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尼茨甚至可能超前于我们这个时代

   

　　今天的人们谈论莱布尼茨时，通常将其归为哲学家和数学家。但其实，莱布尼茨身后留下卷帙浩繁的文档资料，体现出这位17世纪“通才”有着多方面的兴趣。他究竟留下多少文档？这批资料又是怎样被保存下来的？他如何认识中国和中国文化？近日，本报就这些问题采访了来沪参加首届中德莱布尼茨论坛的李文潮教授。

　　今天的人们谈论莱布尼茨时，通常将其归为哲学家和数学家。的确，在哲学史上，他与笛卡尔、斯宾诺莎一起，被称为伟大的理性主义者；他晚年与牛顿之间关于微积分的争论也一直为后世津津乐道。然而，迄今为止恐怕也无人敢言，已经对他有了全面的了解――1716年11月14日莱布尼茨去世后，汉诺威家族完整地封存了他的档案。

　　1901年，人们开始有计划地整理莱布尼茨身后留下的文档。1985年，整理工作被纳入德国科学院体系的计划，《莱布尼茨全集》开始逐册出版。目前，总计20万页，包含拉丁语、法语、德语等语言的文档被分为八个系列，由汉诺威、明斯特、波茨坦、柏林四地的研究和编辑机构分别对莱布尼茨的历史、政治、哲学、数学、科技等大类的著作与通信进行整理，预计2055年完成，出版120卷文集。其中波茨坦编辑部的工作是整理莱布尼茨的政治类著作，作为全集的第四系列出版。这一类的写作很多都是未刊手稿，因此体现了莱布尼茨不为后代人们所知的另一面。负责这项整理工作的，就是德国汉诺威大学教授、国际莱布尼茨学会秘书长、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莱布尼茨全集编辑部主任李文潮。

　　李文潮于1982年本科毕业后赴德国留学，研读日耳曼文学。他当时对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很感兴趣。在博士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中一位身为虔诚天主教徒的著名哲学史专家询问李文潮是否愿意从事有关17世纪欧洲传教士的研究，因为他希望知道传教士们把哪些欧洲文化带到了拉丁美洲和亚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国，这些国家的人们对欧洲文化又有何反应。于是，李文潮花了10年时间来研究这些问题。

 

 

 

　　导师想知道中国人对欧洲文化的反应，而李文潮还想知道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反应。由此，他自然而然地接触到了十分关注中国的17世纪“通才”莱布尼茨；在阅读传教士的相关文献时，其实莱布尼茨已经多次出现在研究注释中。传教士项目结束后，李文潮把研究专著作为教授资格论文提交给校方（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而资格考试委员会中有一位研究莱布尼茨的大家，正希望能把注释中的莱布尼茨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来研究。于是，李文潮的学术兴趣就这样一步一步转到莱布尼茨上。

　　如今，李文潮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莱布尼茨哲学，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近日，在由复旦大学与汉堡大学合作举办、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承办的首届中德莱布尼茨论坛上，李文潮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其目光之长远令人惊奇

 

　　文汇报：欧洲在17世纪开始关注中国。作为西方较早关注中国的代表人物，莱布尼茨在当时是如何关注到地理上相隔如此遥远的中国的？

　　李文潮：首先，16、17世纪西方进入近代时，欧洲对中国、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发现，是欧洲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欧洲人进入拉丁美洲时，看到的是一种原始的社会状态，而发现中国时，看到的是高度发达的千年文明。这样的反差确立了欧洲当时面对的外来文化的两大主题：一个是原始、淳朴，尚未开化甚或野蛮，另一个则是文明、发达，让当时持欧洲中心主义的欧洲人感受到巨大冲击。

　　莱布尼茨生于1646年。当他开始读书、思考和写作时，欧洲对中国文化的诸多领域已经有了详细的第一手资料：从历史、风俗、文人的嗜好怪癖、神秘的汉语、图画一般的中文、瓷器的绚丽、儒家的经典、道家的长生不老丹、针灸脉经、风水八卦，直至长城的高度宽度。这些资料呈现出一幅有关中国社会的五彩缤纷的图画，是与哥伦布发现的土著美洲完全不同但又相得益彰的景象。莱布尼茨与众不同的地方有两点：一是他对中国的关注长达50年，一是涉猎知识面极广。欧洲学者中不乏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字或医学等单一领域感兴趣的人，但莱布尼茨可以说是当时唯一一个对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医学、技术、数学、政治制度和法学等各方面都有涉猎的学者。

　　文汇报：能否请您为我们圈点一些莱布尼茨关注和研究中国的成果？

　　李文潮：莱布尼茨在1697年4月编辑出版了一本文献，全名为《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机遇，我们将在本书中展示给大家一份第一次带到欧洲的有关中国政府首次正式允许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报告。此外，本书还提供很多迄今为止鲜为人知的情况：欧洲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与道德，特别是关于皇帝本人的高尚精神，以及关于中俄之间的战争及和平协议》。

　　我们现在习惯于简洁的书名，但在17世纪，欧洲巴洛克时期的人们喜欢用很长的书名。这么长的副标题显示了书的意义所在：莱布尼茨不仅关注到了中国，也认识到中国的文化是一种高度发达、和他所在的欧洲文化平等的文化。这就是莱布尼茨发表这本书的意旨――他清楚地看到，中国是一个依赖于皇权的政治体制，在当时的皇帝（康熙）对欧洲比较感兴趣的时候，必须紧紧抓住这个与中国文化交流互补的历史性机遇。他担心万一中国改朝换代，皇帝对欧洲不感兴趣了，那么时机也失去了。

　　此时，莱布尼茨也很有远见地关注了俄罗斯。1697年初，彼得大帝化名带着一个庞大的俄国访问团离开哥尼斯堡，经柏林到汉诺威，再到荷兰和英国。彼得大帝在阿姆斯特丹港口学习造船，还到英国学习军舰技术。当时的欧洲舆论对沙皇的报道很多是片面的，觉得俄罗斯人不开化。比如，彼得大帝不使用东道主为他准备的床铺，依旧喜欢睡地板。在这些报道中，莱布尼茨的关注点却是：俄罗斯人虽然看上去粗暴野蛮，但他们对欧洲敞开了怀抱，渴望学习先进的西方，这就是需要抓住的机会。另外，莱布尼茨看到俄罗斯的另一端连接着中国。所以在他看来，中国和欧洲互补共赢，而俄罗斯位于东西方之间，两端联合带动中间地带。这其实已经有点全球化的视野了。莱布尼茨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其目光之长远令人惊奇。

　　文汇报：当时的大环境已经促使西方世界开始关注东方了吗？还是应该理解为，这只是莱布尼茨的与众不同和超前之处？

　　李文潮：一定程度而言，莱布尼茨是个失败者――他的很多设想都没有实现，他太超前，不仅超前于他那个时代，甚至可能超前于我们这个时代。超前的意思是，在学理上是正确的，但是受制于现实。比如，他毕生致力于建立科学院，为此奔波于柏林、维也纳、德累斯顿等地，多次写信给彼得大帝，甚至在和法国在华传教士的通信中，也敦请他们建议康熙皇帝在北京成立一个科学院。

　　莱布尼茨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在于在世界范围内促进科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是在建立一个精神的王国。国与国之间会发生利益冲突甚至战争，但学者之间、科学院之间的联系应该是超越国界的。比如，他在给彼得大帝建议在彼得堡建立俄罗斯科学院时，在信中特别提到，科学院应该对所有学者开放，不论这位学者是属于哪个民族――科学并非单纯服务于某个政府和某种政治体制，而应超越民族、文化和人种，服务于全人类。这是何等伟大的构想！

　　文汇报：中国在莱布尼茨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具有怎样的地位？

　　李文潮：莱布尼茨也提到过朝鲜、日本和印度。但他特别关注中国。中国的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人口数量甚至多于欧洲人口总和，有着比欧洲更古老的文化传承。对当时的人来说，既然古老悠久，则必然有其合理性，否则无法延续至今。因此，莱布尼茨非常强调中国的经验。中国作为一个和欧洲平等的文明，在莱布尼茨的视野中占据着很独特的地位。他也重视俄罗斯，但是除了中国之外，欧洲以外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如此受到他的重视。

 

整理出版全集、为后代积累资料是千秋功业

 

　　文汇报：您目前在整理的莱布尼茨遗留下来的文献中，包括了很多他当时写往中国的信。我们从这些信中可以提取出怎样的信息？

　　李文潮：莱布尼茨第一次提到中国是1666年，内容与汉字有关。1689年非常重要，那一年他来到了罗马。原本他是作为历史学家，想在图书馆档案馆里搜集一些资料，可是到了威尼斯的时候，他决定借机去罗马。在那里，莱布尼茨认识了意大利耶稣会在华传教士闵明我。闵明我是康熙派到欧洲的使者（具体使命至今不明）。莱布尼茨和他频繁交谈，还提出了32个很具体的问题，包括火药、造纸、养蚕、风车、哲学、几何等。能在旅途中偶然而轻松地提出32个关于中国的具体问题，可见莱布尼茨在那之前已经了解了不少中国的情况。闵明我告诉莱布尼茨，康熙皇帝对欧洲科学很感兴趣，有大批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他们中除了神学家外，还有医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人员。莱布尼茨对单方面地把欧洲知识输入中国感到担忧，因此提出中国也应该派文化传播者到欧洲来，以便使欧洲能够同样从东方文明中汲取自己没有的知识。这一视角决定了他的通信内容。我们已经整理出来的约70多封莱布尼茨写给在华传教士的信和他收到的从中国来的信，包括很多内容：中国语言、文字、字典、历史、地理、火药、哲学、祭礼、宗教、政治制度、人文习俗等。

　　莱布尼茨还向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报告了欧洲的新发现。他断言，传教士在中国不可能在传教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从而把中国人彻底归化为基督徒的，其中一个理由很有趣――多妻制。莱布尼茨写过这样的话：中国人不会放弃多妻制，而天主教会不能容忍多妻制，尽管在《圣经》中找不到反对多妻制的教义。另一方面，莱布尼茨并不认为传播文化交流、促进科学发展和基督教是相悖的。

　　文汇报：莱布尼茨遗留下的档案有多少？这批资料是怎样被保存下来的？

　　李文潮：莱布尼茨的资料预计要到2055年左右才能全部整理清楚并完全出版，到时会有120多卷问世，每卷平均800多页。这的确是一项为后代进行资料积累的工作，即使仅仅把这堆材料的现有索引编成一本书，也可堪称是17、18世纪的百科全书。

　　过去的哲学的含义和现在的哲学的含义不一样。17世纪时，所有自然科学都是属于哲学学科。所以当说到莱布尼茨是哲学家的时候，是指广义的哲学家；而保证他薪水来源的那份工作，是历史学家――他是编纂汉诺威家族历史的。这个项目他一辈子都没完成。莱布尼茨认为汉诺威是欧洲的一部分，欧洲又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应该从汉诺威地区的古人类史开始写，一直写开去，写下去。在完成这个项目的过程中，莱布尼茨搜集了很多原始文献与资料，1716年他去世后，汉诺威家族担心在他搜集的资料中会有不利于他们的东西，但又顾不上仔细挑选甄别，所以干脆把这些材料整体封存起来。

　　莱布尼茨后来收入相当高，中年时已经是著名学者了。他去世后，因为没有子嗣，汉诺威家族把他的货币遗产给了他的继承人（侄子），而文献遗产他们就折价保存下来。这一措施的积极作用是，这份非常难得的人类文化遗产几乎被全部保留下来了；消极作用是，在莱布尼茨去世后近200年，他的思想都未能产生大的影响。直到19世纪才慢慢开禁。20世纪初，当时的普鲁士科学院，也就是我领导的这个莱布尼茨研究所所属的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的前身，开始投资大规模地启动这份遗产的整理出版工作。

　　莱布尼茨在世时发表的东西极少，大部头的专著就是1710年发表的《神义论》，再就是在学刊杂志上发表过一些东西。和遗留下来的、我们现在整理的20多万张（其中包括大约15000封信）的内容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在我们现在整理出版的文集中，大约85%的资料是第一次公布。

　　文汇报：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对莱布尼茨的发现起码晚了200年，他是一位重新被发现的大家？

　　李文潮：莱布尼茨本来就是个大家，在世的时候就很有名。至于“大”到什么程度，现在才逐渐清楚了。

　　我们要整理的是莱布尼茨书信著作全集，全到什么程度呢？只要有一行字是莱布尼茨写的，就会把它收进去。如果莱布尼茨在看过的书上注释过，我们就把这一页书收进去。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莱布尼茨形象。为什么我们现在认为莱布尼茨是个哲学家呢？这是因为19世纪有人整理出版了7卷本的莱布尼茨哲学文集，所以莱布尼茨“就是哲学家”了。我们所整理出版的既然是《全集》，那就要尽可能做到全面。这项工作不能太快。对于千秋功业来说，50年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时间段。

 

长期、多样化的资助才能促进学术发展

 

　　文汇报：是否如一些学者所言：德国哲学注重理论哲学，中国哲学注重实践哲学？莱布尼茨是怎样看待中国哲学的？儒、道在他眼里是宗教吗？

　　李文潮：这个问题可以分几个层次讲。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中，就提出中国文化重实践、重经验，西方文化重抽象思维的观点。他也是受到了所接触资料的影响。不管怎样，最晚自莱布尼茨开始，就有了这样的提法，而且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对于这个说法，我持怀疑态度，我甚至认为这是欧洲人由始形成的偏见。实际的、经验性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比较好理解，因此当人们接触一个陌生文化时，首先看见的是比较具体的技能与知识。因此，尽管莱布尼茨是这么说的，而且这个模式被延续了下来，但这是一种偏见。

　　好在莱布尼茨同时意识到了经验背后的理论。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从形上学理的层次打通的问题。莱布尼茨作为一个西方哲学家，坚持认为真理只有一个。不同文化到了形上层次，都是对同一个真理的不同表现。他在《单子论》中有一个比喻，说真理就像一座城市，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观看，看到了城市的一部分，只有上帝是从高处看，能看到全部。所以，每个单一的个体都是对整体的独特表现。但你必须同时认识到，也有别的视角存在。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称其为自然神学论，也就是依赖自然的力量、天生的理性和自然之光来认识到自然的创造者。他认为中国文化是遵循这种方式认识到造物主的――他试图探讨《易经》中的阴阳爻卦，将其看作是上帝创世的图像，这都是莱布尼茨有意识地把中国和德国、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在形而上的层面进行沟通与比较。他阅读过儒家经典的拉丁文翻译，对道家知之甚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管称儒家是哲学还是宗教，我们都是用西方的、现代的范畴去框架本来不属于这些范畴的“东西”。

　　文汇报：伟大的人物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将影响后世？莱布尼茨当时就有这种抱负和担当吗？

　　李文潮：我觉得是。随着莱布尼茨声望的增长，别人能在汉诺威见他一面，会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他已经感觉到自己在精神界的重要性。

　　莱布尼茨写了这么多东西，自己进行过整理分类，有相当一部分是很成熟的，马上可以发表。为什么没有发表？有人说他是没有时间，有人认为他担心有些东西发表后会损害他和天主教会的关系――莱布尼茨作为一个路德教教徒，不愿和天主教会处得太僵，部分原因是担心得不到天主教传教士从中国寄往的资料。

　　莱布尼茨终身的愿望是建立一个科学院，为此需要资金支持、明主保护。他自己也提出了一些今天看来有点幼稚的“创收”的设想，比如皇家科学院可以受托制作日历、监督书籍出版、甚至植桑养蚕――他确实让人在柏林开办养蚕厂，学习中国的养蚕技术，现在还能看到当年的几棵老树。还有防火保险、基金会等，他都想到了。

　　文汇报：据说现在德国的古典哲学研究也不是很景气，德国的年轻人对深刻的学问还感兴趣吗？

　　李文潮：前几年，德国的古典学科特别是精神学科研究确实不景气。这其中也有欧洲一体化里博洛尼亚进程的影响。我不赞成这个改革，为此曾离开高校一段时间。德国放弃原来的教育体制，把自己降格，以达到和别人平等，结果却是趋向平庸。这对哲学、精神学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好在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最近几年的所谓“精英计划”，起码在相当一部分学校里恢复了文科的实力。

　　德国哲学专业的学生并不少，但相当一部分是把哲学作为第二专业或者辅助专业来学习的。纯粹只学哲学的人不多，因为就业机会不怎么好。从我任教的环境来看，哲学和历史还是很受欢迎的，学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具备反思批判的能力，应该是丰富人生的重要途径。在德国的大学里，文科特别受到中老年人的欢迎，来听我讲座的有一半是中老年人，有时候甚至必须请他们让位给正式注册的学生。这种终身学习、再教育的氛围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不能只进大学课堂。展览馆、博物馆、音乐会等文化设施同样重要。我们对市民中产阶层的界定是从收入来界定的，而在欧洲历史上市民阶层的崛起是以教育为核心。他们的参照物是贵族，和贵族当然不能比金钱，只能比教育。

　　文汇报：德国的科技政策对促进各学科发展有很大帮助。能请您谈谈在文科方面资助政策的情况吗？

　　李文潮：资助体系多样化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包括各种基金会；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长期资助。比如，德意志研究会最长的资助项目是25年，超过25年的项目则可以试图申请科学院体系的立项。我觉得，申请周期比较长、次数比较多、给专家评审的时间余地大、要求也比较高的项目制度才是一个健全的制度。而我们国家，从表面上看有效率、现代化的制度，譬如非常流行的网上评审，在其中有多少是行政行为，又有多少是从科研角度来考虑的，就很难说了。我想，行政和学术资助还是应该尽量分开，对学术的资助应该由学术机构来完成。当然现在我们还处在探索阶段，外国也是经过多年的摸索才找到了比较适合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