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思维方式的转变

      我们正在向一个新的世纪迅速逼近，20世纪仅剩最后一个月了。70年代末启动的中国第二次革命，使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在内的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引导这一变化的世纪之交的思维方式，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超越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
　　"正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同样，我们也不会忘记20多年前，正是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揭开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序幕，对于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20多年来，我们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每一个重大理论的突破，每一次重大政策的调整，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上不可能有突破，政策上无法进行调整，改革的措施无法出台。我们的改革不断地前进、不断地深化，也就不断地冲破了各种思想框框。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扫除了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障碍;1997年江泽民的"5.29"讲话和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澄清了所有制和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迷雾。
　　只要进一步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束缚"、"障碍"和"迷雾"背后，都有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印记。这种"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思维方法，是中国20世纪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是传统东方农业社会中典型的思维方式，也是各种立场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很习惯的思维方式，它与中国20世纪的政治为为因果。当然，这种思维方式的进一步演化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从国际上看，第二次世纪大战结束后的"冷战"局面，构成了"两极对立"的"两大阵营";从国内看，20世纪前半期的民族救亡和国内战争，50年代以来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人的全部关系都归结为阶级关系，把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政治活动，把人的全部思想归结为阶级思想，由此，便构成了"两极对立"的政治模式。正是这种"两极对立"的政治模式，强化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对国内形势的基本判断是: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不是公有制，就是私有制;不是改革，就是保守;不是现代，就是传统;不是东方，就是西方，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种"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必然造成独断论和文化专制，不允许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不承认每一种文化形式的独立价值和独立存在的权利。即使对马克思主义也垄断了阐释权，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反马克思主义"的罪名到处滥用。独断论以为拥有了某种绝对的主宰、统治力量，其它因素都不足为观、无足轻重。然而，客观的事实是，人类总是要从必然中寻找自由，这一过程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很难有一种绝对的因素，永远决定一切。
　　这种"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思维方式.也势必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中形成"大一统"，否认多样性。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绝对对立起来，有点市场经济就是在搞资本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是全民所有制的"大一统"，不允许多种所有制的共生，把公有制等同于国有制，不承认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按"全能主义"的政治原则建立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只有国家，没有公民社会。作为社会基本成分的工农商学兵，却成为国家控制下的统一机器上的固定点，农民被固定在乡村土地上，商人被固定在国营商店中，工人被固定在国家工厂中，知识分子被固定在国家行政单位中，因此，每一个成员都难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历史创造性。在中国传统中，社会历来没有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甚至连国家与天下也未能分离，以为国家就是天下。所以，清末梁启超提出要分清天下与国家、国家与朝廷、国家与国民，确是非常重要的思想。
　　由此可见，"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思维方式最大的弊端就是窒息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东西方对立的格局瓦解了。冷战结束，国际政治格局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当代中国的社会进程进入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公民社会的基本形成和民营经济占据国民生产总值相当比例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单纯的一国社会主义的问题。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最为重要的世界性现象，突出表现为:生产和分工的国际化、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科技开发和应用的国际化等。这一切使全球互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生活过程纳入到全球市场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包括政府行为本身，都已经不能在单一的中国语境中加以分析。换句话说，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民族国家体系和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功能面临着深刻的变化。那末，当代中国的问题是怎样的问题，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以至语言来分析当代中国的问题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重新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很显然，那种西方/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公有/私有、改革/保守、现代/传统、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的"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是无法说明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进程的。冷战时代的旧的概念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需要，当务之急是创造出一套超越传统的两极对立的新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结构。为此，中国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观点向思维方式延伸。
　　创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
　　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哲学常识问题，但在当时的中国，它的深层动力并不是来自于学术，而是来自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所进行的事业的历史反思。20多年之后，在经历了中国社会如此巨大的变化之后，我们再来看当年这场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就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场讨论所蕴涵着实质性意义是一个执政党哲学思路的转换、认识路线的转换、思维方式的转换，即从教条主义转到清晰、冷静的现实主义，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转到中国式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思维方式。
　　在20世纪对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领袖人物中，邓小平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是最具现实生活基础的。邓小平在接受以马克思主义以前，就有了较长时间的产业工人的艰辛生活的经历。1920年10月邓小平赴法留学，亲身经历了西方发达的工业文明环境中，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艰难生活。由于有了这样的经历，邓小平理解社会主义思想，不是在平静的书斋内，不是在学究式的思辨中，也不是在传统社会的氛围里，他是在对工人生活的切身感受中，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氛围中，认识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必然的。由此养成了一种思维习惯，把握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的立足点，是在生生不息的生活现实之中，是在奔腾而进的世界大潮中。
　　在邓小平的思维框架中，有抽象的理论和原则，但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其真理性。他坚持社会主义，但必须按照中国的和时代的生活现实来规定其本质和样式。他是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的，而结论则来源于生生不息的生活现实。20年代初他就是这样把握社会主义的，直到本世纪90年代，他仍然是这样把握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多么清晰的、冷静的、现实的思维方式。
　　循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从生活现实出发去把握社会主义，从中国现代化的要求出发去寻找建设社会主义的依据，于是产生了邓小平思维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在探索中。要搞清社会主义是什么，光读书不行，问题的关键在于靠自己在实践中探索。
　　再探索就必须解放思想，敢于否定。中国搞的社会主义不是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结论中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邓小平说:"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返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中国要搞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中国要搞的社会主义更不是"四人帮"所鼓吹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对此深恶痛绝:"‘四人帮'叫嚷要搞‘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1978年，邓小平提请全党同志深思:"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要探索就必须胆大敢闯，否则就永远搞不清社会主义应搞成什么样子。邓小平把现在搞社会主义的探索比喻为一场伟大的试验:"我们所做的是一场伟大的试验，有些事情不可能一次完成，甚至有时还可能出些差错。这不要紧，只要我们勇于探索，而又细心谨慎，错误就可能随时得到纠正。"1992年的南方讲话讲得更有气势:"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要探索就必须抓住一个核心，那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按照邓小平的思维方式，社会主义的本质仍然来源于现实生活的规定。从中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出发，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出发，从中国在世界现代化大潮流中振兴出发，规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把这个本质要求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气即进行社会主义的探索，不应"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而"应该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至此，社会主义从"天上"回到了"地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终于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硕之果。
　　总之，站在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的起跑线上，回阵发生在20多年前的那场真理标准讨论，我们确实感受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个哲学理论性的命题，起到了如此之大的解放思想、扭转生活，转换思维方式，甚至使中国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大转折的作用，这生动体现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同时也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巨大威力!
　　中国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紧紧掌握自己的命运，朝着现实性的目标前进。这就是我们由世纪之交的思维方式得到的世纪之交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