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胡适曾作《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文，申说自己“偏袒自由民主潮流”的基本立场。他指出：“我深信这几百年（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法国哲人伏尔泰说得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这是多么有人味的容忍态度！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
我们今天也常引用伏尔泰的这句名言，但不妨看看，60多年前胡适概括得多么平常浅近而又切中实质――有人味。我们批评今日社会戾气太重，常出现撕裂社会和隔断阶层的言论甚至行为，无非是想说，这个社会有时显得没人味。我们批评今日社会官本位太盛，其实也是觉得，这个社会少了些人味。我们批评和抱怨的许多东西，胡适已经点明，缺人味。
容忍，既是个人品德，也是政治德行。人与人之间的宽容，是有人味的体现；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宽容，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如胡适所言，我们不能不感觉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是可爱可羡的。
在胡适那个年代，他常感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今日我们面临的环境，又何尝不是如此？小到微博、论坛上的意气用事，中到知识界党同伐异的左右之争，大到国家发展路径与政治文明进展的议程设定，是不是都可以按照是否实现了宽容，是否“有人味”、“以人为本”来评判衡量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容忍与自由》是胡适另一名篇。他写道：“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
胡适说，总相信自己是对的，深信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一切对异端的迫害和对异己的摧残，都来源于此。这种“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
举目四望，不宽容确实正在毒化我们这个社会的风气。仅举一例：许多场合，体制内外的人相互视若寇仇，完全谈不上“同情之理解”，似乎人与人之间已无法沟通。实际上，胡适在这一点上曾有过示范。1933年，他被盛邀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而他的朋友如傅斯年等纷纷入阁。但胡适婉言拒绝了：“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所谓诤臣、诤友，便是政府和知识分子间相互宽容的良性结果。这里面，透出的是人味而非官味。
曾有研究胡适的学者指出：胡适的时代已远，胡适的墓木已拱，但自由、民主与科学这些理想的内涵意义与落实途径，始终有待思索实践。关心自己与群体命运和将来的当代人，通过理解胡适，可以建立现实批判反思的基本能力，从而找寻可供抉择的方向。
运用批判反思的能力，塑造一个宽容的社会，真正接续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理想，这本身就是值得期待的方向。
以两句话结尾并纪念胡适先生。一句是他自己说的：“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另一句是他的研究者概括的：容忍异己，不要“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始能向和平改革的道路前进，造就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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