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出版：学术泡沫的形式之一
为此我请教了书业的朋友，这才有点弄明白了。原来有许多书是根本不会进入图书流通程序的，因此在市场上看不到它们，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没什么好奇怪的。
这些图书的“一生”通常是这样的：
某个所谓的“课题”或“项目”负责人，召集一帮属下、朋友或学生，写成一本“专著”；然后从“课题”或“项目”的经费（所谓的“科研经费”）中拿出几万块钱给某出版社，出版社将书出版――实际上就是花钱从出版社买一个书号；出版社将书印一个很少的数量（比如说500册）交该负责人“拉走”――通常是堆放在该负责人办公室的走廊上；然后年深日久，封面逐渐褪色，书页发黄变脆，最终扔掉了事。
这就是这些“专著”的一生。这些“专著”当然也有不少用途，比如成果汇报、项目审评、职称申报之类，或者被题上“某某某先生指正”之类的字样送人。还有更可恶的，是利用给学生开课的机会，强制性地要求学生购买这些书，人手一册，学生们叫苦不迭。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书是不进入图书流通渠道的，即所谓由作者“包销”。因为这些书通常既没有市场价值，也没有学术价值，出版社甚至连让这些图书进入流通渠道的成本也不愿意为它支付，这样自然就不可能在图书市场见到这些书了。
■ 是的，这正是我们在交谈中“定义”出来的所谓“伪出版”现象。其实，你前面说的具体现象可能还要更现代一些。因为涉及到了“课题”、“项目”这样的前提。而“课题”、“项目”这样的东西开始盛行起来（注意我是说盛行起来，而不是说开始出现），为越来越多的学界人士关注，而且身不由已地投身其中，也差不多就是近些年的事吧。再早一些，即使在没有“课题”、“项目”的情况下，就我所知，主要是为了评职称，这样的现象早就比较普遍地存在。差别只是，书印好后不是拉回来“堆放在该负责人办公室的走廊上”，而往往是拉回作者家中，堆放在床底下――因为那时一般学者的住房空间也还很成问题，这许多的书只好堆在床下。还有，那时（甚至于此时的某些情况下――因为课题毕竟也还不是谁都拿得到的），一些学者为了职称等原因，甚至要自掏腰包去出这样的书。
□ 如今学术泡沫泛滥，而泡沫通常总是靠钱“堆”出来的。在目前的学术泡沫中，还有一种形式是开会。开学术会议，本来是学术界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如今这也开始变了味道。有些单位为了花掉钱，就张罗开会议，而且动不动就是“国际会议”――有两三个老外被请来充数，就宣称已经是一次“高规格的国际学术会议”。伴随着这种会议，还有一种现象，或许也可以归入“伪出版”的范畴之内，就是出版毫无学术价值的会议论文集。
由于如今被会议接受的论文经常是不经过任何审稿程序的，随便提交一篇论文都可以充数，而等到出会议论文集时，往往不加选择，悉数收入。至于为什么要出这样的论文集，道理是非常明显的――开了一次会议，花了钱，总要有个能向上面交代的、看得见的“成果”吧？这种会议论文集，通常也只会出现在成果汇报、评审项目、职称申报之类的场合，根本不会进入图书流通渠道的。
■ 出版社为了收益而卖书号的历史也要久远得多，只不过近来更多的书号被卖给了书商去出一些真正走市场赚钱的书了，而早在尚无如今几乎以赚钱为惟一目标的专业书商时，一些“学者”早已是以赚职称（当然对一些已有职称者也有是为了赚名分）为目的的业余书商存在了，他们可以说是成就了出版社卖书号传统的真正先驱。
我们将这种自己买书号，印自己的书（在我们的限定中还只是“学术”书），再自己“消化”的现象定义为“伪出版”，主要是因为，在通常的出版概念中，出版物是以传播流通为主要目的（这里说的是主要目的，并不排斥少数以收藏等其他目的而出版的个例），不过在我们所说的这种“伪出版”中，传播的功能几乎不存在，那些书籍并不进入市场的流通，而只起到了某种原本是出版物附带才有的作用。这正如我们如今把印刷术的发明作为最重要的“四大发明”之一，那只是因为它具有的加速传播的作用，而不是因为它为职称提升或课题交帐提供了手段。
□ “伪出版”实际上受到了现行“量化考核”制度的鼓励。因为“量化考核”强调的就是数量，质量是不过问的――因为幻想可以由刊物的“级别”来保证，而对书籍来说，出版社只有行政级别，没有学术上的级别，于是只要是正式出版的书籍就可以统计进所谓的“学术成果”或“科研成果”的表格中。
有些单位甚至设立了某种类似基金的款项，专门资助本单位人员买书号出书。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上级要我们的科研成果数量上升，我们就向上级要更多的钱，拿这些钱去买书号，出了书就可以算成果。反正上级也不问我们这些作为“科研成果”的书是怎么出版的，只要年终汇报时有数量就行。至于书的内容，上级就更不会问了，反正他们也不懂，就是懂也没有时间来过问――年终汇报时要交上去多少这样的书啊，领导看得过来吗？
本来，学者的义务是为社会服务，因此学者的书如通过正常程序出版，出版社至少要对书稿进行选题审查，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或者说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至少要有一头，选题才能被通过（“双效益”当然更好，这正是出版社梦寐以求的），这样就至少经过了一道审查和筛选的程序。而“伪出版”的选题审查，则因为已经有出卖书号的利润保障，只要书稿没有反动黄色之类内容，通常总是会通过的。
■ 我同意你的看法，即认为“伪出版”是受到了现行“量化考核”制度的鼓励。但这里似乎还有个相关的问题，即我们对于出版物的学术评价体制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不仅与学校和研究机构有关，也与我们的出版社的运行机制有关。
比如说，在评价研究者发表的论文时，现在已有一些标准，如要求在正式的学术刊物（而不是像网络等地方）上发表，刊物又分成不同的级别（过去还有所谓的什么国家级一级之类的说法，尽管在严格的意义上国家从未正式认可过这样的分类），如核心刊物（这又有不同的认证体系），SCI，SSCI收录刊物等等。关于这种刊物级别的分类，其实在现有的评价系统中也有许多问题，不过这我们可以以后再详谈。我们先假定（注意，是假定），目前对学术刊物的认定有合理性，从而才会认可在上面发表的论文的学术价值。这种合理性，要有来自刊物发表文章时的审查机制（如专家匿名审稿等），以及刊物自身依托的机构在学术界的权威性（如各种专业学会和研究机构等）。在这种机制上，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在被认可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是经过了合适的学术审查的结果，这就已经是一种认定了，也就是传统的科学社会学中所讲的广义的学术奖励或学术承认的一种形式。
但是，以现有的出版系统中，就出书的程序来说，很明显的是，通常并没有这样的审查认定机制。在国外，一些大学出版社在出版学术著作方面比许多商业出版社更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有更好的声誉，那也是部分地因为他们有着类似于前面讲的像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那样的评价审查机制。但在我们这里，无论是大学出版社还是其他出版社，其运作机制都是类似的，一本学术书是否可出版，通常并不经过同行专家的评审。可是奇怪的却是，在我们的学术机构的评价系统中，却偏偏认可在这种机制中出版的“学术著作”。而且，在像职称评定等过程中，还专门有对“专著”的要求指标。这种情况岂不是非常荒谬的吗？
当然，说到“伪出版”，还涉及到出版社卖书号的动机，这样既可以利用目前的出版垄断凭空赚上一笔钱，又可以在形式上表现出出版社在出版学术著作上的“业绩”。这样一来，两全其美，只是其中缺少了对学术水平的必要保障。
□ 现在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学术单位的相关管理者，他怎么才能够区分出“伪出版”和“真出版”呢？本来，要知道一本书是不是“伪出版”，也很容易，只要看它的出版是否向出版社交了钱就是，但这一信息外人并不知道。有些学者为了晋升职称，不惜自己掏钱买书号出书，只要他自己不说，别人就不会知道，单位或评委也不可能到出版社去调查。
另一个问题是，在“伪出版”和“真出版”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还有中间地带。比如，某种丛书本身就是得到有关方面的资助的，丛书中各书的作者皆由主编“点将”，这样的丛书，有时候还是可以保证比较好的质量的，但是有时它的出版也向出版社交了钱，你就不能将这种情形划入“伪出版”的范畴之内。当然，对于这种丛书，出版社通常还是愿意将它列入图书流通渠道的，这也是与“伪出版”划清界限的判据之一。
有些学者会说，我们是没有办法呀！晋升职称要“学术专著”，而学术著作又没有地方出版，我们不这样做还能怎么办？你们不能因为看到学术大腕出书容易，就不管青年学者的死活嘛！
■ 说到这里，就又涉及到有关对于科研成果的考核机制问题了。这时，我又想起了我们曾听到过的北大的那个故事。即北大人文学科的学术委员会在讨论职称评定问题时，遇到这样一种情形，两个人都出了一本书，一个人的出书是拿了某基金的资助，而另一个人则没有。学术委员会中有德高望重者公开讲，当然没有拿资助的人应该排在前面！这个故事虽然与这里讲的问题不完全一致，但它至少反映出一种学术评价的价值取向。
那么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是不是绝大多数学术机构的管理者都能有这样的见识？面对我们的评价机制中明显存在的问题，是不是有使之有所改变，使之变成更为合理的勇气和决心？因为正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伪出版的问题实际上在学术界并不是什么不公开的秘密，而面对这样的不合理，包括学者和管理都似乎都持一种童话中成人面对皇帝的新衣的态度。
简单地讲，从根源上，无论对于一般的量化考核，还是面对像以伪出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量化考核，其实都是为方便不了解学术的管理官员们的操作而设计的。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要想区分那些并不具有科研含量而是纯粹追求职称或岗位考核标准而造出来的伪出版物，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只有不懂学术的官员会才会有这样的困难。如果说，我们的考核机制真正能够改成以由真正的学者构成的学术共同体对出版物的学术质量的判断为依据，恐怕连伪出版这种现象本身都不会像现在这样流行。
当然，我也知道有些事情说起来简单，真正操作起来并不容易，我前面所设想的机制，只是在出版业并无专业学术审查的前提下成立。反过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我们真正能有一批有可靠学术审查机制的出版社（至于这些出版社如何能在经济环境下存活，那是另一个话题，这里先暂不讨论），这些有信誉、有声誉的出版社出版的书（比如，我们可以设想，像国外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等就是明显的例子），就可以抛开前面的质疑，放心地承认其学术性。但这只不过是把本单位（或外单位）学术审查者的工作交给了那些令人放心的出版社去做了而已。只是在可以预期的短期内，我们很难设想这样的学术出版机制的出现和完善，因此，眼下可以改变的，恐怕只是我们学术评价机制和标准了。
□ 我们当然不能绝对断言所有的“伪出版”书籍都是垃圾，但无庸讳言，其中绝大部分是毫无价值或很少价值的。这是我们正在走向穷途末路的“量化考核”制度所催生的学术泡沫中非常重要的品种之一，这种泡沫，既不能增加这些书籍的作者或编者的学术声誉，也不能增加该作者所属单位的学术声誉――毕竟谁都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即使在“场面上”将这些书籍说成“学术成果”或“科研成果”，实际上都是嗤之以鼻的。
再想想看，这种游戏每年要糟蹋我们纳税人多少钱啊！
■ 其实，被糟蹋的，远不仅仅是纳税人的钱，它更破坏了学术的质量，也败坏了一些出版者的声誉。以这样的方式，所造成的后果，只是在现有游戏规则下人们忙于从事并无意义而且颇有害处的所谓“学术”著作的写作和出版，这几乎不能说是学术研究或学术活动，充其量是一种“劳动”或“运动”而已。
我们已经说了这许多伪出版的弊端，但我们也能够意识到，仅凭一两个学者出来讨论此事，对于局面几乎不大可能有很快的改变。体制运行的惯性总是惊人的。不过，把话说出来，至少让更多的学生们从一开始对此就有所认识，也许，等他们成长起来并掌握权力的那个时代，总会有些让人欣慰的变化吧。这也算是对前景乐观的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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