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应如何面对生活与创作

  　　看到最近几个中国作家的命运遭际，内心不禁感慨唏嘘。这几个作家，都极赋才具与影响，他们是阎连科、韩寒以及安妮宝贝。不过，他们不得不面对很多现实烦扰，有的在一脸无奈地忍受，有的在期待公平正义，有的在积极维权抗争。

　　阎连科是遭遇“强拆”。他手续其全的居所，承载着他的田园梦，却被定为“违建”，这位文字中极具抗争精神的作家，面对暴力拆迁，只能等待对方变得“合理合法”；韩寒和慕容雪村等联名状告百度文库侵犯著作权，海淀法院现在总算受理案件了；安妮宝贝主编的《大方》日前发布官方消息称，“11月1日接通知，《大方》不得再出版。”据说停刊原因是以书代刊，但坊间猜测纷纷。

　　我很喜欢这几个作家的文字。作为热心读者，很不希望自己喜欢的作家把精力折腾在无奈事件中，不能坐在书桌前安心创作。但阅读经验告诉我，一个最后能真正走向伟大的作家，是不大可能永远置身于书斋之中，偏安于现实一隅，独善其身。作家的价值，也不仅在于他们写了什么，在生活中说了什么，很多时候也体现于他们行为或行动之中。

　　世界上很多成功作家，人生就遭遇过极不顺遂的时光。我印象中，最惨烈的还是很多俄罗斯作家，在专制极权的背景下，他们经历过太多苦难的人生，特别是种种被放逐的命运，曾经濡湿过无数人的眼睛。生活可以毁坏他们的身体，但却没能压垮他们高贵的灵魂。

　　“尚未写出的诗歌并不可惜！”这是茨维塔耶娃向世界宣读对自己的判决。这个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与她那个白银时代的很多诗人一样，英年早逝。茨维塔耶娃命运多舛，她被抛弃的命运，悲惨到最后连想在作协食堂谋求一份洗碗工的工作，都被拒绝了。但是，她依然生存在她的诗歌中，她的诗歌与行为，最终宣解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英国大诗人雪莱说的，“诗人是世界的未经正式承认的立法者。”今天崭新的俄罗斯给予茨维塔耶娃的评价，说明她配得上那个苦难的时代。尽管她要是活得久一点，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诗歌。

　　在中国，阎连科与韩寒的实力与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尽管他们很多作品未能以“公开出版物”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但是，在这个信息渠道极其丰富的时代，大量读者还是通过各种平台，感受到他们作品中抵抗与独立的精神价值，这些，恰恰是这个时代最为难能可贵的。我很欣赏福柯那句话，就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自己。”从作品到行为，实际上都应聚焦着作家的核心价值观。从这个意义讲，阎连科面对暴力拆迁，韩寒维护著作权，不论会面对权力与资本怎样凶猛阻击，我都觉得，他们的努力与付出，与他们作品一样，最终会有认同与回报。

　　相对来说，安妮宝贝的《大方》被停刊，是很出意外的事。我绝不否认安妮宝贝是这个时代极其优秀的作家，她的文字尽管不像阎连科与韩寒带着强劲的社会冲击力，但是，她绵密细腻的文字，同样以水滴石穿的力量，打动着无数读者。这是艺术的魅力，也是《大方》能够在市场中大放异彩的重要支撑。现在，《大方》却被停刊了，面对众说纷纭的原因，我觉得，万圣书园的老板刘苏里那句解读，最有意味“《大方》尽管不方，但太大了，这里容不下它。”

　  不是所有棱角被磨平之后，才是最坚硬最具抵抗力的。鸡蛋是浑圆形的，但一遇到石头还是会破了。不是所有的天花板都在头顶，有时它已经被踩在脚下。对于文化来说，可以追求价值深度，也追求风花雪月。对于作家来说，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也同样承担社会不公。大诗人史蒂文森曾说：“诗歌的可贵性在于它是一种内在的暴力，为我们防御外在的暴力”。作家要想更好防御外在的暴力，就应该在共同的价值支撑下，来积极处理好生活与创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