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刚复：浙大西迁“总参谋长”

胡刚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事业奠基人之一,对X射线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大同大学等校创建了物理实验室，培养了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施汝为、钱临照、余瑞璜等著名物理学家。抗战期间，作为理学院院长协助竺可桢进行浙江大学西迁工作，并将浙江大学理学院办成了当时最好的学院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由于日寇进逼杭州，浙江大学被迫于1937年11月走上西迁办学的漫漫长途。举校搬迁是一个十分艰难庞大的工程，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细致的过程。迁到哪儿？何时动迁？用什么交通工具？分几批出发？仪器设备如何运输？由谁随同押运？战火纷乱，随时可能遇到敌机的轰炸和交通的堵塞乃至瘫痪，沿途如何接应才能保证全校师生安全抵达？

这一切都需要有人周密考虑，统一部署和指挥。浙江大学的西迁，竺可桢校长是当然的总指挥，当时浙江大学没有副校长，为竺可桢东奔西走，出谋划策，内外张罗的是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

胡刚复与竺可桢是哈佛同学，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后，便力邀胡刚复一同来到浙大。学校西迁，他被委以“特种教育委员会”常委，负责迁校的具体工作。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迁校次数是全国大学中最多的。每次举迁，胡刚复带领的先遣队和后勤筹划小组都要提前两个月上路，进行实地调查；一旦校址选定，还要赶赴当地，修缮房屋，安排教室、宿舍等，保证大部队一到，很快就能开展教学和科研。在兵荒马乱之中，常常是要车没有车，要船没有船，突发事件随时发生，而浙江大学图书资料、仪器设备，都能安全运抵，遇到险情，也都能转危为安、完璧归赵，物理系连一迭稿纸都没有丢失，这不能不说是奇迹。这一切，是与胡刚复的缜密安排分不开的。

胡刚复有一“绝招”：他先量过自己两臂伸展后的长度，在考察迁校地址时，就凭这根“天然直尺”，他很快就能量出一间房屋长多少，宽多少，面积多少，然后估算出某地可供利用的现成房屋有多少，修缮后可以使用的有多少，什么地方可以做集会场所，什么地方可以做图书馆，能不能保证浙大的教学和住宿。当地的商贸情况、物资来源，粮油和木材的年供应量，他都调查清楚，并且列出具体数据。学校搬迁这样重大的事务，都由校务会议讨论决定。一开会，总会有争议，这时候，胡刚复总是成竹在胸，一口气报出一连串数字，让在座的教授不得不信服，从而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争论，也使学校总能找到比较安定的办学场所。胡刚复是学物理的，他以科学家的严谨踏实作风对待西迁工作，加上他出类拔萃的办事能力，成为竺可桢校长的得力助手，也被大家称为西迁办学的“总参谋长”。

胡刚复不仅要管学校的搬迁，还要安排好学院的各项事宜。每次迁徙，他少不了还要操心劳神，装车卸货，仔细清点仪器设备，尤其是物理系的那只铅匣，一定要亲自过问，看着大家搬上车，并且再三叮嘱押运人员，才稍稍放下心来。要知道，那里面可装着比他的手心肉还要宝贝的东西――一克镭。因为操劳过度，在由泰和迁往广西宜山，经由茶陵时，他竟然累得连一只小碗都拿不稳，吃饭时手不住地抖动。

胡刚复为人谦和亲切，平易近人，从来不端教授、院长的架子。这一点，不仅使他深受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喜爱，而且给西迁时为浙大运输过人员和物资的工人、汽车司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记性特别好，凡是与他打过交道的人，用不了几回，他就像老朋友一样，能直呼其名。不少在公路上奔波的汽车司机都认识他，也都称赞他的为人。在从宜山迁往遵义的途中，一群结伴而行的女生到了贵阳之后钱都用完了。这帮女生在贵阳急得团团转，真的是走投无路。这时有人提出来：去找胡院长去，他准有办法！恰好胡刚复正在贵阳，他叫她们在第二天清晨拿了行李到车站等他，他负责把她们送到遵义。第二天一早，女生们带着行李，将信将疑来到车站，不一会儿胡刚复也到了。只见一辆运送货物的汽年开来，胡刚复上前直呼司机姓名，寒喧几句，拍拍司机的肩膀，然后就把几个女同学送上汽车；再一辆运货车过来，又送上二人。几辆运输车一过，一群女生都上车走了，个个都是免费直送遵义。这一路上，有的司机还请女同学吃饭，都说胡院长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好院长。那时候，不买车票搭乘运货车的乘客，都叫“黄鱼”。因为胡刚复院长屡屡为师生联系“黄鱼”车，在学生中间他就得到一个美号：黄鱼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