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量做好

　　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个尽到了责任的领导才是好领导，即所谓“君君”；一个尽到了责任的部下才是好部下，即所谓“臣臣”；一个尽到了责任的父亲才是好父亲，即所谓“父父”；一个尽到了责任的儿子才是好儿子，即所谓“子子”。只要天下人都如此，就可建立美好的社会。
　　据有关资料揭露，每年我国用于公款吃喝的就要花费1000多亿元，其中，许多是攀比造成的浪费；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的商品生产中，因质量问题每年损失1000多亿元；我国每年因偷税漏税也要损失几千亿元。这些损失中，很多是由于一些国民没有做好自己造成的，是可以避免和大大减少的。例如，生产过程中，只要工人尽量做好，就可大大减少不合格产品的质量。
　　有些事是无法完全改变的，只能努力做好。而完全放弃努力，却是大错特错。对每一个医生来说，他无法挽救所有病人的生命，但他可以尽量挽救较多的病人的生命，或者为很多病人减少死去的痛苦。对每一位法官来说，他无法事事都做得公正，但可以尽量做到公正。如果放弃了公正的信念，那就是罪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别人的思想不好，想改变他确实很困难，即使有能力改造对方，也要付出较大的代价，没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除了教师、公务员和社会学家等行业外，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每位国民努力改变周围国民的思想，只能要求每位国民都必须做好自己。只要多数国民都尽量做好，社会风气一定会好起来，许多思想不好的人在良好的社会风气影响下也会自觉转变过来。
　　当我们有权利要求别人做好时，必须严格要求他人做好。例如，做为领导者要严格管教下属，不能容忍下属为非作歹。当我们并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做好时，即使别人犯错误，我们也必须坚定地做好自己，不可跟着别人干坏事。
　　多数国民都缺乏“尽量做好自己”的精神，常责怪他人没有做好，而很少责怪自己。比如，在干坏事或办不好事情之后，千方百计为自己辩护及推卸责任。有些国民平常过于随便，虽然没有犯什么大错，但小错却不断。有些国民做错了也不思改正，因而没有什么进步。
　　许多官员看到别人贪污作弊，也跟着干，而且自欺欺人地想：“到处都是腐败，这一点算什么呢？那里比得了那位科长、县长或市长！”这种人根本就不存在尽量做好自己的精神，这样的官员多了，腐败将不可避免。看到同事、朋友贪污作弊，正直的官员是不会随波逐流的，即使偶尔不得不随流，也不致于“过分”。
　　如果下级有尽量做好自己的精神，一些无谓的检查就可以大大减少。如果下级缺乏尽量做好自己的精神，再多的检查也难以奏效。当监管的眼睛离开时，很多国民就随随便便了――随地吐痰、乱仍废纸、乱涂乱画，在空调房里抽烟；在公共厕所里随地大小便，方便之后也不自觉冲水；酒后吆三喝四的，似乎非表现自己的“修养”不可；说话过于大声，根本就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假如每位国民都尽量做好自己，就可防治无数不良问题，对于每位国民及全民族的发展万分有利，何乐而不为呢？
　　其实，大多数不道德行为对本人并没有多少好处，却有大量的坏处，而且损害他人的利益，怎么可做呢？然而，很多国民为什么不遵守道德呢？问题就在于国民缺乏做好自己的精神，而且在潜意识上有龌龊的心理――喜欢恶作剧、喜欢给人制造麻烦、以别人的不方便和损失为“快乐”、喜欢破坏社会。这些病态心理不仅表现在一些小事上，还表现在许多大事上，一时对于民族发展的损害或许不很大，但代代相传对于民族发展将万分不利，值得国民反思。 
　　我们虽然有近13亿人口，但有心做好自己及真正做好自己的国民并不太多，多数国民随波逐流，严重影响民族的发展。有些优秀的人才想做好工作，但因同事不配合而无法做得很好，只能叹息。很多国民随波逐流，学坏不学好。
　　造物主不要求国民有多么的善良及多么的无私，也没有要求每个人都做常帮助他人的善人，但要求每个人应该做一个合格的国民，也不能做一个常让人欺负的弱者。
　　尽量做好自己，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尽量从善，尽量不作恶。即使处于恶劣的环境，也要尽量从善。即使再穷，也不能丧志及为非作歹。每位国民都要自觉做好自己，努力学习科技及发展自己，长期坚持下去，民族必可发达。如果迫不得已而作恶，也不可作大恶，并要尽量弃邪归正，即使一时无法立刻从正，也要逐步改正过来。
　　二、力求进步。一个善良而无所作为的人，也无法享受美好的生活。只有力求进步，在自身素质、事业及生活等方面不断进步，才能有所作为及快乐生活。
　　三、力求做得最好。受各种因素的限制，很多事情不可能办得非常好，但也要尽量做好。竞争越来越激烈，缺陷过多的东西将经不起竞争的考验，只有接近于完美的东西才有竞争力。
　　无论别人如何做，为了个人的发展与快乐生活，就必须做好自己，不必与他人对比，更不可因别人没有做好而随波逐流。一生坚持尽量做好自己，通常都可以得到幸福，即使个人失败了，也可为子孙探明从正道求发展的宝贵方法，对子孙后代的发展十分有利，而这也是一种成功。
　　许多国民不能做好自己，常需要麻烦别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麻烦常会浪费一些时间和精力，一时的浪费或许不多，长期积累就很多，影响每个人的发展。当然，凡事不求人也不是好事，一个人如果孤立不求人，也不会有大的作为。
　　日本人不喜欢麻烦别人，有时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即使是好朋友，每个人都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既讨厌别人打扰，又不愿麻烦别人。这种各自尽量做好自己的精神，有利于每个人集中较多的精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干扰，对于每个人及全民族的发展都十分有益，值得我们借鉴。
　　在团体里，只有每个人都尽量做好自己，人与人之间的责怪、埋怨才会大减少，大家的心情才比较好。只有每个成员都尽量做好，才能形成强大的团体竞争力。任何一个人做不好，都会影响团体的发展。
　　一件事情没有办好，多数国民不会首先检讨自己，而是埋怨他人没有做好，由此而产生一些怨气。这种“责人严、不责已”既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又影响彼此的团结。多数国民都这样，必然影响国民之间的团结协作。如果这种通病不改正的话，民族永远不可能建立起团队精神。
　　在发达国家，团体里的每个成员都尽量做好自己，并且和谐合作，相互之间较少有责怪、埋怨，使得团体的竞争力相当强，对于团体及个人的发展都十分有利。当然，如果那位成员不负责任，将受到鄙视和严厉的谴责。
　　某项工作需要多个部门合作才能做好，只要其中一个部门消极工作，另一个部门往往会抱怨，并跟着消极工作（很少人会想到做好自己），而且不断蔓延，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多数部门消极工作，严重影响民族的发展。一项工作没有做好，多个部门都负有责任，但难以一一追究，到最后常常是不了了之。
　　只要多数国民尽量做好自己，就可有效避免和减少许多社会问题，并且有利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只要多数国民不乱扔垃圾，就不会“几乎全国到处都脏”；只要大多数国民多学习和研究科技，将可很快摘掉民族科技落后的帽子；只要大多数国民象日本人一样每年读三十本书，不久之后将可告别愚昧；只要大多数家庭都适当种点花木，整个国家将漂亮很多；只要大多数官员都尽量做好自己，民族将可稳步地走向发达；只要大多数老师尽量做好自己，民族素质将快速提高……
　　日本人认为，只要每个人都管好自己，就可建立优良的社会气氛及社会秩序，因此，每个人都尽量管好自己，而较少理会别人的事情。中国人喜欢谈社会事，却没有管好自己，多数国民都没有做好自己，由此而产生无数不良的现象（也不能较好解决），严重影响每位国民及全民族的发展。
　　只有大多数国民都尽量做好自己，民族才能够因每个人的发展而富强。能尽量做好自己的国民越多，民族就越好发展，相反，这样的国民越少，民族就越难以发展，更谈不上发达起。
　　成才是尽量做好自己的基础，成功是尽量做好自己的表现，享受美好生活是尽量做好自己的主要结果。即使不能成大功，也要争取有些作为。如果不能为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也不能破坏社会的发展。自己没本事而无所作为，已经是心有余愧的事情，怎么可以影响社会发展呢？即使尽量做好自己而未得到较好的发展，也可于心无愧地快乐生活。
　　无意之中也可能会违法乱纪，有时候出于万不得已也要适当违法，而不必过分墨守成规。从正道求发展，即使暂时吃亏一点，但长远上是有利的。即使处于不良的环境里，优秀人才也会尽量做好自己，一时或许受埋没、受压制，但长远上只要有足够的才能，就完全有机会发展。朱容基同志在清华大学念书时担任过学生会主席，23岁参加工作已经是副科级干部，但直到52岁平反后（1978年）才升为副处级干部，这三十年间有两个五年被下放，空有一身才华而没有用武之地，但他始终坚持学习、研究，为日后的快速发展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平常立身要正，但与邪恶斗争要注意策略，以求用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效果。
　　政府应积极引导国民做好，否则，没有组织与号召，许多国民就缺乏共识，许多国民想做好也无法做好。比如，假如政府能引导国民科学处理垃圾，并建立相应的处理设施，相信大多数国民都会自觉做好。
　　当社会处于大规模的转型时期，旧的一些规则被打破，新的规则尚未成型，部分国民迷失了方向，部分国民不知所措，部分国民悲观消极，部分国民仍能够做好自己，部分很快适应新型的规则。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如果多数国民有尽量做好自己的精神，那么，社会的转型就不会出现混乱、动荡，转型的代价就不会很大，对于社会发展非常有利；反之，社会的转型将十分困难，代价也将很大。因此，无论社会出现那些新问题，每位国民都要坚定地做好自己，不可随波逐流、堕落、悲观消极，以利于个人及民族发展。
　　许多国民不尽量做来自己，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来一个好的领导，甚至寄托于一个好的国家领导人。从基层干部到高级干部几乎都如此寄托，这种泡沫式的幻想导致无数工作没有做好，严重影响民族发展。历史一再证明，把个人的命运或国家的命运寄托于一两个人是不正常的，也是很危险的。一个民族的发展要靠大多数国民尽量做好，而不是靠少数人做好，更不是靠一两个人做好。

     （本文是初稿，写于200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