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从悲观的未来想象中得到教益 ――科幻作品之三重境界

 

　　最大部分的法国青少年愿意选择今天，而不是未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只有极少的中国青少年愿意选择今天，而最大部分的选择未来。这就和上文所说的情形一致了：西方人普遍对未来充满忧虑，而中国人普遍对未来抱着朴素的乐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这样的差别背后又有着什么原因？

 

对未来乐观的思想基础

　　对未来乐观的第一个原因是，在我们以前习惯的概念中，一直将科学想象成一个绝对美好的东西，从来不愿意考虑它的负面价值或负面影响，也不愿意考虑它被滥用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事实上，一个绝对美好的东西是不可能被滥用的――无论怎样使用它都只会带来更多更美好的后果。

　　由此产生的一个实际上未经仔细推敲的推论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永远是越快越好。

　　我们又将科幻视为科普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让“小朋友们”喜闻乐见，所以使用了幻想的形式。科幻既然是科普的一部分，它当然必须为我们描绘一个因科学技术发达而带来的美好的未来世界。

　　另一个原因，则是传统的唯科学主义的强大影响。唯科学主义相信世间一切问题迟早都可以靠科学技术来解决，这就必然引导到一个对人类前途的乐观主义信念。在这个信念支配下，人类社会只能越发展越光明。这种朴素的乐观主义信念，和早年空想社会主义颇有关系。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然科学的辉煌胜利，使许多人相信自然科学法则可以应用于人类社会，比如法国的圣西门、孔德等人就是如此。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事实上深刻影响了此后两个世纪的历史进程。

 

对未来的悲观与后现代思潮

　　从表面上看，似乎一味给科学技术歌功颂德只能流于浅薄庸俗，而悲观的态度和立场更有助于产生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品。虽然这确实是事实，但仅仅这样来解释西方科幻作品中普遍的悲观是不够的。

要深入理解这种现象，必须和西方近几十年流行的某些后现代思潮联系起来思考。

　　我们今天所享受的物质生活，确实是依靠科学技术获得的。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加速度的――它正在发展得越来越快。科学技术就像一列特快列车，风驰电掣，而我们就乘坐在上面。刚开始，我们确实快活得如同电影《泰坦尼克号》中那对在船头迎风展臂的青年男女。但随后我们逐渐发现，对于这列列车的车速和行驶方向，我们实际上已经没有发言权了。我们既不知列车将驶向何方，也不知列车实际上是谁在操控，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列车正在越开越快。

　　此时，作为车上的一员，你想问：我们正在驶向何处？我们能不能慢一点啊？开得太快会不会出危险啊？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

如果你被斥道：不要多问！你懂什么？反正是驶向幸福的天国！反正再快也是绝对安全的！到了这时，你的心情还能如同那对在船头迎风展臂的青年男女吗？到了这时，你和被劫持还有什么两样呢？

　　科学越发达，有这种感受的人就会越多。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电影编剧、导演，这么多的小说作家，不约而同的要来写悲观作品的深层原因吧？

 

科幻之第一重境界：科学

　　有人喜欢将科幻分成“硬”和“软”，那种有较多科学技术细节、有较多当下科学技术知识作为依据的作品，被称为“硬”，而幻想成分越大、技术细节越少，通常就越被认为“软”。通常越是倾向于唯科学主义立场的，就越欣赏“硬”，因为越“硬”就越“科学”，而“软”的那端，那就逐渐过渡到魔幻之类，很可能会被他们斥为“伪科学”。

　　第一重境界的极致，是预言了某些具体的科学进展或成就。例如阿瑟・克拉克在他的《太空漫游》系列那些后记和序言中，就对于他早先小说中幻想的某些技术性细节与后来发展的吻合之处津津乐道。《太空漫游》系列确实也被视为“硬科幻”的冠冕。

　　第一重境界与先前将科幻视为科普一部分的观念是相通的。尽管最近由中国科普作协科学文艺委员会等单位主持的一项调查，已经否认了科幻具有科普功能。

 

科幻之第二重境界：文学

　　科幻作品第二重境界追求的目标，是要让科幻小说得以厕身于文学之林，得到文学界的承认和接纳。这种追求在中国作者中非常强烈。

　　由于我们以前很长时间一直将科幻视为科普的一部分，直到今天，许多人一提到科幻就只会联想的“小朋友”如何如何、“青少年”如何如何，科幻在人们心目中既然是这样的东西，当然就很难有资格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了。这种状况正是中国的科幻作者们非常痛心疾首的事情。

　　在一些关于科幻的老生常谈中，也一直想当然地将科幻的这第二重境界当作创作中追求的最高境界。他们和克拉克等人的“硬科幻”中追求幻想预示后来发展之类的旨趣不同，而是比如强调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之类。

　　这重境界具有相当大的诱惑性。对于陷溺在第一重境界中的作者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很容易将达到这第二重境界作为努力追求的理想境界，却不知这第二重境界其实并不值得科幻作品去汲汲追求。

 

科幻之第三重境界：哲学

　　科幻作品的第三重境界，是对未来社会中，科学技术的无限发展和应用进行深刻思考。

　　科幻作品的故事情节能够构成虚拟的语境，由此引发不同寻常的新思考。幻想作品能够让某些假想的故事成立，这些故事框架就提供了一个虚拟的思考空间（这方面小说往往能做得比电影更好）。有许多问题，在我们日常生活语境中是不会被思考的，或者是无法展开思考的，如果硬要去思考，就会显得很荒谬，显得有些不正常，至少也是杞人忧天式的。

　　当然，有些学者也会思考高度抽象的问题，比如史蒂芬・霍金和他的几个朋友，他们思考时空旅行是否可能？思考人如果能够回到过去那么能不能够改变历史？等等。但是，这些学者的思考，如果要想让广大公众理解，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让某部优秀的科幻电影或科幻小说将它们表现出来。

　　然而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科幻作品在另一方面的贡献是更为独特的，是其它各种作品通常无法提供的。

　　这就是对技术滥用的深切担忧，对未来世界的悲观预测。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至少可以理解为对科学技术的一种人文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幻想作品无疑是当代科学文化传播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且，现在看来似乎也只有科幻在一力承担着这方面的社会责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现象。

　　再进一步看，在数学上，有“归谬”、“反证”等方法，都是常用的有效方法；而许多幻想作品，其实就是在思考人类社会的问题或前景时，应用归谬法和反证法。幻想作品经常将某种技术的应用推展或夸张到极致，由此来提出问题，或给出自己的思考。比如机器人日见发达，《机械公敌》、《黑客帝国》等作品就导出机器人会不会、能不能统治人类这样的问题出。许多科幻作品都可以作如是观。

　　从对人类文化的长远贡献来说，当然是作品的思想价值更重要。如果作品能促使观众思考一些问题，这些作品就具有更为重要、更为长远的的价值。这时候，就进入了科幻作品的第三重境界――哲学思考的境界。

　　上个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有所谓的“科幻新浪潮”运动，其主题中就包括了要向上述第二和第三重境界提升的诉求。目前国内的科幻创作，虽然尚未达到令读者和创作者自己非常满意的境界，但很多有代表性的作品都已经在向第三重境界迈进，这是与时俱进，和国际接轨的表现。“科幻新浪潮”的缺课，国内作者已经迅速补上了。

 

科幻第三重境界个案：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传统

　　在科幻第三重境界中，“反乌托邦”谱系的作品是相当典型的代表。

　　所谓乌托邦思想，简单地说也许就是一句话――幻想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

　　这个原是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最终以莫尔的《乌托邦》来命名，因为莫尔首次采用了文学虚构的手法，来表达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这种雅俗共赏的形式，使得这一思想传统得以走向大众。

自《乌托邦》问世以后，类似著作层出不穷。如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哈林顿的《大洋国》，维拉斯的《塞瓦兰人的历史》，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贝拉米的《回顾》，莫里斯的《梦见约翰・鲍尔》和《乌有乡消息》等等。这些著作都使用了假想虚构的通信、纪梦等等文学手法，所以基本上都被视为小说。这些小说都旨在给出作者自己对理想社会的设计。这些书里所描绘出的虚构社会或未来社会，都非常美好，人民生活幸福，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上面这个名单中的后面几部小说，曾被视为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文献。

　　但到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情况完全改变了。如果说19世纪凡尔纳的那些科幻小说，和他的西方同胞那些已经演化到空想社会主义阶段的乌托邦思想，还有某种内在的相通之处的话，那么至迟到19世纪末，威尔斯的科幻小说已经开始了全新的道路――它们幻想中的未来世界，全都变成了暗淡无光的悲惨世界。

　　按理说这样一来，科幻作品这一路，就和乌托邦思想及空想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了。以后两者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然而，当乌托邦思想逐步式微，只剩下“理论研究价值”的时候，却冒出一个“反乌托邦”传统。“反乌托邦”向上可以与先前的乌托邦思想有形式上的衔接，向下可以表达当代一些普遍的恐惧和焦虑，横向还可以直接与社会现实挂钩。

　　而且，正是在这个“反乌托邦”传统中，幻想电影开始加入进来。

　　所谓“反乌托邦”传统，简单地说也就是一句话――忧虑一个不美好的未来世界。

　　1920年，前苏联作家尤金・扎米亚京写了“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我们》。小说假想了千年之后的“联众国”，高度专制极权。作品在苏联被禁止出版，1924年首次在美国以英文出版，结果扎米亚京被批判、“封口”，后来流亡国外，客死巴黎。

　　1932年，赫胥黎写了“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美丽新世界》，从对现代化的担忧出发，营造了另一个“反乌托邦”。

　　1948年，乔治・奥威尔写了幻想小说《一九八四》，表达他对未来可能的专制社会（很大程度上以前苏联为蓝本）的恐惧和忧虑，成为“反乌托邦”作品中的经典。“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数此书名头最大。到了1984年，根据小说《一九八四》改编的同名电影问世，为“反乌托邦”文艺之苑又添一部经典。

　　在“反乌托邦”小说谱系中，最新的重要作品应该提到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武德2003年的小说《羚羊与秧鸡》。在这部小说的未来世界中，生物工程似乎成为唯一的科学技术。所有的疾病都已经可以被消灭，但是制造药品的大公司为了让人们继续购买药品，不惜研制出病毒并暗中传播。文学艺术已经遭到空前的鄙视，只有生物工程成为天之骄子。最后病毒在全世界各处同时爆发，所有的人类在短短几天内死亡。

　　影片《一九八四》可以视为电影加入“反乌托邦”谱系的一个标志。但是在此之前，至少还有两部可以归入“反乌托邦”传统的影片值得注意，即1976年的《罗根逃亡》和1981年的《银翼杀手》。　　《罗根逃亡》名声不大，影片描绘了一个怪诞而专制的未来社会（风格有点类似《美丽新世界》）。《银翼杀手》则大名鼎鼎，影片根据迪克的科幻小说《机器人梦见电动羊了吗？》改编而来，讲述未来2019年阴郁黑暗的洛杉矶城中，人类派出的银翼杀手追杀反叛的“复制人”的故事。因为既有思想深度（如“复制人”的人权问题等），又有动人情节（追杀、爱情等），而且充满隐喻、暗示和歧义，让人回味无穷，遂成为科幻电影中的经典。而影片令人印象深刻的阴郁的拍摄风格，几乎成为此后“反乌托邦”电影作品共有的形式标签。

　　影片《一九八四》问世的次年，又出现一部非常奇怪的幻想电影《巴西》（中译名有《异想天开》等）。它将讽刺集中在由极度技术主义和极度官僚主义紧密结合而成的政治怪胎身上。而2002年的影片《撕裂的末日》，假想未来社会中，臣民被要求不准有任何感情，也不准对任何艺术品产生兴趣，为此需要每天服用一种特殊的药物。如果有谁胆敢一天不服用上述药物，家人必会向政府告密，而不服用药物者必遭严惩。然而偏偏有一位高级执法者，因为被一位暗中反叛的妇女所感召，偷偷停止了服药，并且最终毅然挺身而出，杀死了极权统治者――几乎就是《一九八四》中始终不露面的“老大哥”。影片所着力描绘的那个假想社会，充分反映了西方人对极权统治的忧虑和恐惧，因而使得这部影片在“反乌托邦”谱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

　　2006年有两部影片应该可以归入这个精神谱系，即《V字仇杀队》和稍晚些时候的《人类之子》。

　　《人类之子》描写了一个阴暗，混乱，荒诞的未来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已经全体丧失生育能力18年了！影片将极权残暴的国家统治和无法无天的叛军之间的内战、源源不断涌入的非法移民和当局的严厉管制、环境极度污染、民众艰难度日……等等末世光景渲染得淋漓尽致。

　　影片《V字仇杀队》可以说是“反乌托邦”电影谱系中最正统、最标准的成员之一。这个故事最初是小说家的创作，1982年开始在英国杂志上发表，随后由漫画家与小说作者联手改编为漫画，最后由鼓捣出《黑客帝国》的电影奇才沃卓斯基兄弟将它搬上银幕（该片的编剧在《黑客帝国》之前就已完成）。影片旨在描绘一个“严酷、凄凉、极权的未来”，并创造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英雄――V――来挑战这个黑暗社会。最后V煽动了一场群众革命：他炸毁了国会大厦，千千万万民众戴着与V一样的面具走上街头，熊熊火焰成为庆祝自由胜利的礼花，极权统治在在影片的高潮中轰然倒塌。这个结局，与影片《撕裂的末日》中反叛的执法者斩杀“老大哥”的结局，在暗示的内容上异曲同工。

　　从扎米亚京写出《我们》，至今已经快90年了，扎米亚京、赫胥黎、奥威尔他们所担忧的“反乌托邦”是否会出现呢？按照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的意见，有两种方法能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一种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也许奥威尔的预言现在看来似乎威胁已经不大，但波兹曼认为“赫胥黎的预言正在实现”――如果文化一味低俗下去，发展到极致也可能带来一个黑暗的未来。

　　借用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术语，可以将“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看成两个不同的“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mes），而那些作品就是研究纲领所带来的成果。那么现在看来，“乌托邦”纲领显然已经趋于退化（当然任何纲领都不会绝对失去生命力），而“反乌托邦”纲领则仍保持着很强的艺术生命力。因为“反乌托邦”谱系的小说、漫画和电影，它们警示、唤醒、启发世人的历史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