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的专制与中国人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说过：“对于中国人的管理必须用开明的专制”。所谓开明的专制说直白些就是中国人需要正义的强权统治，新加坡的重典刑法即是如此。姑且不论这句话对错与否，让我们从历史的迁落来回顾中国人的性格，从而探究中国人的政治心理需求及适合国人最好的政治模式。
　　说到国人性格必说国人之文化，所谓文化即一个群体特有的精神活动及围绕精神活动的行为的总称。对中国的文化影响最深的恐怕就是儒家文化，孔子从两千年前造出这么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学说之后，历朝历代帝王将相及平民百姓皆以此为生命之源泉，甘饮几千年而不亦乐乎，所以与其说中国的历史是二十四个朝代的更叠史，倒不如说是儒家文化一家的精神统治史。虽到后来五四运动推翻了儒家文化的政治载体，又经共产主义几十年的洗礼，但直至今天，在国人的精神领域里儒家文化依然是正统的“国学”，是中国文化的命根，这几年社会上掀起的“国学”潮、“孔孟”热就是最好的证明。
　　儒家文化统治中国结果是造就了几千年的阶级差别和阶级优势，将天下生命万物划为三六九等，上等对下等具有绝对的权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这个文化的核心思想。这个文化最大的好处是它为当权者提供了一个最有力及最有理的统治工具，剥夺了被统治阶级自我思考、自我独立的权利。因为我是当官的，所以你必须服从我，因为我是你爸爸，所以你必须听我的。如果你胆敢犯上，如果你不尊敬我，如果你不听命，那你不但要受到统治者理所应当的棒责，还要受到儒家文化的道德和良心遣责，更何况当权者掌握着生存资料的分配权，不听招呼者将面临无法生存的境地。于是在心理和物质的双重阉割下，造成了中国人唯上、唯权的性格，眼光只冲着权力阶层靠近，心思向官场讨好献媚，以祈求得到上级赏赐的一杯羹。结果最终形成了一个依附于官场的生态树，这个生态树上的所有生命一方面拼命靠近权力中心，以求多分一杯羹，一方面又拼命排斥打压同级和下级，以阻止别人的利益分享。除了这棵树的最高端－－皇帝，其它无论是哪一个阶级的生命体都在这种畸变的生态链中互相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厮杀，二十四史中到处充斥着这种权力角逐的血雨腥风。在这种厮杀中每个人都会面对无处不在的人心险恶，一面是上层的喜怒无常，一面是同僚之间的欺骗阴谋。在这种情况下，国人被阉割的心理需求对强权产生了强烈的需求感与归属感，一方面希望强权“宽厚仁义”、“恩泽苍生”，一方面希望强权“替天行道”、“荡奸除魔”。于是，在大众心理的强烈需求下，替天行道，抚爱万民的好皇帝顺时顺势的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神”被它的人民造出来了。人民在打心眼里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同时，以奴自居而不知，心怀感恩的安居乐业，自然也就国盛民昌了，中国历史上鼎盛的几个“开元盛世”无不与掌握正义强权的好皇帝有关。　
　　经过几千年儒家及封建王朝的阉割及打压，国人的思想和行动都已被上层权力所桎梏，就像放入密封小瓶中的跳蚤，在曾经的尝试都碰壁后，它们会习惯于小瓶的高度，即使打开瓶口，它们也不会越雷池一步。国人产生的唯上唯权的性格，使国人直到今天还只懂得讨好上层统治阶级来实现自身价值，不懂得独立追求自由与民主；只懂爱上层及家长之所爱，不懂得民众之间的博爱；只懂将肉体与灵魂交由权力掌管，不懂得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性格决定命运，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弱势群体，在尚不能启智自立的情况下，维护群体生存发展的最好办法当然是用开明的专制，就好比放养一群绵羊，在不可能让它们做到自己管理自己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用一条凶猛的牧羊犬，当然理想状态是这是一只开明的牧羊犬，它尽职尽责并且最好不吃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