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评不上副教授是对中国学术的讽刺

  　　据《长江日报》昨日报道，武汉大学副教授沈阳日前严厉批判了买卖论文与非法学术期刊等种种乱象，他说，按当前重点大学副教授论文评审标准，袁隆平是评不上副教授的。但全国副教授以上职称者，超过袁隆平对学界和世界的贡献者又有几人？论文崇拜在我国流毒之深、之荒谬可见一斑。

　　袁隆平连副教授都评不上？这样的消息肯定会让很多人瞠目结舌。但如果严格按当前重点大学的评审标准，依袁隆平的论文数量，确实与副教授无缘。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的悲哀，更是与当前建设中国创业型国家的要求相悖。

　　我们知道，许多重大创新成果的产生，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有的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然而我国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却不允许科研人员如此漫长地创造下去。因为这种科研评价体系是以简单的量化标准，即以论文发表数量作为评价和奖罚尺度的，这实际上就是把科研活动和“计件劳动”划了等号。

　　正如中科院院士陈佳洱所说：“现在很多研究都是‘论文驱动’，而不是科学目标驱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提级、奖励、待遇都是和文章挂钩的。”这样做的结果就会迫使科研人员必须用最短的时间发表最多的论文，用尽各种手段获取更多的奖项，以此争得最多的分数。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愈演愈烈，跑关系、用权力，公款出版著作现象应运而生，注水论文、劣质著作泛滥成灾。

　　更可怕的是，这种评价体系正在成为有价值的科研成果的“杀手”。因为，这种简单的“量化考核”不但使科研成果得不到客观、公正、公平的评价，而且还给科研活动套上了急功近利的枷锁，让某些人为获奖和晋升而搞“短平快”，使可贵的创新智慧遭到扼杀，形成了对人才的“逆淘汰”，诱使科研工作走向其反面，优秀的人才沦为平庸或者无法发挥价值，让投机取巧之徒大占便宜。长此以往，必将制约着我国的科研创新能力，毁蚀宝贵的创新精神。

　　在国外，大多数高校对教师和研究生没有论文发表数量的要求，对教师的学术水平大多采用同行评议的方法，注重论文的质量。其实，一些著名的学术大师终生发表的论文数量屈指可数，但每一篇可能都是经典之作。显然，这样的评议比仅仅计算论文数量准确得多。现行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忽视的正是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仅仅是几个人在那里坐而论道，再来个各怀目的，又怎能不扼杀有价值的成果，放行无价值的“学术垃圾”？

　　被誉为“SCI之父”的尤金・加菲尔德博士去年访问中国时，曾寄语中国科教界专家及年轻学子：不能仅以论文数量评价科学水平，应有更科学的评价标准体系。但愿尤金的寄语是一贴清醒剂，让我们能够认真审视现行的科研人才评价和考核体系，加快对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的步伐，让“袁隆平们”能够评得上副教授或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