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眼中的“李约瑟难题”

吴景超在《独立评论》时期，有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就是他提出了类似于后来常说的“李约瑟难题”，并给予了回答。

1935年8月吴景超在《独立评论》162期发表《论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吴景超引述倭克朋在《社会变迁》一书中的观点，认为“发明的能力，既然是根据于文化基础，那么中国发明的成绩，所以不如别人，乃是因为文化基础薄弱，而非由于民族的智慧有什么欠缺，是很显然了。我们现在正在吸收别国的文化，或者可以说是正在充分的世界化。假如这一点能够做得圆满，那么我们自然也能够发明许多东西，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所以中国过去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太差，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而非生物的问题。”

吴景超接着阐述到：“也许有人要问，中国为什么缺乏发明的文化基础？这个问题如换一个问法，便是中国为什么缺乏自然科学？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愿意提出几个假设来，以供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参考。中国的自然科学不发达，第一便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没有用在这个上面。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其用心的对象，并不是私人的意志决定的，而是环境的学术空气代为决定的。中国自西汉以后，知识分子的心力，都用在儒家的几部经典上面。在这种工作上面，我们的祖宗，也曾表示了许多难能而并不可贵的本领。譬如背诵十三经，首尾不遗一字，有许多儒者便做到了。我还遇到过能背汉书的人。但还没有听人说过，西方有什么学者，能背诵柏拉图的共和国，或卢梭的民约论。这种耐心，这种毅力，假如改变了途径，用在自然科学上面，不见得就没有成就罢。一个在自然科学上没有下过功夫的民族，对于自然科学，自然没有成绩可说。但没有下过功夫，并非不能下功夫，这一点我们是要认识清楚的。”

“第二，我们的自然科学所以不发达的原因，乃是由于我们在建筑文化基础的过程中，受别个文明国家的益处太少。我们偏在东亚，而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大多数都在西方。我们与他们，因为过去交通不便的缘故，接触是很少的，所以他们所产生的文明，我们不能借来做我们的文化基础。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化基础，在十九世纪以前，虽然已经含了不少外来的成分，但大体可以说是我们自己建筑起来的。欧洲各国，因彼此距离很近，一国的发明，不久便成为各国共同的所有品，所以他们文化基础，可以说是各国共同建筑起来的。研究瑞典文化的人曾估计过，瑞典文化中，外来的成分，比自己创造的成分为多。这是西方各国占便宜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吃亏的地方。假如在中世纪时代，欧洲与中国，交通便有今日的方便，那么他们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文化，便可一点一点的传入中国，成为我们的文化基础。也许中国便有一部分人，受了这种文化的影响，便加入工作，加入自然科学的研究。真能如是，我们今日一定有很光荣的发明可以自豪了。”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吴景超提出的问题和他的表述，实际上就是科学史研究当中常说到的李约瑟难题。

吴景超发表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35年。而李约瑟难题的由来，据李约瑟自己回忆是在1938年。他说：“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区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见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自然杂志》第13卷，1990年第12期。转引自张秉伦、徐飞《李约瑟难题的逻辑矛盾及科学价值》，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6期，第36页）根据吴景超文章发表在前的事实，至少可以说，李约瑟在提出他的问题时，很可能受到了吴景超这篇文章的启发，李约瑟那时是有条件看到像《独立评论》这样常见的中文杂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