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型思维与技术型思维

 
平时我们常说，有的人适合搞管理，有的人适合搞技术。这主要基于对其综合素质的判断。相对职业发展定位而言，人的素质特征中最为关键和根本的是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可以理解为精神产品的生产方式，包括思维形式、思维方法 、思维程序。其中，思维形式主要包括逻辑思维形式（概念、判断、推理）和非逻辑思维形式（直觉、灵感、想像）。思维方法包括具体逻辑方法：归纳法、演绎法、分析法、综合法等；理论工具方法：哲学方法、数学方法、系统方法等。思维程序是指思维运行的基本路线，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在思维活动中的有机结合。
 应该说明，笔者提出管理型思维与技术型思维，这种分类和界定不是以思维的内在规律来划分的，而是侧重于一般意义上的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的思维过程，同时也忽略管理的层次性和技术的系统性。这方面笔者没有做原创性研究，而是通过对身边实例的观察和总结，结合众多学者的研究结论做些综述。目的是让管理者和技术人员之间能够相互明白，对方考虑问题有什么特点和规律，进而在各自的工作实践中把握和顺应这些规律，使管理与技术趋于融洽，形成合力。
平时我们观察到，管理者与专业技术人员在行事风格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专业技术人员在工作上常常从深处、细微处着眼，咬定青山不放松；管理人员则主要从宏观上进行把握，不太追求事事完备，相对而言比较粗放。专业技术人员坚持非黑即白的科学观念，是非分明；管理人员则认为在管理当中应该坚持一些原则，但没有绝对的正确或错误，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们在观念上非黑非白。专业技术人员做事只对事不对人，无论是对同事还是领导，只要认为应当怎样就会怎样，不管对方的身份和感受；管理人员则是对事也对人，会对具体对象作出相应的反应。专业技术人员更多的是享受创造过程的乐趣，对于创造的价值却并不太重视，甚至不问收获，只是耕耘；而管理人员则更强调工作的价值和结果。专业技术人员在工作上是“算加法”，通常是完成一件事之后再去做另外一件事；而管理人员则是“算乘法”，所有关键要素都要齐头并进，哪怕其中任何一个要素没有配合完成，都认为是失败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思考问题较单一化、模式化；而管理人员则是发散思维，强调变通。专业技术人员更崇尚科学；而管理人员则更看重管理中的哲学和艺术。专业技术人员相对更固执，刻板，而管理人员则更灵活，更富有弹性。
行事风格不同主要因为思维方式不同。而思维方式又取决于人的大脑中的“认识工具”。什么是“认识工具”？简单地说，一个人从来到世界，会接触到许许多多的信息，大脑会对这些信息有选择地存储（记忆），这种选择既受先天性（遗传）因素的影响，也受后天性（环境）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已经储存在大脑中的信息，对于人获取新的信息，具有做出识别、判断、反应的工具性，也就是所谓的“认识工具”。要分析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的思维为什么不一样，关键要搞清楚他们在“认识工具”的构建上有何差别，即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大脑中存储的信息（知识和经验）有何不同。

一、管理人员“认识工具”的构建
管理人员的“认识工具”的构建，可以从他们普遍的文化认同和经验感悟来反推。
（一）管理人员的文化认同
在中国，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管理者，必须深谙中国传统的管理之道。其中，一类属于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另一类是治生学。从教派、学派的角度讲，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又主要体现在儒、兵、道、法四大家的文化当中。
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论语中讲“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体现在管理思想上便形成以人为中心的基本精神，其本质是“治人”。儒家思想的代表作是《论语》，其管理思想的要点：一是“和为贵”。就是和气、合作、和睦、和谐。二是 “中庸”。中就是正，庸就是融合。中庸讲的是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不是和稀泥。任何矛盾都有两个对立面， 但两个对立面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解决矛盾就是把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中正确的东西提炼出来，并将其融合在一起， 使事情得到一个较为圆满地解决方式。三是“德治”的思想。意思是统治者要以道德来治理政事、教化万民，就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固定的方位，群星都会环绕在他的周围。四是“礼治”的思想。儒家学说以“仁”为最高的思想境界，而要达到这一境界， 就必须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言行。
兵家文化在中国起源于春秋时代，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管理思想：一是不战而胜。意思是百战百胜不算最高明的，不经过战争而使人屈服才是最高明的。二是战前筹划。强调在战前要进行周密的谋划和详尽的部署。谋划越周密，部署越详尽，则胜利的把握越大。三是分级管理。兵家提出“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庞大的团体进行管理首先要进行分级，增加管理层级，缩小管理范围， 使之符合有效管理的实际要求。四是因变制胜。意思是军事就像水流一样没有固定的模式，能够根据敌方的情形变化而变化的才能叫做用兵如神。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的唯一著作是《道德经》，其管理思想：一是“效法自然、无为而治”。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观点反映了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老子还提出了“无为而治”的原则。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通过“无为无不为”、“必先为而后至于无为”的方法，以期实现“明刑至于无刑，明赏至于无赏，百职不戒而举，万事不劳而成”的最终目标。二是清静安定。老子主张“清静可以为天下正。”通过减少人们过分的主观欲望，来净化管理环境。三是以退为进、以弱胜强。老子认为各种事物都有其对立面，并由此提出了后发制人，柔弱胜刚强的辩证管理策略。四是谦恭、温和。老子要求管理者居上谦下，时时处下、事事居后，不要让自己高高在上，而应永远谦恭、温和像山谷、大海一样容纳万物，从而获得被管理者的爱戴和尊敬，使其政令能够得到顺利地贯彻实施。
法家主张“尚法不尚贤”。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著有《韩非子》一书，提出了完整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管理理论：一是法、术、势相结合。所谓“法”就是规章制度；所谓“术”就是权术，也就是管理者的管理技巧；所谓“势”就是管理者所拥有的权力。二是重利富国。韩非认为，只有规章制度确定下来不再变动，人们的利益划分才能明确，权责才能清晰，监督才会有效，人们才会有更高的热情去创造经济效益。三是“法治”优于“人治”。应当制定法规并公之于众，违者依法纠正。四是“明法”、“一法”。“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法规面前人人平等。
总的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灿若群星，其主要特征：一是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管理思想中始终占主导地位，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认为管理的成败在于用人。二是把组织与分工作为管理的基础。强调组织与分工是管理的基础，建立层次分明的组织体系。三是突出了义与情在管理中的价值。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德服人”等。四是赞赏用计谋实现管理目标。重视谋划，主张以谋取胜为上策，适应环境变化，善于权变，不拘泥于既定的清规戒律。五是把中庸作为管理行为的基准。中庸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重要地位，把中庸作为道德标准、决策准则庸。六是把求同视为管理的重要价值。重求同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重要特征。中国地大物博、自给自足的地理及经济生活特点使得中国的管理活动获得了一个天然的“隔离机制”，管理体制和思维方式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色，没有发生过大的文化“断层”、交融与更替现象，长期以来一直稳定地延续下来，使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中凸显出求同性。这些思想和理念是中国式管理实践的重要遵循。
（二）管理人员的实践感悟
管理人员“认识工具”的构建一方面靠读书，另一方面靠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去感悟。综合大多数管理人员的体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与人打交道
中国成功的管理者都能体会与人打交道的重要性。其一，对上 “忠”、“敬”、“顺”。中国的行政体制有其“规矩”和“秩序”，上级管理者对下级有决定性影响力。对上交往要忠诚、忠厚，要忠心拥护领导的决策权威，不折不扣的落实领导的决策指示，跟领导说实话、报实情，保持高度一致；要敬重和敬畏领导，要摆正上下级位置，礼数周全，时时不忘将面子留给领导，处处突出领导的作用；要善于领会领导意图，跟上领导思路，按照领导意图办事，在领导的统一要求下行动。其二，对下“恩”、“导”、“束”。作为管理者，达成自己的管理目的离不开部属的拥戴和支持。因此，对部属要关心爱护，要积极为他们的发展进步和工作学习创造条件，重视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善于鼓励和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对部属能力素质的培养上要循循善诱，当部属有的工作做得不够好时，先不要急着自己去做，要给他学习和锻炼机会，并在实际工作中给予必要的指导纠正；对部属的言行举止严格要求，加强纪律约束和良好习惯养成，严肃指出工作中的错误。其三，横向“诚”、“和”、“谦”。与同级和朋友交往，能否营造有利于自己的人际局面，对管理者来说至关重要。与人相处要讲诚信，有一个诚恳的态度，实实在在为人，诚心诚意待人，这样才能建立真诚的友谊；同事朋友之间以和为贵，珍惜缘分，和谐相处，工作中相互配合，事业上相互支持，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共事的关系；待人接物态度谦虚，多抬举和尊重对方，平时低调行事，涉及与同事和朋友的名利之争，要讲姿态，多谦让。
第二，重视团队总体目标的实现
成功的管理者都能体会到，管理的要义不在于自己干多干少，而是团队整体目标的实现。一是事前周密计划。“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每做一项工作，先要从人、事、时、物、地各方面来收集相关事实、信息、详细分析研判，制定一个完整的计划（可以是书面的，也可能是内心里的一种盘算），保证各项任务有条不紊地开展，循序渐进地完成。二是事中掌控全局。对工作的过程控制，要抓关键。部属有把握完成的任务，不过多的干涉；上下关注、牵动全局的重要事项着重督导。对工作的应变考虑，要留有余地，把任务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预想充分，确保情况有变能够从容应对。三是事后总结提高。对一定时期内的工作加以总结、分析和研究，肯定成绩，找出问题，得出经验教训，摸索事物的发展规律，可以明确下一步工作的方向，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提高工作效益。
第三，重视非职务影响力
作为管理者，一般有职就会有权，但有权不一定有威。具体管理实践中，非职务影响力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成功的管理者往往十分重视个人威望的树立。一是敢于担当。在其位、谋其政。要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迎难而上，敢作敢为，保持旺盛的精力、蓬勃的朝气、无限的活力和干事创业的激情，扎实做好本职工作。二是胸怀宽广。凡事从大局出发，从关心人、帮助人的角度出发，豁达大度，能听难听之话，能吃难忍之亏，做到有容人之量、忍让之风、助人之德。三是办事公道。要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摒弃自私，跳出利益的圈子，光明磊落合情合理合法地处理问题。公道才能得道，得道才能多助。
二、技术人员“认识工具”的构建
技术人员的“认识工具”构建，同样可以从其文化认同和实践感悟来反推。
（一）技术人员的文化认同
技术人员的知识结构往往偏重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本身对技术人员“认识工具”构建影响深刻，可以着重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第一，人类探索宇宙奥妙的心灵启迪
近代自然科学是以天文学领域的革命为开端的。因此，探讨技术人员的文化认同,必定涉及人类对宇宙的不懈探索。
远古时期，人类只有模糊的天地概念。对于宇宙起源的解释，我国古代有“盘古开天地”的传说。在西方，巴比伦人、古埃及人、古印度人也都有自己的说法。当时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地心说”，认为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并以月食时可以在月亮上看到地球的影子圆周的一部分或整个圆为由，证明地球为球形。公元140年，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系统地确立了地心说，从表观上解释了日月星辰每天东升西落、周而复始的现象，又符合基督教“上帝以地球为中心创造宇宙”的教义，因此较易得到人们的接受与推广，整整统治人类的思想长达一千三百多年。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就提出过朴素的“日心说”。他指出，太阳位于宇宙中心静止不动，地球则绕着太阳运动，同时又绕轴自转。可惜由于科学水平的限制，这一天才的思想未能为当时的人们所认同。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系统地提出日心说，阐释太阳居于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沿着圆形轨道绕太阳运行。后来，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指出，行星绕太阳运动的轨道应该是椭圆而不是圆，太阳位于椭圆的一个焦点上。这一重大发展使得观测结果完全可以用理论来加以解释和预报，日心说的地位进一步得以巩固。
后来，伽利略用望远镜观测证明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同时他还发现了茫茫银河是由无数个恒星组成。16世纪中叶，意大利天文学家布鲁诺进一步提出，太阳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是无限的，于是银河系的概念就诞生了。1750年，英国天文学家赖特指出，银河和所有观测到的恒星构成一个巨大的扁平状天体系统，由于太阳连同地球位于这一系统的内部，从不同方向观测才看到了银河和离散分布的点点繁星。1785年，英籍德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耳利用他自制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46厘米望远镜，通过长期的实际观测，并经过精心的分析研究，建立了第一个银河系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太阳仍然位于当时人们所认识的宇宙范围――银河系的中心。
其实，赫歇耳尝试确定银河系结构之前，人们就已观测到天空中除恒星外还存在着一些暗弱而又模糊的云雾状天体，取名为“星云”。比如，1612年德国天文学家马里乌斯率先用望远镜发现了仙女大星云。1750年赖特天才地猜想，这类星云中有一些可能是同银河系相似的巨大恒星系统。1755年德国人康德首次明确提出在银河系外的宇宙空间中存在着无数个类似的天体系统，称为河外星系。
从总体上说，人类认识宇宙的历程是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再从日心说到银河系，进而从银河系到河外星系。最早人们是从想象中认识宇宙的，到了十七世纪牛顿开始利用力学方法来研究宇宙，这就是经典宇宙学。在牛顿时代这个时间和空间是分开的，时间和空间是没有关系的。到了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发现了广义相对论，他开始用广义相对论来研究宇宙学。这就开创了现代宇宙学，在爱因斯坦时代，时间和空间已经联系在一块儿不分了。
但是爱因斯坦的宇宙是一个静态的宇宙，它是不动的。到了1922年弗里德曼开始探讨非静态宇宙，1927年比利时的主教勒梅特提出宇宙是膨胀的，而且是均匀各向同性膨胀。宇宙的膨胀在1929年得道了哈勃观测的支持，哈勃发现：不管你往那个方向看，所有的星体都在以非常快速度在离我们远去，而且，距离越远的星体，远离我们的速度就越快。宇宙正在膨胀！这无疑是说明，在过去的时间里，星体之间的距离是比现在更加靠近的。物理学家们按照所观测到的星体的运行速度进行计算，得出了这样的推论：“似乎在大约100亿至200亿年之前的某一时刻，它们刚好在同一地方，所以那时候宇宙的密度无限大”（《时间简史》第一章）。
到1948年，美籍俄国人伽莫夫首先建立了大爆炸宇宙学。大爆炸宇宙学的说法是：大约在150亿年之前，宇宙处于一个体积极小但温度极高、密度极高的状态，或者说是一个奇点，然后开始膨胀。膨胀以后体积不断变大，温度下降、密度下降，经过150亿年时间的演化，变成今天的宇宙。
既然宇宙由一次大爆炸产生，那么这个大爆炸的起点是什么？大爆炸之前是什么？广义相对论可以解释大爆炸以后不断膨胀的宇宙，但却不能解释宇宙的开端，即大爆炸时宇宙的状态。在这里，霍金运用了研究小尺度范围内，基本粒子之间相互作用的成功理论――量子力学，将量子力学引入到由相对论负责研究的大尺度引力问题，进而创建了量子引力论，成功的描述了包括宇宙开端的宇宙演化过程。成功地解释了1929年哈勃所发现的正在膨胀的宇宙，并依照其膨胀速度将宇宙推演到它的起始点。这样就产生了今天的宇宙观：时空在大爆炸奇点处开始。
人类对于宇宙的起源一直在探索，随着一个个谜团的解开，人类对宇宙认识在不断深化，宇宙观也随之得到修正。学习、研究、热爱自然科学的人们从中受到的启迪，是分析技术人员“认识工具”的构建的重要途径。
第二，人类探寻自然规律的理性升华
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天文学的革命。自然科学发展陆续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不断深化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
科学家们普遍认为，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主干，谈人类对自然规律的重要发现，必须首先提到物理学方面三次大的理论概括和综合：
其一，开普勒发现的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椭圆定律、面积定律、周期定律）；伽利略发现的自由落体定律；牛顿发现的牛顿力学三定律（惯性定律、作用力反作用力定律、加速度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这些定律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把天上的和地上的物体运动概括在一个理论之中。这是人类认识史上对自然规律的第一次理论性的概括和综合。
其二，奥斯特通过实验证实电与磁的相互作用，创立电磁学；法拉弟总结出电磁感应定律，发现“磁光效应”；麦克斯韦根据库仑定律、安培力公式、电磁感应定律等经验规律，提出电磁场方程，进而推导出电磁场的波动方程，推论出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刚好等于光速，并预言光也是一种电磁波。这就把电、磁、光统一起来了，这是继牛顿力学以后又一次对自然规律的理论性概括和综合。
其三，伦琴发现X射线,贝克勒尔发现放射性现象；居里夫妇发现了钋、镭的放射性，并提炼出镭元素；汤姆生发现了电子，使人们的认识得以深入到原子的内部，为量子论的创立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在对电磁效应和时空关系的研究中相对论产生，将力学和电磁学理论以及时间、空间和物质的运动联系了起来。这是继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学以后的又一次物理学史上的大综合。量子论和相对论是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是促成20世纪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理论基础。
进化论是继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以来人类历史上第二次重大科学突破。19世纪中叶，达尔文创立了生物进化学说，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第一次对整个生物界的发生、发展，作出了唯物的、规律性的解释，使生物学发生了一个革命变革。他认为，生物之间存在着生存争斗，适应者生存下来，不适者则被淘汰，这就是自然的选择。生物正是通过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地进化着、发展着。
化学领域也取得重大发展和突破。1661年，英国化学家波义耳把严密的实验方法引入化学，提出物质组成的元素说，成为近代化学的创始人。德国科学家斯塔尔提出燃素说来解释化学反应。1808年英国化学家道尔顿提出原子学说，合理地解释了当时的一些化学现象和规律，阐明了化学变化是原子间的化合与分解。1869年，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物质之间相互变化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发现了著名的化学元素周期律，从而预示新元素的发现，指导化学理论和实验等研究工作的进展。1916年德国化学家柯赛尔和美国化学家路易斯创立了经典的电价理论和共价理论。从1927年量子力学应用于化学开始，化学健理论发展很快，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体系，成为化学的重要基础理论――现代化学健理论。它将揭示物质的性质和结构之间的本质联系，为研制新材料，探索新能源研究生命现象，模拟生命体内的化学变化等各方面提供充实的理论依据。
随着人类认识自然能力地提高，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和欲望也在增强，科学的发展推动技术革命，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物质和精神世界。这也应该成为探究技术人员“认识工具”构建的一个重要领域。
第三，人类追求科学真理的内在思考
 17～18世纪，自然科学进入了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和对各种事物进行分析解剖的阶段，它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以实验和观察为基础的归纳法和数学演绎法。与自然科学的这种状况相适应，17～18世纪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哲学中占主导地位。18世纪中叶以后，康德的星云假说打开了形而上学思维的第一个缺口，“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性思维才能有所帮助。”理性思维就是对感性材料进行抽象和概括，建立概念，并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提出科学假说，进而建立理论或理论体系。19世纪道尔顿的原子论，阿佛加德罗的分子学说，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以及康德的星云假说开始都是以假说形式出现的。
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然科学中的新发现和新成就表明，自然界的现象是辩证地发生的。自然科学的这种状况反映在哲学上，便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形态。从古希腊的素朴辩证法形态，经过17～18世纪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阶段，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形态，这一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和整个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过程相并行的。正因为近代哲学与科学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哲学对科学的方法作了概括，接受了科学方法的洗礼，近代哲学一般地说也很强调方法，既讲究形式逻辑，又联系科学所提供的事实，表现了重分析、重体系、重论证与论据等特点。
科学的存在和发展中一个永恒的问题是标准与创新的矛盾。一方面，科学知识的出现必然形成相关的评判正误的标准，另一方面，科学知识出现的过程就是对原有标准突破的过程，因此也必然受到原有标准的限制或压制。这就需要更深刻地反思两种科学的悲剧：一种是推行错误的标准所导致的后果；另一种是肆意创新所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斯蒂芬・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原文中的两段话：“（卡斯特里奥与加尔文）在这场战争中，存在着一个范围大得多并且是永恒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间的界标。因为，如果缺乏权力，自由就会退化为放纵，混乱随之发生；另一方面，除非济以自由，权力就会成为暴政。”这两段话隐藏着这样的意思：（1）应该给所有持异端见解的人证明自己的权利，或者说一切反对异端见解的人必须提供证据；（2）所有持异端见解的人都需要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无需在此之前抱怨社会的不理解。（3）所谓科学发展的意义，正在于改变人类原有的认识。因此，选择错误是一种权利，否则就没有科学探索的合理性。
人们往往会有一种误解：科学的东西就是真理。其实，永远正确的真理反倒不属于科学的范畴。例如，“水是一种透明的、流动的液体”、“人不能象鸟一样飞翔”等等，这些不需要进行研究的正确结论不能算作科学。这类结论属于绝对真理，不会随时代的变化而有被推翻的可能性。科学则不同，它是人类承前启后、不断向真理逼近的漫长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日新月异的知识体系。科学理论总是处在相对正确的状态下，随时被新的理论改写。就拿天文学来说，今天的内容如同海洋一般，相比之下伽利略时代的天文学只是一条河流。以霍金为首的当今著名科学家们为我们描绘的最接近真实的天文学基本框架是这样的：宇宙即时间、空间和物质起源于一百四十亿年前一次大爆炸，这个爆炸是在一个叫做“引力奇点”（也称奇点）的点上发生的。1988年，英国伟大的物理学家霍金在他的科普著作《时间简史》一书中作了最完备的论述。这套理论让今人难以理解的程度远超“日心说”让古人难以理解的程度！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哥白尼的“日心说”在这个轮廓中站不住脚了，他的理论只能适合于我们这一个太阳系。但是，不管是倡导“地心说”的托勒密，还是倡导“日心说”的哥白尼，他们都是各自所处时代的伟大科学家，因为他们的成就都是在把人类 对自然的认识朝着真理的方向推进。宇宙大爆炸产生了无数个星系，每个星系都在作远离奇点的高速运动，这种星系运动就是宇宙大爆炸的“涟漪”，至今已有一百四十亿年之久！大爆炸理论认为，时间是有始无终的，宇宙空间因星系运动不断增大。但这个理论无法解释一百四十亿年以前是什么景象，尤其对奇点的本质的解释，现有科学的一切定律都变得苍白无力。这意味着人类现代科学的脚步到了“奇点”这里就暂停了。
总之，技术人员在对自然科学史的了解和自然科学知识本身的学习中，其思想、观点、立场、方法必然受到这种文化的熏陶和感染：一是认知性。  注重求知，探索宇宙奥秘，探究万物本源，探寻自然规律，以追根穷源为使命，不停地问“到底是什么”、“到底为什么”、“到底会怎样”。二是逻辑性。讲究理论、概念、依据，喜欢推理、论证、假设，注重观察、实验、实测 。习惯数学化、公理化、符号化。三是创新性。对于自然奥秘充满好奇心，崇尚“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求异忌同，标新立异，开拓创新，勇于探索，敢于挑战。
（二）技术人员的实践感悟
俗话说，“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长期的技术工作实践无疑将会影响技术人员“认识工具”的构建。综合众多技术人员的体会和感受，发现很多观念已经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一是崇尚理性。更多地运用逻辑思维，习惯以线性的、清晰的、确定性的、因果性的、结构化的、具象的方式和方法思考和处理问题，讲究思维缜密严谨，环环相扣，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二是讲究实证。从事实出发，尊重事实、观察事实，在事实依据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合理缜密的推理，追求结论的科学性。有猜想的时候，习惯于反复实验，用实验得到确定条件下的可重现规则或者现象，确定该规律的发生条件、发生范围。
三是追求精准。凡事追求制式化、格式化、编码化、规范化、标准化和流程化。分析问题时，尽量拿事实、数据和报表说话；制定目标，强调目标的可度量性，注重将目标细化、量化、节点化，注重把握事物推进的节奏。
三、管理型思维与技术思维的比较
鉴于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文化认同和实践感悟的差异，比较他们的思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管理型思维侧重于整体，而技术型思维侧重于局部
管理人员总是把全局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处理工作时讲究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照顾到各个局部，使各个局部有机地协调起来。注意研究事物的结构，通过优化结构提高全局的整体功能。把注意力的重心放在对全局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和事项上。
技术人员考虑问题往往关注局部和事物本身，并深入思考，从而得出结论，他们从一个点可以深入挖掘，潜心了解其内在规律、运作模式等。至于他的工作在全局中处于什么位置，与其他人的工作是什么关系，将产生哪些关联影响，他们不太关心。
（二）管理型思维具有诠释性，而技术型思维具有批判性
管理人员有“念经”的传统。他们习惯于领会和理解上面的精神，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和制度规定办事，并不厌其烦地琢磨和解释上面为什么对。因此，他们忌讳提出新的理论、学说，即使有些想法和主张，也会先附会上面的要求，再在这个大帽子下作些阐释。
技术人员则往往具有批判和怀疑精神，他们认定，科学总是在怀疑中前进、在批判中发展。因此，技术人员习惯于说“那不一定”，对很多事情都持怀疑的态度，显得不太听话，比较清高，也有些不太尊重权威和领导，即使技术人员之间也有文人相轻的感觉。　　　　　　　　
（三）管理型思维多凭直觉顿悟，而技术性思维依靠逻辑理性
管理人员注重直观经验，习惯于直觉体悟，擅长思辨，基于过去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认知，靠洞察力、潜意识进行思维，常撇开细节枝节和过程，直指问题的本质和核心。比如他们对事物的把握，习惯从性质上加以判断，注重“定调”。
而技术人员擅长的是建立在经验与逻辑基础之上的理性思维，注重对事物分门别类,重视定量分析和精确计算。他们做人中规中矩，棱角分明，率性而为；做事讲究章法，遵从规则，按部就班，机械化作业，程式化加工。
（四）管理型思维是先总后分，技术型思维是先分后总
   管理人员的思维过程表现为从宏观到微观、从大到小、从整体到局部。他们看问题处理工作先是建立一个整体概念，然后再做分解。比如，布置工作，他们首先强调的总体目标，然后再考虑分工的安排、实施的步骤、时限与要求、协同与配合。
  技术人员的思维过程表现为从微观到宏观、从小到大、从局部到整体。比如，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了下来很奇怪，为什么苹果是落在地上，而不会落到天上呢？他对这个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这就体现了一种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由微观到宏观的思维过程。
管理型思维与技术型思维尽管存在很大差异，但并无孰优孰劣之分，而是二者各有所长，又各有局限。比如前者长于总体把握,而后者长于条分缕析;前者善于归纳,后者善于演绎;前者强调群体,后者强调个体;前者重悟性,后者重理性;前者善形象思维,后者善逻辑思维;前者更具诗人气质,后者更具科学头脑。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来看，管理型思维与技术思维都不可或缺。比如，管理型思维具有模糊性，长期以来，这一特性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并没有受到精确性的否定。因为，这种思维方式的优势在于能全面把握事物,通观全局。但这并不意味着模糊性就完美无缺。因为模糊思维所得到的认识不深刻,不能对某一方面做更仔细、更精确的认识或研究,对事物之间的界限不能分得很清楚。相比之下,技术型思维具有精确性，比如近代实验科学注重对事物分门别类,重视定量分析和精确计算,因而促使了数学、力学、天文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的发展。然而，技术型思维是不是就无懈可击呢？也不是。这种由微观到宏观的思维方式造成了宏观把握能力欠缺，借用一句哲人的话，“我们走了很远，却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因此，对待管理型思维和技术型思维，应该采取“和而不同”的态度，不能要求千人一面，异口同声，应该正视差异，容忍差异，在相互间正确认知和充分尊重的基础上，用好用足差异产生的张力，使整个社会生生不息，充满活力。
四、确立适宜的思维方式
前文提到，管理型思维与技术型思维并无优劣之分。但这并不等于否定思维方式的相对合理性。换言之，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必须确立与之相适宜的思维方式。
（一）思维方式错位导致的乱象
纵观我国很多改革乱象或者说改得不成功、不顺当的方面，与决策智囊人士的思维方式错位不无关系。
比如，事业单位改革，现在提出的先分类、再设岗，然后按岗取酬、绩效考核，这一套操作思路从理论上讲可行，也很严谨，但实际推行起来为什么阻力巨大、困难重重。思维方法错了。按目前这套想法操作，必须基于一种假设才有可能成功，那就是每个事业单位承担的任务明确而稳定，单位现有人员与岗位设置的素质需求十分吻合，而他们都没有自己的活思想，在拿政府规定的薪水的前提下，每个人都愿意而且有足够的能力完成规定的任务，当他们具备了履行更高待遇的岗位的职责的能力素质时，因没有岗位空缺不能如愿也没有一点脾气。试想，这可能吗？首先，老百姓对政府的公共服务需求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的，由此造成的行政主管部门对事业单位任务要求的不确定性，使事业单位的分类、设岗面临了变数。其次，现在上面要求现在岗位设置不能因人设岗，但现有人员都要保底入岗，这本来就自相矛盾。再次，绩效考评理论上能体现按工作实绩获取劳动报酬，问题是有的岗位工作可以量化，而有的工作是无法精确量化或者精准量化的考评成本太大，实现不了。第四，中国历来注重关系文化，是一个人情社会，事业单位的人员构成本来就很复杂，一下子都要用一套精确的、标准化的政策来管理，阻力不可低估。
以上只是一个例证。其实，近年来我国在教育、医疗、住房改革等方面，很多事情之所以老百姓不满意，问题还是出在政策设计的思维方式上，有些应该从战略层面统筹考虑的改革，降低到技术层次来实施，落实效果自然不会理想。再有，解决有的问题，本来就不可能有万全之策，话说大了，调子定高了，最后只能是下不来台。
（二）思维方式错位的有其根源和背景
对于管理型思维与技术型思维的比较，可以放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大背景去考量。管理型思维的哲学指导和文化内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曾造就了一个世界超级大国。五百年前，当许多欧洲人住在草棚里、处于刀耕火种时期，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欧洲控制亚洲和美洲之前一百年，中国具有全世界最大、最精良的海军。如果不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生，欧洲人也许要讲汉语。中国当时控制着全世界最先进的发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
然而，令每一位炎黄子孙痛心疾首的是中国在近代落后了。科学技术的兴起推动了工业革命，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西方列强将科学技术的成果首先应用于军事领域，制造出坚船利炮，走向侵略扩张，中国受到了欺凌、掠夺、奴役，危亡之中开始反思，这究竟是为什么？
近代以来，国人对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的反思是深刻的，涵盖了方方面面。其中，文化反思是一个很主要的方面。“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洋务运动”是其开端，“五四”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是一个深刻的话题，各种观点百家争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倡导科学。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很落实，大家普遍认为科学技术落后是一个重要原因。后来把科学技术提到了“第一生产力”的高度，把科技强国上升为国家意志。实践证明，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完全是正确的。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导致生产力低下，贫穷落后，陷入被动挨打的悲惨境地，进而发出向科学技术进军，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呐喊，这完全符合逻辑。但人们在修正错误时，往往容易矫枉过正。在科学研究领域滋生了“速成论”，急功近利，以“成果”论英雄，科技人员普遍开始浮躁；在选人用人上出现了“技而优则管”的倾向，谁在技术上有一技之长，组织部门就千方百计安排他当领导，惟恐人家说他不尊重人才；全社会出现了文凭热，将文凭与文化和能力简单划等号，党政领导与机关干部的招录任用热衷于高学历，对其所必需的实践经验、经历则考虑不多；在人才培养，高校的学科设置和考生招录上出现文理失衡，大家认为理科是“实”的，文科是“虚”的。正是在这样一种导向下，我国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知识结构整体偏向了理工，决策思维呈现明显的技术性。造成了年轻人有知识、没文化，引领国家和民族发展缺乏深刻思想的局面。
近代科学技术没有在中国发祥，并不能说明相比西方文化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就一无是处。近代以来，“五四”也好，“文化大革命”也罢，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力度不可谓不大，好像她就是中国落后的总根源，恨不得一股脑儿荡涤殆尽。然而，对传统文化一顿穷追猛打之后，我们似乎又发现，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传统文化打不跨、打不倒，历经颠扑之后愈发熠熠生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错了。不仅很多中国人这么看，为了应对人类共同的生态困局，好多西方有识之士也把目光投向东方，以期从古老的中华文明中寻求走出困境的智慧。
（三）让职业定位与思维品质相协调
前文已经讲到，管理型思维与技术型思维并无优劣之分。评价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正确与否，必须与他的职业身份和所要处理具体事物相结合。具体地讲，做管理工作就要树立管理型思维，做技术工作就要运用技术型思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应该指出，一个人在30岁左右时，大脑在生理形态上已经发育完善，与之相随的思维方式、方法也已经形成一定的模式和套路，自身的职业发展定位，要根据自身的思维特质做出合理的选择和设计。当然，不能否认，每个人的生命过程中，思维方式有再发展、再完善的可能，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人的“认识工具”可以改变。尽管这种改变不可能立竿见影、一蹴而就。干啥吆喝啥，关键要多往脑子里装一些该装的东西。强调这一点，主要是想说明，一个人的职业发展定位，自我设计固然重要，但人也有被设计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就应根据新的岗位需要，构建符合自身角色定位的“认识工具”，培养适宜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