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学术争论不起来？

    西方有一幅关于古希腊学术园的著名油画，画中人物主要是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二人的从学术院里并排着走出来，一边走，一边争论着，画中柏拉图竖起一个指头，而亚里斯多德却非常自信地审视着，学院里其他弟子则散落两旁，认真地倾听着。我猜想，亚里斯多德那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就是在这场争论中说出来的。看孔子的像，就显得孤单多了。孔子的像被画成了一个孤独的老头，半弯着腰，衣冠博带，双手叠加在一起，双手只露出了几个指头，面容微笑谦和。

　　这些画像是不当年的真实人物，现在不得而知了。但是，即使是后人凭借想像画出来的，那也不是无中生有的结果，而是根据历史资料与他们留下的思想言论的合理推测。孔子三千弟子，为什么画像只显示一个落落寡欢的孔子呢?原因还在于，孔子是作为中国第一圣人出现的，而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则是以西方哲人出现的。圣人与哲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圣人是真理占有者，甚至就是真理本身的化身，是不容质疑的，而哲人则是真理的追求者，在追求真理过程中，人们是平等、自由、开放的。因此，孔子独断的话语方式，自然也就造就了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后来历代帝王将他加封成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其内在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当一个人成为真理的化身时，那么，自然就没有必要再讨论了。因此，到南宋时的朱熹才会说出：“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如长夜”这样的话来。

　　再看古希腊画像中，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画像，他们衣着简单，额头发亮，手脚粗壮有力，青筋暴露，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体脑结合的产物。而孔子峨冠博带，浑身只露出几个半截的手指，充满了神秘感，往那里一站，连腰都伸不直。一个民族文化的密码，常常可以从这些不经意产生的细节中体察出来。

　　有一个在广州中山大学读理工类博士的年轻朋友问我，为什么西方的学者常常可以为学术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仍然可以成为良师益友，而在中国则不行?提出这个问题，我想博士肯定是经历了太多太多“同而不和”的事件，才会有如此感慨。我给他的回答是：西方的学术思想传统，自古希腊时起就是一种自由、开放、平等讨论的传统，他们的表达方式主要是对话方式，后来到亚里斯多德则发展为专论形式。那是要辩论，要推理，要摆出证据的。目的是要追求真理。而中国自孔子时起，就是一个人独断专行，那种语录体，常常给人一言九鼎，不容质疑的感觉。目的是“学而优则仕”，“读也，禄在其中”，追求的本来就不是什么真理，而是仕禄权位。真理是需要自由平等开放讨论的，而仕禄权势地位是封闭性、等级制的，具有严重的排他性，那些所谓仁义道德，本来就只是用来换“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的。当然，不容别人染指了。事实上《论语》中学生几乎所有的质疑，都受到了孔子的恶意报复。不是被骂为朽木粪土，就是被骂为“小人哉”。有这样的传统，谁还敢面向真理，质疑问难?传统文化是有遗传性质的。其遗传基因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学术界基本上只是唱颂歌，面对权威与学霸，人们只有唯唯诺诺，俯首帖耳的份，哪里还敢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林语堂是幽默大师，他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一文中说：“老实讲，中国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在生理上也有相当的腐化，文明生活总是不利于民族的。中国人经过五千年的叩头揖让跪拜，五千年说‘不错，不错’，所以下巴也缩小了，脸庞也圆滑了。一个民族五千年中专说‘啊!是的，是的，不错，不错’脸庞非圆起来不可。”随着脸庞的圆滑，中国人的性格也变得圆润了。

　　学术上缺乏讨论的气氛，这只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又有文人相轻的陋习。为什么缺乏学术讨论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文人又会有相轻的一面呢?那是因为相轻的只是利益，而不是对真理的追求。这种相轻，其实也很可理解的。大家其实心中都没有什么真理需要追求与坚守,有的只是有限的位置与有限的仕禄资源。你得到了，就意味着我将失去，在这种情况下相轻，甚至相害，都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学术传统，常常因逻辑缺乏，而无法正常展开讨论。他们心中蕴藏的只是几句圣人之言与格言警句，就像“文革”时大家争相背诵的“毛语录”一样，其实都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也讲不出道理，只是大家憋着一口气，把那些语录当成旗帜与虎皮来谋自己的私利而已。这种传统其实自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集《论语》就开始了。

　　如果目的是追求真理，那么，有越多的人参加讨论，学术就越可能繁荣。大家就越高兴。无论讨论得多么激烈，只要大家言之有理，都是可以宽容接受的。因此，西方的学术越讨论就越多，流派也纷至沓来。终于发展到今天洋洋大观的地步。而中国的学术则自孔孟老庄开始，逐渐式微，终于发展到现在的“一代不如一代”。

　　身处中国学术界，对博士所提的那个问题是深有感触的。中国的学术界其实是一片死寂或者一片颂歌。很难看到一个依学理讨论的气氛。中国的大学基本上没有什么学术讨论。即使是开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也是按照官位的等级排好座位，然后依次上台念自己的稿子。要是哪位年轻学子不谙世事，向台上的新老权威发起质疑来，那后果就非常严重了。得罪老权威还好些，只要熬过老权威的生理极限，就可以得解放，而得罪学术新贵的下场，弄得不好，三十年内，教授没有你的份，课题也没有你的份，召开学术会议也不会有你的份，甚至连上课的资格都不会有。在中国大陆，一间大学里，常常是你占这个山头，他占那个山头，大家互相打得不可开交，却没有一次是真正的学术讨论。而且这种文人相轻传统，世世代代，渊源流传，一代宗师，一脉相传。因此，中国召开的所谓学术会议，其实与水泊梁山上108将，排座次分果果是一回事。大家都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说一通不疼不痒，可有可无的废话，然后大家当面互相恭维，事后大家在后面互相辱骂。晚辈则千方百计地向学术权威的前辈凑近乎，混个脸儿熟，以便将来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职称论文，或者申请科研课题上能够助一臂之力，以便将来也成为新的学霸与学阀，找机会接过洪七公的绿玉杖，成为新帮主。因此，大家把酒喝得昏天地暗，把肉麻的话说得像天女散花一般，整个过程鸡飞狗跳，人仰马翻，好不热闹。

　　这种学术会议我也参加过几次后，便再无兴趣了。这种现象倒是印证了孔子的那句话：“小人同而不和”。一个缺乏对真理追求，没有精神信仰的民族，大约只能够有如此定数吧，可谁能够想到，始作俑者其实就是孔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