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科学家

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曾经说过一句颇具争议的名言，“在和平时期，一个科学家是属于全世界的；但在战争时期，他却属于他的祖国。”倘若自己的祖国深陷一场非正义的战争，那些心怀正义感的科学家们就不得不面临艰难甚至危险的抉择：参与、逃避还是反战。哈伯和他的同胞卡尔・史瓦西（KarlSchwarzschild）都是直接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科学家，但他们的经历却给后世留下了截然不同的故事和反思。

1873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一个犹太家庭的史瓦西是个少年天才，不到16岁就发表过两篇天体物理学的论文。1896年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史瓦西先后在哥廷根大学和波茨坦天文台工作，成为著名的天文学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尽管他当时已年过四十。史瓦西先后服役于西线和东线战场，军衔升至炮兵上尉。1915年，就在爱因斯坦发表他的广义相对论不久之后，身处对俄作战前线战壕中的史瓦西完成了两篇有关广义相对论的重要论文。他的论文不仅给出了爱因斯坦场方程的第一个严格解，而且提出了引力和黑洞理论中影响深远的“史瓦西度规”和“史瓦西半径”。1915年12月22日，史瓦西致信爱因斯坦，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对爱因斯坦理论的不同看法。随后爱因斯坦将史瓦西的论文推荐给普鲁士科学院会刊，但史瓦西本人却没有能够看到自己的论文最终发表。1916年5月11日，饱受天疱疮之苦的史瓦西不幸撒手人寰，享年仅43岁。假如没有那场生灵涂炭的战争，史瓦西或许不会英年早逝而对物理学和天文学做出更大的贡献，但科学史上也将少了一段他在战壕中写出重要论文的传奇与佳话。

与史瓦西相比，哈伯则是战争的积极参与者。这位也拥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化学家，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发和部署毒气武器而被称为“化学战争之父”。出生于1868年的哈伯，从小就对化学怀有浓厚的兴趣，青年时先后就读于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之后在卡尔斯鲁厄大学任职。在卡尔斯鲁厄大学工作期间，哈伯与同事卡尔・博施（CarlBosch）合作，研究出利用氢气和氮气在高温高压下发生催化反应合成氨的方法。这一方法堪称化学工业的里程碑，使人工氮肥得以普及，全世界的农业从此摆脱了先前只能依靠天然氮肥的局面。哈伯和博施因而荣获了191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哈伯作为德军化学兵工厂的负责人研制和生产了氯气和其他毒气，并将这种特殊武器投放到前线的堑壕战中，造成了敌方和平民近百万人的伤亡。为此哈伯在科学界饱受争议甚至指责，他也由此才以科学家在非常时期应为祖国服务这样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其实面临同样伦理困境的科学家大有人在，差别只在于自己的祖国处于正义还是非正义的一方。例如法国化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Pasteur）在普法战争爆发后出于对德国侵略者的憎恨，毅然决然地将波恩大学颁发给他的荣誉学位证书退还，并说出了那句传世名言：“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同样出于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量子矩阵力学的创始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维尔纳・海森堡（WernerHeisenberg）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坚持留守在德国，因此也难免不为纳粹政权效力。作为纳粹德国核武器项目的领导人，海森堡在战争结束后被捕。至于海森堡本人实际上是故意拖延了纳粹德国的原子弹计划还是力不从心而无法完成该计划，成为科学界长期以来莫衷一是的话题。

科学家们在战争期间的伦理选择也会影响自己的家人。尽管哈伯作为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他研制化学毒气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做法却触及了包括他的妻子克拉拉・伊梅瓦尔（ClaraImmerwahr）在内的众多科学家的道德底线。对哈伯百般劝阻无效后，同样身为化学家的伊梅瓦尔于1915年5月2日在家中用丈夫的左轮手枪饮弹自尽，以示抗议。他们的儿子赫尔曼・哈伯出于对父亲所作所为的羞愧，也在31年后不堪心理重负而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