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怨恨与嫉妒

　　这两种情感――怨恨与嫉妒究竟怎样地相互联系又有差异，我至今也不十分清楚。自刘小枫撰文分析中国人的怨恨情结与文化革命之间的关系之后，许多知识份子都探讨过“怨恨”，尤其是以大众意志表现出来的怨恨，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巨大影响。因为对怨恨体验甚少，我其实没有资格讨论这个主题，只因先写了“判断力的丧失”，接下去就不得不写“怨恨”，以旁观者的身份写吧。

　　几年前，我格外注意到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五章“怨恨与现代性”里，专门介绍了舍勒（Max Scheller）的“怨恨”理论，进而探讨中国文化革命发生的深层理由（汪丁丁“试说现代性”，《读书》1997年第6期）。可惜，那段文字并没有深入探讨人类怨恨，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感，其由以发生的社会、心理、和生理的机制。据舍勒研究者的看法，舍勒虽然用了一百多页的篇幅论述怨恨，但他似乎只满足于对怨恨进行分类。比舍勒更早论述了怨恨问题的二十世纪的西方人，是西美尔（Georg Simmel），在他的“冲突社会学”里面。根据我能够找到的三篇西美尔社会学论文的英译本，我觉得，西美尔的论说与当代的情感心理学研究相去甚远。

　　在这两位社会学家之前，比方说，在十九世纪，大量论述了怨恨和嫉妒的，是两位存在哲学的先驱――科尔凯郭尔和尼采。后世学者认为，他们是因为经常遭到别人的嫉妒和怨恨，才对这类情感有了深刻的洞察。

　　不论如何，一百多年前的这些研究者们似乎已经注意到嫉妒不同于怨恨。前者往往针对嫉妒者熟悉的人，而后者则起源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比较。当代，奥地利社会理论家舍克（Helmut Schoeck）在《嫉妒与社会》第11章“社会革命”里这样写道：“原则上所有的人彼此都能进行全面比较的社会，绝对不可能是无嫉妒的和无怨恨的社会。”按照这样的看法，刚刚过去的文化革命，以及今天我们社会里正积累着的各种动乱因素，都与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的生活方式被媒体或被他们自己过分暴露在大庭广众面前有密切关系。托克维尔早就注意到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努力地取消他们生活的隐私，例如，入夜后的街道，家家户户都敞开窗帘，似乎在表明自己没有任何私生活可以隐瞒。最近发表的一份人类学研究报告说，作者考察过一个部落，那里的人们吃饭时尽量让所有的村民都看到自己饭碗里的菜肴，否则，就可能引发嫉妒和怨恨。这马上让我想到中国农村“闹洞房”的习俗，或多或少是要避免同龄男性的嫉妒吧？

　　把“怨恨”视为一种心理活动，它的生理基础是怎样的呢？这是当代“怨恨”研究的课题之一，它至少应当综合脑科学家关于海马区或杏仁核与情感波动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和社会心理学家对与社会交往有关的场景记忆的研究成果。

　　这样，我们似乎可以对“怨恨”现象提出一种跨学科的基于认知科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我承认，我无法在这里对这一可能的解释加以刻划。我提出这一可能解释的唯一动机，是要引出下面的见解，该见解恰好承接着上一篇随笔里关于日常生活判断力的讨论。

　　日常生活的判断力不需要假设康德式的超验理性和自由意志之类的东西，它只要求对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经验以及生活方式作出比较公允的评价。然而，我们在经历过“文化革命”以及一系列旨在削平一切特权的社会运动之后，习惯于对超出“平均水平”的任何生活方式或行为方式产生嫉妒、怨恨、或者至少是“侧目”和“冷眼”。

　　今天的中国社会，由于各阶层之间缺乏良性的对话机制，怨恨愈积愈深，相互间能够实行公允评价的心理状态亦随怨恨积累而日益丧失。失业的工人觉得高薪白领们都活该遭诅咒，农村来的学生觉得城里娇生惯养的学生正无药可救地堕落着，旅居海外的学者觉得在国内位高权重的官员们不例外地腐败。凡此种种，都是未能实行公允评价的例子。对他人生活方式的评价，如果太不公允，就会在评价者心里引发一种对于被评价者的“道德谴责”。据说，这就是嫉妒与怨恨的条件之一。

　　嫉妒与怨恨之真正发生，除了道德谴责外，还必须有个体生活方式之间的比较。例如同样的学历，甲的名声大大超过了乙，而且乙自认在能力和成绩的一切方面都超过了甲，那么，乙多半是要发生对于甲的嫉妒的。又如果乙根本不认识甲，也无从比较二人的能力和成绩，但由于出身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禀赋的重大差异，乙意识到不论怎样都难以获得甲的地位及相应的生活方式，那么乙很可能产生对于甲的怨恨。

　　这样看来，我对你发生了怨恨与嫉妒的两个必要条件是：（1）你不道德，或谓“缺德”；（2）你不应当得到，或谓“不配”。

　　以上分析，相当粗疏，勉强应付我这篇随笔的意图。嫉妒和怨恨，是人类公认的不高尚的两种情感。如何防止这两种情感在我们心里发生呢？以上分析表明，最重要的，是经常保持对他人行为与生活方式作出比较公允的评价的心理状态和能力。当然，我承认，这种心理状态相当地“贵族化”，它往往在潜意识里认定自己比他人高贵――无论他人如何成功。

　　尼采在《道德的谱系》里赞扬过，古代的贵族不知有嫉妒和怨恨，因为他们是强者。对于奴仆的成功，哪怕是世界上最让人羡慕的成功，主子不会嫉妒或怨恨，因为那依然只是奴仆的成功。

　　一个健康的民主竞争社会所面临的困难，便是引导人们克服平民之间的嫉妒和怨恨，让平民在心理上变得比较贵族起来，追求每个人的“自我实现”，从而进入某种高尚的境界。康德说过：在道德理想王国里，每个人都是目的。我们不妨接着说：每个人自身都是目的，故而每个人都是其自身精神世界里的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