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强大的人，一定是有自己坚定信念的人

　　在古代和中世纪，中国的科学曾经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但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当西方大踏步建立起近代科学体系时，中国的科学相形之下却日益落后了，并且直到19世纪中叶仍对西方17世纪已经确立的近代科学体系茫然无知。这是为什么？ 　　近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首先必须和某个社会阶级的利益密切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个阶级本身的利益需要科学。这一条件正是西欧上升中的并且不久就取得统治权的市民阶级所具备、而为其他国家历史上的一切阶级所不具备的。当时，西欧这个新兴的阶级迫切需要天文、地理、航海、制造、火炮乃至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贸易、社会、历史诸多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和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但这些知识和传统社会各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并不大。迟至20世纪初，一些亚非不发达国家的王公贵胄虽然也把自己的子弟送到牛津、剑桥受教育，但这些人回国之后并不把西方的科技引入自己的国家。这里的奥秘是，科学从思想上，也从社会上对等级制度起着一种瓦解的作用。一切人和物，无论多么伟大或多么渺小，在科学面前其价值都一律平等，都服从同样的铁的法则，其间并不存在任何高低贵贱之分。在当时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社会阶级，而且整个社会也一直无法突破等级观念和体制的束缚。

　　与此相关，近代科学得以诞生和发展的另一条件是，科学必须受到现存政治社会体制的尊重和鼓励，亦即现存的政治社会体制必须能够把大量的聪明才智吸引到科学事业上来。文艺复兴后西欧各种学会和学院的建立与发展蔚然成风，这极大地促进了近代科学事业的发展。但这种条件在当时中国并不存在。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知识分子的出路，他的地位、荣誉和价值，并不是和知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不久，班固就曾感叹儒术已经成为一条利禄之途。此后的科举制，进一步满足了等级专制制度要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目的。在西方，正当伽利略为近代科学奠定基石的时候，中国那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宋应星就在写《天工开物》，同时他沉痛宣称“此书与功名利禄毫无相干也”。可见，直到近代为止，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不需要本身具有独立价值的科学知识，人们的聪明才智也还不可能被引向科学研究之路。中国的社会条件还远远没有成熟到足以使近代科学在中国得以诞生和发展的地步。

　　导致近代科学诞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原因，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双方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与中国相比，西方思想大抵上更多是属主智主义的。“哲学”一词在辞源上本来就是“爱智慧”。甚至像苏格拉底那样有着浓厚伦理色彩的人，也标举这样的口号：“知识就是德行。”中国思想的传统，其主流是主德而非主智的，知识从来就是附属于德行，为德行服务的，它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所以追求真理在中国首先而且主要地就不是指获得知识，而是指履行道德义务。儒家崇德行于上位，道家不但要求“绝圣”，同时还要“弃智”。但在西方，哪怕是在中世纪的神学论证里，往往也可以看到有一种强烈的主智主义的倾向，要求假手逻辑推论的方式来论证自己的信仰，如上帝存在之本体论的证明之类。而中国哲学则习惯于用比喻，而不用逻辑推论。归根到底，是认为更高一级的道德真理，是不能由更低一级的知识来加以保证或证明的。这样也就决定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知识或真理本身也没有独立的内在价值：我们不能（或不应该）为知识而追求知识，只能为尽人伦而求知识。中国历代仁人志士的献身，都是为了仁义道德（成仁取义），而不是为了追求某种纯粹理性即科学认识上的真理（如伽利略因为相信哥白尼的日心说而遭受迫害）。中西方思想的对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主德与主智的对比，是道德与知识的对比，亦即伦理与科学的对比。也许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伦道德的缘故，所以中国便没有西方那种意义上的宗教。西方宗教可以说也有两重性：就其强调信条而言，它和科学的理性是互不相容的，但是就它那种永不满足地追求无限的精神而言，它又和科学有相同和相通之处。与此相关的一个最值得瞩目的历史事实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既没有西方古代的原子论，也没有西方近代的机械论。而这两者一脉相承，对近代科学与科学思维方式的发展，构成为一个最基本、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大体来说，中国思想家们大多习惯于把个体纳入总体之下和之中加以考察，他们的世界观从来都是整体主义的和有机主义的，而非原子论式的或机械主义的。未来科学思想的发展若如李约瑟博士所云，将是从机械的、分析的轨道转到有机的、综合的轨道上来，那么，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和智慧肯定将对此作出重大贡献。不过，机械的、分析的思维方式毕竟仍是近代科学不可或缺而又不可逾越的第一步。“知识无跳跃”很可能是确切的、普遍的规律，毕竟是先要进行孤立的分析，然后才有总体的综合。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撇开机械的分析而径直要求把握道体之大全。这或许就是中国之所以没有能自行步入近代科学殿堂的思想上的原因了。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