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方法论与民族精神的升华

  　　在中华民族对科学精神的艰辛追索中，对科学方法论的探求曾经是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这是因为，在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的数千年发展中，虽然具备了论辩、证理等证明方法，但均未能达到现代科学方法论的水平。
　　古人在考察或证明一个理念或者观点时，往往是将现象与事实逐条罗列，进行简单类比的评判式议论，而不是深入事物内部，运用归纳、综合、实验等方法对事物的性质进行分析。由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对自然界的研究始终停留在朴素的定性分析阶段，没有前进到精确的定量分析后的本质分析，从而也就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方法论。
　　近代以来最早向中国人民介绍西方科学方法论的国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严复。甲午战争后，严复在《天演论》自序中明确提出了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问题，认为对于国人来说，最应当弥补或曰提倡的是内籀，也就是归纳推理。在这里，严复特别强调了内籀之术对民族精神的改造作用。严复特别强调大前提的正确性，也就是所谓“立根”的正确性问题。而要达到大前提的正确，离开了面向客观世界的观察和归纳推理是做不到的。
　　严复特别重视实验的作用，认为这是完成归纳推理的最关键的环节。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学者对事物的观察分析，只能做到所谓“实测”和“会通”这两个层次，缺乏进一步的精确的试验，所以常常出错，或者无法达到对事物的学理分析。严复对试验的推崇，可以说是击中了古代学术考察事物方式的软肋，抓住了要害。
　　严复对科学方法的介绍和提倡对中国的学术方法乃至思想方法的变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进入20世纪以后，留学归来的新一代科学家大都极其推崇科学方法在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五四前后，大量学者和科学家致力于科学方法论的翻译和介绍，西方逻辑学名著陆续被介绍进国门。至30年代，科学方法已经被公认为认识事物和学术研究的基本手段和法则。
　　将对科学方法论的认识提升到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普遍性高度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1937年，毛泽东完成了他的名著《矛盾论》，全面论述了事物矛盾的法则。他认为，矛盾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毛泽东的认识矛盾、分析矛盾的方法论，极大地丰富了科学方法的内涵，摆脱了形而上学对方法论的束缚，使方法论突破了主要作用于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或学术研究手段的狭窄范围，扩展于包括社会现象在内的广大领域，使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建立在了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
　　在日渐广泛传播的基础上，科学方法论逐渐融入民族精神，对民族精神的升华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注重事物表象相似点类比的基础上，使用数学等自然科学方法对事物进行精确的试验和定量分析，进一步探求事物的因果关系，力求实现对普遍公例的归纳和演绎推理，从而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深度认识。
　　其二，矛盾分析方法深入人心，为把握事物本质、寻找解决问题的适当方法提供了正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