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
诺奖检验的是一个国家对人类知识大厦的贡献度；中国确实需要一次诺奖来证实自己在人类知识的大厦中能够占据一席之地
又到了一年一次诺贝尔奖开奖的时候。今年的诺奖――具体地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中国作家莫言问鼎的概率较大，已经吊足了国人的胃口。
根据外媒报道，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很可能在中国作家莫言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中产生，连全球著名博彩公司Unibet也把宝压在莫言身上。莫言能否最终摘得这顶“贵冠”，不到公布一刻谁也不知道，因为相比诺奖的其他奖项，文学奖的变数最大，可预测性最差，但不管怎样，其能上博彩公司赔率表的第一顺位，表明中国离诺奖又近了一步。
诺奖自1901年设立以来，已走过整整一个世纪，全世界共有近800人获得过该奖。但是在整个20世纪，中国与此奖项无缘。进入21世纪，虽然有包括诺奖得主在内的作家和科学家预测中国不久在文学和物理学等方面会有人摘得诺奖，然10年又过去，中国本土科学家和作家还是未能出现在这个获奖名单上（严格地说，中国有作家获得过诺奖。2000年，旅法作家高行健获得该年度文学奖，虽然高此时已加入法国籍，但其获奖小说《灵山》却是在中国完成的，并于1992年以瑞典文出版，所以应该看做此奖是颁给中国作家的，事实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机构也是这么看待的），这不免让人有些五味杂陈，情何以堪。
若说过去中国经济落后，科学技术不发达，学术研究不受重视，文学也不繁荣，对诺奖不敢奢望，或者即使奢望也难以获得，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么，从本世纪开始，中国的国力和科学技术有了快速发展，尤其是近几年，奥运也举办了，航天员也在太空行走了，“嫦娥奔月”梦想也实现了，经济实力也已跻身世界第二了，唯独在科学和文学竞赛中，没有一个中国人以中国的名义获得诺奖。难道诺奖对中国的作家和科学家格外吝啬？这对自诩文化历史悠久，人口又众多的中国人来说，确实尴尬无比。
因此，国人有诺奖情节，为诺奖纠结、耿耿于怀甚至魂牵梦萦，都可以理解。按照诺贝尔当年的遗嘱，他设立诺奖的目的，是旨在奖励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文学以及和平领域（1968年又增加了经济学）中“对于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依照这个遗嘱，中国在过去整整100多年，没有能够诞生“对于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也就是说，在人类创造的知识大厦中，十几亿中国人并没有贡献多少份额，如果不讲零的话。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在诺奖的竞争中还不如一些小国？我们当然可说诺奖在评选过程中，有很多偏见和失误，其得主，也并非个个都是人中龙凤，完全达到了诺贝尔当年的设想要求。这在文学奖、和平奖甚至经济学奖中很明显。也可以对诺奖持不屑态度，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科学和文学成就，但毕竟不能代表一国的国力，更不能解决吃饭问题，而这些对一个国家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虽然如此，我们却万不可轻视它。因为诺奖代表的是人类的未来，它看重的是某位科学家对某一领域长期的、有革命意义的贡献，它所奖励的是原始性创新科技，是对人类整个文明、社会进步都有重大作用的基础科学研究。换言之，诺奖检验的是一个国家对人类知识大厦的贡献度。
由此来看，要获得诺奖，必依赖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解决人类之前没有解决的问题；二是不能急功近利，跟着政府项目走，要能够沉潜下来，埋首做学问。前一点讲的实际是诺奖的价值指向，也即是诺奖提出的问题及答案要与人类的福祉有关。这在自然科学奖项方面不成问题，因为自然科学研究的都是人类面临的难题，没有国别之分。但对经济学奖，则是个问题。因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国别之分，就好比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解释，是国际经济学界的一门显学，但迄今并没有经济学家以此而获得诺奖的。所以，中国学者要想获得经济学奖，不能仅对中国的改革做出解释，提出中国的问题，而必须是人类共同面对的经济难题。但在这方面，我们与世界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解释世界的能力不太高。
后一点讲的是做学问的态度，也适合每个学者，不过中国在这方面更突出。态度实际与环境有关，也就是它涉及到一个国家的科研和学术的体制与环境。造福人类的原始创新研究和重大科技发明与发现，固然跟一国的总体经济实力相关，然更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科研环境以及科技政策和管理体制。科研和创作是否有学术民主，能否自由探索，并得到公正评价，对于能否获得诺奖其实比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当前中国的学术和创作环境普遍浮躁，教育和科研的行政化、功利化和科层化倾向明显，以论文数量为衡量标准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评价体系，以及围绕政府做项目和研究，扼杀了人才的创新能力，导致科研成果和学术研究重量不重质，难以对人类的知识增添新的材料。
总之，作为一个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正在不断上升的国家，中国确实需要一次诺奖来证实自己在人类知识的大厦中能够占据一席之地。中国人对诺奖的情节，正反映了这种应得而未得的纠结心理。这并非坏事，但倘若我们能够从诺奖情节中深入进去，反思和改正科研和学术体制的缺陷，则幸矣。
又到了一年一次诺贝尔奖开奖的时候。今年的诺奖――具体地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中国作家莫言问鼎的概率较大，已经吊足了国人的胃口。
根据外媒报道，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很可能在中国作家莫言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中产生，连全球著名博彩公司Unibet也把宝压在莫言身上。莫言能否最终摘得这顶“贵冠”，不到公布一刻谁也不知道，因为相比诺奖的其他奖项，文学奖的变数最大，可预测性最差，但不管怎样，其能上博彩公司赔率表的第一顺位，表明中国离诺奖又近了一步。
诺奖自1901年设立以来，已走过整整一个世纪，全世界共有近800人获得过该奖。但是在整个20世纪，中国与此奖项无缘。进入21世纪，虽然有包括诺奖得主在内的作家和科学家预测中国不久在文学和物理学等方面会有人摘得诺奖，然10年又过去，中国本土科学家和作家还是未能出现在这个获奖名单上（严格地说，中国有作家获得过诺奖。2000年，旅法作家高行健获得该年度文学奖，虽然高此时已加入法国籍，但其获奖小说《灵山》却是在中国完成的，并于1992年以瑞典文出版，所以应该看做此奖是颁给中国作家的，事实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机构也是这么看待的），这不免让人有些五味杂陈，情何以堪。
若说过去中国经济落后，科学技术不发达，学术研究不受重视，文学也不繁荣，对诺奖不敢奢望，或者即使奢望也难以获得，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么，从本世纪开始，中国的国力和科学技术有了快速发展，尤其是近几年，奥运也举办了，航天员也在太空行走了，“嫦娥奔月”梦想也实现了，经济实力也已跻身世界第二了，唯独在科学和文学竞赛中，没有一个中国人以中国的名义获得诺奖。难道诺奖对中国的作家和科学家格外吝啬？这对自诩文化历史悠久，人口又众多的中国人来说，确实尴尬无比。
因此，国人有诺奖情节，为诺奖纠结、耿耿于怀甚至魂牵梦萦，都可以理解。按照诺贝尔当年的遗嘱，他设立诺奖的目的，是旨在奖励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文学以及和平领域（1968年又增加了经济学）中“对于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依照这个遗嘱，中国在过去整整100多年，没有能够诞生“对于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也就是说，在人类创造的知识大厦中，十几亿中国人并没有贡献多少份额，如果不讲零的话。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在诺奖的竞争中还不如一些小国？我们当然可说诺奖在评选过程中，有很多偏见和失误，其得主，也并非个个都是人中龙凤，完全达到了诺贝尔当年的设想要求。这在文学奖、和平奖甚至经济学奖中很明显。也可以对诺奖持不屑态度，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科学和文学成就，但毕竟不能代表一国的国力，更不能解决吃饭问题，而这些对一个国家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虽然如此，我们却万不可轻视它。因为诺奖代表的是人类的未来，它看重的是某位科学家对某一领域长期的、有革命意义的贡献，它所奖励的是原始性创新科技，是对人类整个文明、社会进步都有重大作用的基础科学研究。换言之，诺奖检验的是一个国家对人类知识大厦的贡献度。
由此来看，要获得诺奖，必依赖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解决人类之前没有解决的问题；二是不能急功近利，跟着政府项目走，要能够沉潜下来，埋首做学问。前一点讲的实际是诺奖的价值指向，也即是诺奖提出的问题及答案要与人类的福祉有关。这在自然科学奖项方面不成问题，因为自然科学研究的都是人类面临的难题，没有国别之分。但对经济学奖，则是个问题。因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国别之分，就好比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解释，是国际经济学界的一门显学，但迄今并没有经济学家以此而获得诺奖的。所以，中国学者要想获得经济学奖，不能仅对中国的改革做出解释，提出中国的问题，而必须是人类共同面对的经济难题。但在这方面，我们与世界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解释世界的能力不太高。
后一点讲的是做学问的态度，也适合每个学者，不过中国在这方面更突出。态度实际与环境有关，也就是它涉及到一个国家的科研和学术的体制与环境。造福人类的原始创新研究和重大科技发明与发现，固然跟一国的总体经济实力相关，然更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科研环境以及科技政策和管理体制。科研和创作是否有学术民主，能否自由探索，并得到公正评价，对于能否获得诺奖其实比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当前中国的学术和创作环境普遍浮躁，教育和科研的行政化、功利化和科层化倾向明显，以论文数量为衡量标准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评价体系，以及围绕政府做项目和研究，扼杀了人才的创新能力，导致科研成果和学术研究重量不重质，难以对人类的知识增添新的材料。
总之，作为一个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正在不断上升的国家，中国确实需要一次诺奖来证实自己在人类知识的大厦中能够占据一席之地。中国人对诺奖的情节，正反映了这种应得而未得的纠结心理。这并非坏事，但倘若我们能够从诺奖情节中深入进去，反思和改正科研和学术体制的缺陷，则幸矣。
邓聿文为资深媒体人、民革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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