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做科普“梗”在哪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为新时期我国科普工作指明了方向。

科普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特别是需要一线科学家的积极参与。然而，不可否认的现实是，除少数热心的科学家外，中国一线科学家从事科普的热情并不高。这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无论如何都不是好事情。那么，科学家做科普“梗”在哪儿呢？

为什么中国科学家会普遍远离科普？

一是科学家不愿做科普。所谓的不愿做，就是没有内在动力去做科普。现有的评价体制，只认科研人员的专业学术研究成果，科普工作并未纳入对科研人员的考核中。在这个指挥棒下，许多科研人员就是想做科普，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要知道，在中国任何一个学术单位，一线科研人员的考核压力都是巨大的，特别是中青年科研人员，他们面临着生存和晋升的双重压力，“识时务”做好本职工作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做什么科普，那是退休老头老太的事儿。”这是笔者所在单位一名优秀的科学家亲口所言，反映的就是很多科研人员的真实想法。我们也的确可以发现，本该安享晚年、退休了的老科学家却成了我国科普工作最积极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总之，科普不能当饭吃，没有建立相应的鼓励科学家做科普的体制机制是导致一线科研工作者普遍远离科普的根本原因。

二是科学家不屑做科普。在我国，有些科学家嘴上说科普很重要，但其内心深处仍然轻视甚至于鄙视做科普。一线科研工作者从事科普工作往往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不思进取；圈内人也普遍看不起搞科普的科研人员，认为科普是“小儿科”，只有水平不高的“科研做不下去了才去做科普”，高水平的研究者是不会去搞科普的。故此，在很多情况下，做科普不但不会给一线科研人员在学术圈内的形象加分，反而会被认为是“好出风头”、“名利思想重”、“想出名”，对个人形象的塑造甚至是负面的。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这就是目前我国科技界的冷酷现实。

三是科学家不擅长做科普。术业有专攻，学问做的好的科学家不一定擅长做科普，因为科普工作也有它自身的学问和规律，科普要取得好的传播效果也并非易事。比如，它需要新颖的形式，深入浅出的表达，公众喜闻乐见的表现方式等等。而现实是，科学家虽然是某一科技领域的专家，但他们往往缺乏有关科学传播的训练，在从事科普工作的技巧、经验和能力等方面储备不足。总之，对于不少科研人员来说，撰写学术论文和科研报告他们是行家里手，但搞科普他们在初期阶段或许也是蹩脚的。

四是科学家不敢做科普。当前，舆论环境也对不少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产生消极影响。比如，科研人员在面对媒体对热点科学问题进行解读时，经过多次传播，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误读或曲解，继而遭到各方面的非议甚至谩骂，这使得原本一腔热血投入科普工作的科研人员深受打击，从此不愿再“惹火上身”。科研人员不愿意抛头露面做科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怕“败坏了自己的名声”。本来，做科普是可以提升科研人员研究工作的社会显示度的，是一桩两全其美的大好事，但在目前中国特殊的境况下，造成科学家做科普要冒一定的风险，这的确非常令人尴尬。

总之，囿于种种原因，导致一线科研工作者普遍远离科普，这也是我国科普工作整体水平明显偏低的重要原因。在此背景下，集“科学家”与“科普家”于一身的人，就特别急需。因此，提升科研工作者参与科普的积极性，增强科普的实效性，注重发挥科技创新成果的社会价值，深入挖掘并弘扬科技创新活动的文化价值，就显得尤为紧迫。

为什么迫切需要科学家参与科普工作？

这要从科学家群体的特点和其自身优势说起。我们知道，一线科学家处于科学研究的最前沿，他们对科技热点谙熟于心；此外，与普通人一样过现实生活，又使他们能够敏锐捕捉并能准确地了解公众对哪些科学内容感兴趣、希望了解哪些科学问题。也就是说，他们集“专业人士”与“普通公众”于一身，而这恰恰是一般的科普作家和媒体从业者所不具备的。也就是说，科学家做科普，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功能价值。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青年科学家郑永春、中山大学教授李淼、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等就在这方面做出了成绩，做出了榜样，做出了影响。

当前，要提升我国科普工作的实效性和整体水平，就必须提高广大一线科研人员从事科普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打消他们从事科普工作的顾虑和疑惑，提升他们从事科普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当务之急，就是“要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特别是要充分认识科普工作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战略意义。具体而言，就是要尽快建立激励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的评价制度和体制机制。只有建立起正向的评价体系，以此为导向，才能逐渐扭转一线科学家做科普积极性不高的窘境，更多的“科普家”也才会不断涌现出来。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为2016 年度上海市软科学研究项目《“互联网+新科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