登月计划解体。后来苏联制造了登月舱并挑选阿列克赛・列昂诺夫作为首次登月的宇航员,但是随着1969年N-1推进器连续失败,苏联登月计划被推迟,继而取消。
至1975年,人类的第一次太空竞赛结束,多次将太空人送上月球的美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中国探月
与美国、苏联的太空竞赛一样,航天工业这样非举全国之力而不能的现代“奇迹”从来与政治密不可分,中国航天的每一个重大事件,亦与政治密不可分。
中国探月事业的基础是火箭和卫星,这也是中国引以为傲的“两弹一星”的基础之一。
1957年,当时的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不久,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决定,以中国科学院为主研制卫星,并且拨专款2亿元人民币。这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
负责实施该计划的“581组”和3个设计院很快成立,研究所和高空模拟实验基地也相继建成。第一方案是:计划在国庆10周年时发射中国自行制造的首颗卫星。
当时中苏关系已经出现裂痕,很快,苏联专家撤走,中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两弹一星”研制工作。1961年,中国成功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它被称为“争气弹”,替刚刚走出3年饥荒的中国打了一剂强心针。
1970年4月24日,太空中终于传来来自中国的声音――“东方红1号”从太空用无线广播向全世界播放了当时最能代表中国的乐曲,电子琴风格的“东方红”-通过“新闻简报”的电影在全国各地一遍又一遍的放映,记录在每一位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中国人心中。
1978年,美国总统卡特的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时,向当时的国家主席华国锋赠送了一件特殊礼品―一块小指尖大小的月球岩石样品。样品铸在一个类似于凸透镜的有机玻璃盒内,看着很大,但其实只有1克的重量。华国锋将样品转交给科研部门要求研究。由于当时中国搞天体岩石的研究人员很少,有关部门很快就找到了远在贵阳的欧阳自远。现在,欧阳自远已经是月球应用科学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院士。
样品很快从北京安全地送到贵阳。欧阳自远当时就请来了全国大约近百名各方面研究专家,并制订了详细的研究计划。1克的样品虽然很少,但对做研究已经足够。欧阳自远当时把样品切成了两块。一块用于做研究,另一块保存了起来。
对这0.5克样品进行研究后,中国学者发表了14篇相关研究文章,并推断出这是由“阿波罗17号”飞船采集来的样品。在参考美国公布的数据后,学者们还具体到了样品编号,并回答了其取自月球的什么位置,背阳还是背阴。
“美国人赠送月岩样品,其实也是在探测我们的测试能力和研究水平,虽然这话没有明说。但我们的研究结果还是让美国人很信服。”欧阳自远说。
被否决的铁标“烙”月
这0.5克的样本,成为此后10多年中中国月球科学研究的唯一对象。除此之外,中国的科学家们只能跟踪国外的月球探测活动。
1986年3月,4位著名老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联名呼吁“中国要跟踪研究国外战略性高技术的发展”,邓小平在这份建议书上作了“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的批示。
中央便很快组织了数百位专家就此事进行论证。之后,选取了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计划、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7个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作为我国今后发展高技术的重点。这就是“863计划”。
由于航天技术是“863计划”选定的第二个高技术领域,因此“863-2”至今被冠在其研究课题编号之前。航天专家在论证该领域的研究目标时,认为我国已经具备了返回式卫星、气象卫星、资源卫星、通信卫星等各种应用卫星的研制和发射能力,但在载人航天方面仍是空白。
当时的航天部组织了载人航天可靠性论证。但由于载人航天投入大,风险高,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对于中国究竟要不要搞载人航天,专家们存在较大的分歧。这场争论一下子又进行了5年。
“其实在1992年前后,国内就已有科学家提出了‘嫦娥奔月’的想法。”
中国探月计划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回忆说,当时为迎庆1997年香港回归,有人提出利用运载火箭往月球上发射一个象征中国的铁质标志,永远地将其“烙”在月球上,以此扬国威、鼓志气。
这个设想当时在科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不过还是得到了一批学者的支持,很快便形成文字向中央打了申请报告,并计划在香港回归前完成发射任务。“这完全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科学研究价值,而且还费钱。所以当报告打到中央后,被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否决了。”
一直到2000年10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世界空间周”庆祝大会上,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航天局局长栾恩杰作了题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航天》专题发言:“我国将在无人航天飞船成功飞行的基础上,实现载人航天飞行。在空间探测方面,将实现月球探测,并积极参与国际火星探测活动,使我国的空间探测技术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这是中国高层首次公开表明探月决心。
2001年,由欧阳自远牵头制订的“发射绕月卫星”第一期科学目标和有效载荷配置终于通过国家评审。2003年9月,中央最终同意并批准了这个计划。
“把绕月卫星发上去,这是被逼出来的。印度已经宣布2007年发射绕月球卫星,他们的技术力量挺强,我们必须得赶到前面去,现在时间已经很紧了。”中国“双星计划”首席科学家刘振兴院士说。
新的太空竞赛?
“我们必须赶到前面去”。这听上去又像一场新的太空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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